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

——（圣卢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

失去了爱的自由，就失去了整个自由。

——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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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的圆顶很快将沉入暗夜”出自欧阳江河刚刚完成的长诗《埃及行星》。在一个个时间的脆片中，人和历史都是瞬间的化身，而真正伟大的诗歌“圆顶”如何能够不被时间的暗夜所淹没就成了诗人必须面对的诗学难题了。

即将写完这篇阅读札记的时候我收到朵渔从天津寄来的最新一期《汉诗界》（2019年1月总第4期，编号是056）。这期是“伊蕾纪念专号”，在我看来真正的诗人通过文字而一次次重生，也得以在精神世界的星群中恒久闪亮。

而从浩如烟海的当下现场提取出优质的诗歌（文学）文本，仅凭选家、编辑家和评论家的一己之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期人工智能“谷臻小简”的“机器阅读”“深度学习”以及“AI评选”——从2018年20本文学杂志刊发的全部771部短篇小说中评选出前60部的榜单以及一部年度短篇——似乎在更改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秩序、写作法则、文学伦理以及评价尺度：

花城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的《50年代：五人诗选》（于坚、王小妮、梁平、欧阳江河、李琦）就是对历史序列和时间深处“好诗”的一次重新展示，而从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五人诗选》到2017年的《五人诗选》《新五人诗选》再到这次的《50年代：五人诗选》正是通过“五人诗选”的样式在一个极其显豁的诗歌史谱系上呈现了经典化的动因，正如这本诗选的书封所强调的：“中国当代老诗骨新鲜集结，经典新作共一炉精彩纷呈，当尚义街六号和玻璃工厂与巴蜀词典和纸里的火相遇，这就是时光。”而罗振亚先生在这本诗选的《序言》中更是一语中的道破“天机”：

从一个更长时效的阅读时期来看长诗与总体性诗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难度以及长久影响力上都最具代表性。“达尔维什晚期的巅峰之作长诗《壁画》，让我阅读之后深受震撼，这个版本也是薛庆国先生翻译的。达尔维什早期的诗歌基本都是抗议性的诗歌，当然它们也是极为优秀的，但是从人类精神高度的向度上来看，《壁画》所能达到的高度都是令人称奇的。我个人认为正因为达尔维什有后期的那一系列诗歌，他毫无悬念地成为了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吉狄马加《在时代的天空下——阿多尼斯与吉狄马加对话录》，《作家》2019年第2期）每个诗人和写作者都会在现实、命运以及文字累积中（尤其是长诗）逐渐形成“精神肖像”乃至“民族记忆”，尽管这一过程不乏戏剧性甚或悲剧性。

今年3月1日，欧阳江河先生将刚刚在2月28日定稿的长诗《埃及行星》（共二十章）通过微信发给了我。这首最新出炉的长诗仍然典型性地体现了诗人在历史化的精神想象力（精神考古学和思想对位）以及词语想象力两个维度上的突出表现，这也是多年来欧阳江河对智力机巧和修辞技巧的超级迷恋：

出埃及的路上，一道死后目光

落在一大群未归远人的身上

众法老，唤醒同一只黄金大鸟

过往年代有如一个飞翔的黑洞

将木乃伊身上的众声喧哗

深深吸入，用以供养鹰的缄默

暮晚时分，大地像一朵莲花

高耸的圆屋顶很快将沉入暗夜

远处的棕榈树也将被石棺文覆盖 

更远处的大海，漫过鹰翅和万卷书

与金字塔顶的幽深目光齐平 

这不是人类固有的目光 

这是从另一个行星投来的目光 

没有这道目光，鹰眼也就没有海水 

鹰的游历，紧贴在光的脊椎骨上 

光的速度慢下来，以待黑暗跟上

由此我想到的则是几十年来欧阳江河在不同时期所贡献出来的代表性的长诗文本，而长诗写作也成为展现一个诗人综合才能的绝好平台。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还是到了CBD的消费时代以及科技爆炸时代，欧阳江河都拿出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长诗文本，比如《悬棺》《快餐馆》《玻璃工厂》《咖啡馆》《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傍晚穿过广场》《泰姬陵之泪》《黄山谷的豹》以及《凤凰》《看敬亭山的21种方式》《四环笔记》《老男孩之歌》《祖柯蒂之秋》《自媒体时代的诗语碎片》《宿墨与量子男孩》等等。这些文本对于考察那个时代同样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尽管从诗歌内部的构成和机制以及某种写作惯性来看其中会存在着问题。

