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愿意再次提及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面的一个天才创意。福斯特是这么设计的，他让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都隐去身份，然后坐在一个圆形房间里同时写作，最后当他们交出作品的时候，福斯特的结论是：我们发现这些作家虽然属于不同的时代和阶层，但是在小说的写作方面却有“通感”^①。福斯特的这个创意是为了佐证他的“艺术高于历史”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可以战胜“年代学”并有其自身的法则，但是即使在这样斩钉截铁的观点背后，他也依然充满了矛盾，他发现这些作家依然通过其写作呈现了其强烈的个人性，而这种个人性，其实又无法完全与其“年代学”进行切割。

如果将福斯特的这个设计进行一个小小的改造，这个方案就具有更多的意味，我们假设甚至更多作家都在圆形房间完成了其作品，然后我们凭借其作品一一辨认出了这些作家——狄更斯和伍尔芙、托尔斯泰和歌德、奥登和策兰、李商隐和顾城……这个时候，当我们兴高采烈地请这些写作良久的作家们走出圆形房间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发现走出来的并不是这些作家本人——而是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AI机器人。

也就是说，在20世纪福斯特的圆形房间里，作家们的写作依然通过其个人性获得了辨认和区分度，作家与作品之间依然有一种无法切割的历史关联和美学关联；但是在21世纪的圆形房间里，这种情况可能被颠覆了，我们读到了一群AI写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是非常“个人性”的——可以在风格学和修辞学上对位一个个作家，但是，写作这些作品的人却是一个“非个性的”人工智能的存在。也就是说，作品是“个人的”，但作家却是“同一个人”，作品和作家之间的有机联系完全被切割开了。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是否意味着我们面临了一个新的界点，21世纪的福斯特的圆形房间类似于一个思想（写作）的实验——甚至可以媲美柏拉图的洞穴场景。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和思考提出了什么问题？

2

上述假设并非异想天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如果我们对信息的遗忘没有那么快的话，应该记得2016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人机之战”——即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了数个国际一流的围棋高手，四比一胜李世石，三比○胜柯洁。虽然自此以后谷歌公司宣布阿尔法狗不再参加类似比赛，并随后解散了其运营团队，但是，这一事件却构成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人类挫折——围棋作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标志之一，被AI击败了。但是，在对机器人的热捧中，还有一些坚守着人文主义立场的知识者对此抱有怀疑的态度，认为一种基于“计算”的围棋比赛的失败并不能代表着人文传统的失败，至少，代表了人类智慧和文明的最高级的产物——语言，还没有被AI掌握。语言，似乎成了人类文明最后的一座庇护所——似乎可以在极其表面的意义上印证了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语言是人类的家，诗人是其守门人。

科幻作家首先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以语言的“习得”和“交流”为书写题材的科幻作品这些年层出不穷，美国作家特德姜在2017年推出了其重要的作品《你一生的故事》^②，后来改编成电影《降临》全球公映。这部小说写的是女工程师如何习得了外星人“七肢桶”的语言，并以此规避了人类语言给人类自身带来的桎梏。而在另外一个华裔美籍作家刘宇昆——他同时也是杰出的翻译者，将《三体》等中文作品翻译成了英文——他在短篇小说《思维的形状》^③里面也试图探讨语言的边界，在他的笔下，存在着一种透明化的语言，即一个物种“他的全部身体都是语言”，而不是仅仅限于基于声音的语音和基于符号的文字。

无论是外星人学习人类的语言还是人类学习外星人的语言，这都暗示了一种“语言至上主义”。从本质上说，这依然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传统，我自己也深陷这种传统的知识型之中，我记得在2016年《诗刊》社举办的年度批评家论坛上我曾经如此发问：

我那时候的言下之意是，阿尔法狗固然可以“习得”围棋这一技艺，却难以“习得”诗歌这一人类语言复杂的综合体。但是很明显，我的这一判断失误了，因为，几乎在阿