在诗歌活动化、媒介化成为常态的今天，在诗歌写作人口难以计数的今天，诗人如何写作、如何维持写作的难度和精神深度是常说不衰的问题。《天涯》2019年第1期推出“诗与思”随笔小辑，包括臧棣《诗道鳟燕》、杨炼《剩水图》、西渡《诗学笔记》、王家新《我们所错过的布莱希特》、清平《日思录》、于坚《挺身而出》、孙文波《洞背笔记》、蒋浩《方言》。这整体性地展示了当下汉语诗人的文体意识、当代经验以及精神难度和思想能力。

在《散文诗世界》（2019年第2期）我读到了李亚伟的六篇随笔，名为《身边的诗意》，在《黄珂和他的流水席》《厨子诗人》《客栈诗人》中再次目睹了酒桌上的诗人、沙龙的女艺术家、客栈的诗人和赵野这样的“边缘诗人”，也会想到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和饮酒、交游的生活中的诗意和反诗意、“大学时我就喜欢上了喝酒，而且酒友发展极其迅速，我结交了胡玉、万夏、二毛、敖哥、马松等人，大家经常一起东游西荡，写诗喝酒，很快就过上了诗酒风流的快活日子。我经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很多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厨子诗人》）而2018年12月中旬在西双版纳景洪的夜色里，李亚伟和默默一直在喝酒，不胜酒力的我只能勉强陪了两杯。

在这个漶散莫名而又自我极其膨胀的年代，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在一定程度上长诗可以作为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综合性指标，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写作近乎失控的时代正需要重建诗歌的整体感和方向性，需要诗歌精神立法者的出现。刚刚过去的2018年恰好就是长诗创作的丰收之年，2019年开端又有《人民文学》《钟山》《作家》《作品》《青春》《滇池》《边疆文学》等综合性文学刊物推出了数位诗人的最新长诗。其中刘年的《摩托车赋》颇值一读，既是近年来刘年“在路上”的见证又是一个诗人精神能力的显影。

先锋诗评家陈超先生在《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力之光——先锋诗歌20年，一份个人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以相当精审、敏锐的个人和历史视域回顾了先锋诗歌20余年的文体和精神发展史。而我之所以强调这篇独特的文章在于想指出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尤其是极少一部分的长诗写作，确实蕴含了一种独具个性而又相当重要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深入现实的精神向度。这种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历史想象力较之80年代仍然带有写作“青春期”惯性和文化狂想症。按照陈超先生的解释，个人前提下的历史想象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显豁的噬心问题。换言之，历史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兼具时代和生存的历史性，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

2019年第1期《青春》刊发了于坚的长诗《莫斯科札记》并附有韩东的导读文字：“于坚是继北岛之后现代汉语最重要和卓越的诗人，北岛是先行者，于坚是集大成。早年，于坚以先锋姿态示人，其写作实践影响了一代人或几代人。近年来于坚写作的体量日趋庞大，内容丰富庞杂，可谓气象万千……其形式意蕴亦有全新变化。于坚敢于自我否定和自始至终的探索精神对后来者而言是一个激励，也是一份礼物。”

于坚的这首最新长诗的开头让我想到了他当年的另一首长诗《飞行》，于《莫斯科札记》再次体现了于坚强烈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个人化历史的全景展现。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被深度描写般地推送到我们面前，“那一年我们用三轮车搬家 / 从里仁巷搬到了东风西路 / 苏联人设计的小房子 厕所在一楼”。这与《尚义街六号》《罗家生》有着内质的历史谱系，这也是于坚对自己几十年写作的一次致敬和总结。

《滇池》2019年第1期则刊发了海男长诗《夜间诗》。这是一个夜间漫游者的歌者，且一身黑衣，“那个身穿白色长袍的幽灵一定是自己前世的影子”。她擅长编织术，但一生都在反复编织着一个语言荆棘的花冠。她也试图砍凿一个橡树独木舟去远行。黑夜，注定了时间和体验、情绪也是低郁的、黑色调的，正如海男递给自己的黑色钢笔和“黑色的日记”——她的梦书却是绚烂至极。黑，是时间之伤、女性之伤和想象之伤。这是一个在诗歌空间里反复徘徊、出走、逃离、奔跑、游离、溢出、不安的女性——“一个人死了但仍在梦中逃亡”“我的一生是逃亡的一生”“我的一生，是一个身穿裙子逃亡的历程”。

白日梦替代了白天和尘世。那么，一次次逃亡和出离，她是否寻得了宁静的时刻？这是解读海男诗歌的一个必经之途。在长诗《夜间诗》的第39部分，海男将精神出逃的过程推向了戏剧化的高潮。三次出逃的叙事，具体而又抽象的人生三个阶段（黎明、人生的正午、人生的下午）以及精神隐喻的“手提箱”，都高密度而又紧张地呈现了女性成长仪式的代价。尤其是叙事和抒情、自白和呈现、经验与想象的平衡使得这一精神履历足够代表女性精神的内里。“母”与“女”在出逃之路上的影像叠加和精神互现，反复出现的车站、车厢、柳条箱、书籍、经书，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所扭结的正是一个女性的“情感教育”和精神成长仪式的不安旅程。出逃就是要摆脱成为“终生的囚徒”和“永恒的囚徒”，寻得一个打开自由的钥匙，其出逃的终点自然是灵魂的安栖寓居之所：

逃离了高速公路，再进入村庄果园再进入一座古刹 

再进入一间小屋，灵魂便安顿下来

值得提及的是，箱子（手提箱）在海男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经验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比如她的小说、散文、自传和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皮箱，比如诗歌《火车站的手提箱》）——移动、迁徙、漂泊、出走、游离、漫游、未定、不安。26岁的海男和19岁的妹妹海惠的充满了青春期幻想和冲动的黄河远足以及对《简爱》《呼啸山庄》的疯狂阅读，都必然导致了女性的精神漫游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自我成长和情感教育。

《钟山》2019年第1期发表了胡弦的长诗《蝴蝶》以及周伦佑的《春秋诗篇》（七首）。

胡弦的诗歌话语方式对当下汉语诗歌写作具有某种启示性。诗人一方面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发现与认知（来路），另一方面作为生命个体又希望能有一个诗意的场所来安置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去处）。这一来一往两个方面恰好形成了光影声色的繁复交响或者变形的镜像，也让我们想到一个诗人的感叹“世事沧桑话鸟鸣”。各种来路的声色显示了世界如此的不同以及个体体验的差异性。但是，问题恰恰是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日常经验以及写作经验在当下时代已经变得空前贫乏。是的，这是一个经验贫乏的时代，而胡弦的启示性正与此有关。

无论是一个静观默想的诗人还是恣意张狂的诗人，如何在别的诗人已经蹚过的河水里再次发现隐秘不宣的垫脚石？更多的情况则是，你总会发现你并非是在发现和创造一种事物或者情感、经验，而往往是在互文的意义上复述和语义循环——甚至有时变得像原地打转一样毫无意义。这在成熟性的诗人那里会变得更为焦虑，一首诗的意义在哪里？一首诗和另一首诗有区别吗？由此，诗人的“持续性写作”就会变得如此不可预期。胡弦则在诗中自道：

比起完整的东西，我更相信碎片。怀揣

一颗反复出发的心，我敲过所有事物的门

而每次和胡弦见面的时候，他都会谈到近期在写作遇到了一些问题——在我的诗人朋友中每次见面谈诗的已经愈来愈少——正在寻找解决的方法等等，比如他近年来一直在尝试的“小长诗”的写作（《蝴蝶》《沉香》《劈柴》《葱茏》《冬天的阅读》等）。

流行的说法是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已经被诗人和植物学家反复掂量和抒写过了。那么，未被命名的事物还存在吗？诗人如何能继续在惯性写作和写作经验中电光石火的瞬间予以新的发现甚至更进一步的拓殖？不可避免的是诗人必须接受经验栅栏甚至特殊历史和现实语境的限囿，因为无论是对于日常生活还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修辞能力而言，个体的限制都十分醒目。

当在终极意义上以“诗歌中的诗歌”来衡量诗人品质的时候，我们必然如此发问——当代汉语诗人的“白鹭”呢？胡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具体到我自己，年岁虽已不小，但总觉得现在的写作像一种练习，是在为将来的某个写作做准备。我希望把创作的力量保持到暮年”。从精神视野以及持续创作能力而言，诗人应该是一个能够预支晚景和暮年写作的特异群类，就像瓦雷里一样终于得以眺望澄明。

周伦佑的《春秋诗篇》完成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通过与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的精神对话以及诸子时代的“春秋精神”、哲学思想以及悲剧命运体现了一个当代诗人与历史化传统之间的深入互动和对话关系。正如周伦佑所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七首诗《太阴的奥义——老子<道德经>的隐喻诗学解读》《庄周被蝴蝶梦见——读<庄子>破译“庄周梦蝶”千古迷思》《帝王师的哀荣——孔子晚年行迹考》《侠者的隐遁——读<墨子>想墨者的任侠精神》《涵养天爵——仰首天境读<孟子>》《诸子终结者之死——韩非之死的前言后记》《春秋有诗——从诸子时代读“春秋精神”》的注释多达八十三条之多，这不仅体现了一个当代诗人的知识和学养，也在另一种向度上体现了传统精神资源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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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写作中所处理的事物和世界不是外加的，而是作为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的直接对应。包括组诗《谈谈鸟儿》（《文学港》2019年第3期）在内，近年来的哨兵近乎是一个一意孤行的写作者，他一直在孤独和隐忍中写作，一直在召集词语完成他个人的地方志和词语心史，甚至还试图用词语去改变现实世界。这不仅是其性格使然，更与这个时代“地方知识”以及因此形成的尴尬、分裂甚至退守、紧缩的写作命运有关。从其几年前的诗集《江湖志》和《清水堡》开始，这种写作路向已经被非常明确地建立起来了。布罗茨基在评价温茨洛瓦的时候曾强调一个诗人与地方空间的重要关系：

这样来说的话，哨兵心中独特之地则是洪湖，尽管这一故乡已经带有了异乡的成分，“在出生地与异乡间 / 飘荡，愿与故土 / 势不两立”（《乡关论》）。

一个诗人如果有了十年左右的写作训练乃至拥有了个人写作史，尤其是有了一定的读者认知度和影响力之后，就很容易因为写作惯性又不自知而导致瓶颈期的出现。2019年年初的时候，“东大陆”青年诗丛六种《春山空》（王单单）、《状物之悲》（果玉忠）、《数羊》（尹马）、《洒渔河》（赵家鹏）、《寻洲记》（张翔武）、《野薄荷》（张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云南的青年诗人尽管颇受外界争议，但是他们总是每每通过文本的成色澄清那些误解和刻板印象，尤其是他们诗歌中的精神能力不得不让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刮目相看。在此，可以其中王单单近期的诗歌为例略作说明。

王单单之所以能够安全渡过瓶颈期，在于自省能力以及诗歌内外的更新能力，而这一自省能力既是精神层面的也是语言层面的，“无论个人的诗歌观念还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有了更为彻底的刷新”（王单单诗集《春山空》的自序《让“诗”立起来，让除此之外的一切垮掉》）。而瓶颈期的形成不仅与诗人自身的认知程度和写作局限有关，也与普通的阅读者和专业批评者的阅读惰性有关。加之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这都使得很多诗人被过早地贴上了标签，以至于让人对其后来的变化熟视无睹。

我此前曾经给王单单写过两篇专论以及一篇访谈，现在看来其中的一些观点和判断（比如乡土写作、地方写作以及底层写作）都要重新修正。而写作和批评之间本应该就是不断生成、彼此打开、相互砥砺的激活与对话关系，可惜的是这一有效的双向关系在很多时候被悬置了。而近期王单单的诗歌就是对阅读和批评的重新刺激乃至惯性印象的纠正，在2018年11月19日给我的短信中王单单说道：“陈超先生的《生命诗学论稿》佐证了我一直坚持的紧贴生命，从个体经验洞开或者重新命名公众世界被遮蔽的部分。很多人给我贴上了底层写作的标签，我不以为然，我认为我的写作就是先生生命诗学的践行。”

这本《生命诗学论稿》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2018年出的修订版，在十月初的云南大理我送给了王单单一本，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对于诗人来说是必读书。而诗人的新变自然也需要阅读者和批评者们及时做出回应，而这一变动正是“当代”文学的最显豁的特征——动态、流变、未定型。如果帕斯所言的“诗歌是一种命运”成立的话，那么王单单近期的诗歌所呈现的命运既是人格、精神层面的又是词语、修辞方面的，即重新激活了“词与物”“诗人与生活”的关系。而王单单早期的诗歌之所以被贴上“底层写作”“云南写作”的标签，与其一部分诗歌过于明显和明确的伦理化判断和急于表态式的写作方式有一定关系。对此，王单单有着深彻的自省和检视：

“词与物”的关系需要诗人的认知能力，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生命关系以及想象性的多层次构造。《土豆命》这样的诗就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王单单的写作既是对普通甚至卑微之物在黑暗背景中的打捞，对个体生命意志的还原，又是借助物象乃至心象完成自我的认知与判断，“我又一次想到诗歌，它像发光的颗粒，沉潜在暗夜深处，等待被打捞，擦拭，去蔽，重新亮出灵魂的轮廓”。这既是寄身与寻找，也是不解与和解。人世得以在词语中现身甚至安身立命，诗人作为日常中的普通人也得以在词语和想象中完成对人世关口的涉渡，完成精神疏导或者灵魂救赎。这也正是近年来王单单诗歌中“命运”频频造访的内在驱动。这体现的正是一个写作者在词语和精神的双重层面的求真意志和诗性正义。这正印证了生活的边界也正是文学的边界，反之亦然。

词语和修辞同样是对诗人的写作态度和现实态度的双重检验与考验，真正的“词与物”的关系是对固化的、惯性的、定义式和观念化写作的去除。王单单近期的诗歌在仍旧呈现出现场和现实并不轻松的一面的同时，在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基础上更多传达出真切的命运感以及更能够引发共鸣的普适性，这些诗几乎是在一瞬间硌疼了我们。王单单在“词与物”中重新衡估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他最终发现的不仅是诗性而且还有反诗性，甚至反诗性在这个时代的写作语境中更具有象征性和必要性。因为无论是经验和精神层面的诗性或者反诗性，无论是文体和语言以及修辞层面的诗歌或者反诗歌，最终都要对应于诗人的经验的复杂性和语言的激活。

而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以及迅疾的现代化工具（飞机、高铁、汽车）和碎片分割的现代时间景观使得诗人的即时性体验、观察和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体验方式都发生了超边界的后果，在稳定的心理结构以及封闭的时空观念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感受则是暧昧的、陌生的、撕裂的，这也导致了被快速过山车弄得失去了重心般的眩晕、恍惚、迷离、动荡、无助、不适以及呕吐。这正是现代性的眩晕时刻。

而我们放开视野就会发现，于坚、雷平阳、王家新、欧阳江河、张执浩、沈浩波、江非以及王单单、张二棍等同时代诗人都将视线投注在高速路的工具理性的时代景观中，那高速路上出现的兔子、野猪、刺猬、蜗牛、鸽子都被碾压得粉身碎骨或者仓皇而逃。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如此而成为一个封闭的乡土社会的守旧者和怀念者，也不能由此只是成为一个新时代景观的批判者和道学家，但是这些情感和经验几乎同时出现在此时代的诗人身上，而最为恰当的就是对这些对立或差异性的情感经验予以综合打量和容留的对话：

鸽子们放弃了飞翔

大摇大摆地，走在高速公路上

翅膀作为一种装饰

挂在死神的肩上。正好有 

车辆快速驶过，像另一种飞翔

像刚从死神身上，摘下了 

那对翅膀

（王单单《高速路上的鸽子》）

王单单之所以能够迅速穿越了写作的“黑暗期”正在于他的写作不再滥用“身份”“生活”“底层”“乡土”和“苦难”“贫穷”的权利，而是愈益成熟和开阔地地将这一切转换为诗歌中的容留经验和开放式的“精神现实”，而非对现实生活表层仿写。这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和真正意义上的时间之诗、命运之诗，当然也是现实之诗。总之，“边界”以及精神维度和时间维度的打开正是一种开放和辐射式的写作，而这最终又统统归纳到诗人内在化的认知装置和取景框之中。这正是对当下青年诗人写作群体的有力提醒。

显然，出于对现代汉语诗歌经典化的想象我们一直有着寻找“好诗”的冲动，而“好诗”又总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面目。

《江南诗》2019年第1期推出了诗人批评家耿占春的诗选，显然这是需要深度注意的写作现象。“作为一位诗人，耿占春的这一身份往往被他的批评家头衔所掩盖，甚至在‘附记’中他自谦为一个‘心不在焉的诗歌作者’。实际上，他的诗极具分量，他是少数富于‘热情的沉思’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总是关注着时代的肌理、历史的流变以及在此过程中自我如何得以塑造，人的尊严如何得以保存，并在这些宏阔的主题中透出经验和智性的回声。在这些感知力和洞察力得以完美平衡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压低了的中正、庄重、坦诚的声音，一种可贵的声音。”（江离）

韩东则在最近点评小安的组诗《给失去自己的朋友们》中不惜以“绝对之词”着意强调：“小安是当代汉语写作中最优秀的女诗人，隐而不现，类似于压舱石一般的存在。在圈内，她的天赋和质地被公认；在更大范围内，小安一如她的名字极易被忽略，也不利于传播。她是本质性的诗人，从不进入诗歌名利的争斗现场，这对保护写作所需的心性以及这一路写作也是非常必要的。”（《青春》2019年第2期）

《北漂诗篇》2018年卷（师力斌、安琪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1月版）继续从城市空间入手展示北漂一族诗歌的精神症候的美学特质以及这一写作群体在社会学方面的特殊存在意义，“北漂一族寻找，打拼，忍受，期冀，辗转，流离，创造，失败，呼喊，叹息，他们写出了活生生的、五花八门的生命体验，呈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北漂诗歌呈现了全球化、城市化时代京城的种种面向”“艰难打拼的北漂，也是色彩绚烂的北漂”（师力斌《“灵魂相遇，诗句就是肉身”》代序）。

张二棍的《圣物》（《诗刊》2019年1月号上半月刊）体现了一个诗人将“大”化“小”和因实写虚的能力：

多年前，也是这样骤雨初歇的黄昏

我曾在草丛中，捡拾过一枚遗落的龙鳞 

我记得，它闪烁着金光，神圣又迷人 

它有锋利的边缘，奇异的花纹

我闻到了，它不可说的气息 

我摩挲着它。从手指，一阵阵传来

直抵心头的那种战栗。我知道，我还不配

把它带回人间。甚至此时，我都不配向你们

述说，我曾捡拾过一枚怎样的圣物

我又怎样慎重地，将它放回草丛。我目睹 

一队浩荡的蚂蚁，用最隆重的仪式

托举着这如梦之物，消失于刹那

这也可以视之为是垂直降临的诗，它的偶然、未知不需要解释。“圣物”是一个大词，这一次张二棍把它带到了每个人的身边，它奇异、迷人但又几乎不为人所知——这更像是诗人所说的“如梦之物”。这个“圣物”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会有差异，但无疑都有着极其强大的精神气息和思想能量，甚至会使人敬畏、失语而不可言说。而张二棍的“圣物”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过往和此刻、经验和超验、已知和未知、现实与幻象（愿景、白日梦等）之间的缝隙和语言的可能。至于这首诗的结尾所出现的那些“蚂蚁”无疑又是一次精神对位的戏剧化过程，指向了我们的内心渊薮乃至终极问题。

显然，诗歌越来越被赋予或附加了各种意义和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诗歌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比如“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社会正义”“时代伦理”等等，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在很多诗人那里诗歌首先面对的是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诗歌面向的首先是时间本身，而时间显然在不同的诗人那里会对应于各自具体的事物或景观。辛泊平的《夏日午后，一个悲伤的细节》（《诗刊》2019年2月号下半月刊）就同时给我们呈现了两种时间，即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

夏日午后，阴雨蒙蒙 

几个园林工人在移动一棵树

他们沉默着，弯着腰挖土

挖出了扭动的蚯蚓

折断的根须

以及四散奔逃的蚁群

泥土的伤口

而他们并没有停下来

巨大的树冠微微摇动

树叶纷纷落下

他们毫不在乎

似乎，他们并非针对一棵树

而是在挖

眼前的一段光阴

以及，他们留在地上的影子

夏日午后作为一种客观时间并不具备太大的写作意义，而恰恰是园林工人移动树木的这样一个日常细节被赋予了更多的个体主体性的精神观照，从而象征随之出现，描述的背后我们渐渐看到了诗人内心的闪电和黑暗的渊薮——正如诗中的那些阴影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覆盖了我们。诗歌产生于时间碎片或者瞬间之中，而诗歌也正是作为生命诗学的本质化对应而现身和存在。我想，这就是诗歌最应该带给我们的影响或启示。

3

当《草堂》第1期以及其他刊物不约而同重点刊发张执浩诗歌的时候，这并非巧合，而是印证了以张执浩为代表的当代诗人与“日常诗学”和“当代经验”的深入命名关系。

诗歌评价尺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系统，必然会涉及美学标准、现实标准、历史标准和文学史标准。即使单从诗人提供的经验来看，就包含了日常经验、公共经验、历史经验以及语言经验、修辞经验在内的写作经验。评价一个诗人还必须将其放置在“当代”和“同时代人”的认知装置之中。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同时代”的视野下一个诗人如何与其他的诗人区别开来？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尤其是具有“求真意志”和“自我获启”要求的诗人必须首先追问和弄清楚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与什么人同属一个时代？

因此，从精神的不合时宜角度来看，诗人持有的是“精神成人”的独立姿态，甚至在更高的要求上诗人还应该承担起奥威尔意义上的“一代人的冷峻良心”。西班牙的阿莱克桑德雷•梅洛是张执浩会心的诗人，他曾在《静待喧嚣过后》（2018）一文中援引这位诗人的话：“像我这样的诗人就是我所谓的负有沟通使命的一类，这类诗人想要听到每个人的心声，而他本人的声音也包含在这个群体的声音中”并升发出自我认知，“如果我真的能够像他一样‘内心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那么，我就觉得我至少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坦然呈现给这个世界的人，而我发出的声音也将源自一具真实的血肉之躯，真诚，勇敢，带着我天然地胎记，迎来明心见性的那一天。”

多年来在阅读张执浩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前后两个时期差别巨大的诗歌风格——当然一些质素仍在延续和加深，更为重要的在于这种变化和差别具有诗学的重要性和经验的有效性。如果对此进行概括的话我想到的是“被词语找到的人”以及一个“示弱者”的观察位置和精神姿势。切近之物、遥远之物以及冥想之物和未知之物都在词语和内心的观照中突显出日常但又意味深长的细部纹理，来自日常的象征和命运感比毫无凭依的语言炫技和精神冥想更为具体和可信。

在张执浩近年来的诗歌中我沉浸时间最长的正是那些日常的斑驳光影以及诗人面向生存和自我时的那种纠结。这是不彻底的诗、不纯粹的诗，而我喜欢的正是这种颗粒般的阻塞以及毛茸茸的散发着热力的生命质感。这种诗歌话语方式是“学”不来的，也是“做”不出来的，它们是从骨缝挤压或流泻出来的——这样的诗歌方式更为可靠。

而从诗人与生活的隐喻层面来看，诗人就是那个黄昏和异乡的养蜂人，他尝到了花蜜的甜饴也要承担沉重黑暗的风箱以及时时被蜇伤的危险。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应答，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这纷至沓来的关于“生活”和“现实”的表述实则表征了更为自觉、内化和独立的生活态度。诗人能够对平常无奇甚至琐碎的日常状态、物体细节、生活褶皱以及命运渊薮予以发现无疑更具有难度。

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深筒胶鞋》《小实验》《砧板》《鱼刺》《秋葵》《有一棵果树》《熬猪油的男人》《一点生活》《中午吃什么》《你把淘米水倒哪儿去了》。这是生活中的暗影也是生活中的光芒，这是日常的火焰也是日常的灰烬。这是凝视静观的过程，也是当下和回溯交织的精神拉抻过程。这些从最日常的生活场景出发的诗携带的却是穿过针尖的精神风暴和庞大持久的情感载力。而任何人所看到的世界都是局部的、有限的，诗人正是由此境遇出发具有对陌生、不可见和隐秘之物进行观照的少数精敏群体——“似乎 / 要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同归于尽”（《挖藕》），“陌生人，该怎样向陌生的事物致敬”（《这首诗还没有名字》）。

这既是幽微的精神世界也是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更多的时候则是内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彼此打通，“秘密的水在几米深的地方浸染着 / 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挖藕》）。对隐匿和不可见之物以及社会整体的庞然大物予以透视体现的正是诗人的精神能见度，“一群羊走在雾中 / 一列火车走在雾中 / 它们并行 / 它们穿过我日常的空洞 / 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也没有看清 / 是什么东西在挤压我的喉咙”（《一群羊想过铁路》）。

就我对张执浩的理解，这是一个深切而隐忍的具备敏锐洞察力和幽微感受力的“日常诗歌”写作者，也是真诚而近乎执拗的、抗辩的当代经验和精神气质突出的写作者。在诗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隐秘的按钮或通道，与此同时在象征的层面日常生活又是一个奇异无比的场域，甚至与人之间存在着出乎意料的关系。而真实性和客观性如果建立于日常生活的话，日常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以及认识就变得愈益重要了。

有时候诗人的发现又需要在日常经验中融入一定的超验和想象，这样的诗歌就能够超越个人经验而带有时间和命运感的普适性。日常现实自身谈不上意义多么重大，甚至一天和另一天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在于诗人在日常和现场突然指出正在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漠视的事实和真相：

你站在廊下看屋檐水

由粗变细，而河面由浊变清 

远山迷蒙，裤管空洞

有人穿过雨帘走到眼前

甩一甩头发露出了

一张半生半熟的脸

（张执浩《春天来人》）

日常的戏剧性（无论是荒诞剧、正剧还是悲喜剧）都在诗人的指认中停顿、延时、放缓和放大。这种选取和指认的过程也并非是完全客观的，也必然加入了诗人的选择和主观性，以及对隐藏在日常纹理和阴影中的深层结构的挑动。由此来看，诗歌是一种重新对未知、不可解的晦暗的不可捉摸之物的敞开与澄明，一种深刻的精神性的透视。对于诗人来说，还必须对“日常生活”自身以及生活态度进行检视。也就是说具体到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的语境和整体意识、文化情势，诗人所面对的现实中的日常生活和修辞的语言中的日常生活都具有超出想象的难度。

而以张执浩为代表的日常化的诗人所付出的努力不只是语言观和诗学态度的，还必须以个体的生命意志完成对日常生活的命名。张执浩近年来的写作一直强调诗歌对日常现场和当代经验的关注和处理能力，一直关注于“精神成人”与现实的及物性关联，一直倾心于对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而这样向度的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具有巨大的难度——精神的难度、修辞的难度、语言的难度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难度。

张执浩的诗既是揭示和发现的过程，也是坦陈和撕裂的过程，“死亡和胎记以不同的速度在大家的体内生长”（特朗斯特罗姆《黑色的山》）。当张执浩说出“一个诗人究竟该怎样开口对他所身处的时代说话”，这既关乎一个人的精神深度又关涉其生活态度和诗歌观念，尤其是一个人对生活和诗歌的理解方式和切入角度的不同。这使得一个诗人的面貌会格外不同。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诗歌是对精神和现实世界做最简练而恰当的暗示。我们很容易在张执浩的诗歌实践和写作观念（比如他的诗歌自述、访谈以及对同时代诗人的评论和随笔）中确认他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而张执浩又是一个诗歌认知能力和阐释力非常强的诗人。

而在我看来“自觉”的基本前提是自省，而对此恰恰当下诗人很多是不自觉的。张执浩不仅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在写作和精神层面双重自觉的写作者，而且在我看来他正在经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阶段，即一个诗人的自我拔河、自我角力、自我较劲。这首先需要去除外界对诗人评价的幻觉以及诗人对自我认知的幻觉。这类诗人尽管已经在写作上形成了明显的个人风格甚至带有显豁的时代特征，并且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他们对此却并不满足。也就是他们并不满意于写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而是要写出具有“重要性”的诗。

这也是对自身写作惯性和语言经验的不满——这关乎自我认知度，就像晚年的德里克•沃尔科特一样其目标在于写出《白鹭》这样的综合了个人一生风格和晚年跃升的总体性作品。甚至在一首终极文本中我们同时目睹了一个“诗人中的诗人”的精神肖像和晚年风貌。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时代具有启示录意义的诗歌。

是为结语。

（选自《诗收获》2019年春之卷，李少君、雷平阳主编，2019年5月）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著名评论家，中国诗歌网管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著有《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萤火时代的闪电》《“70后” 批评家文丛·霍俊明卷》《陌生人的悬崖》等诗集、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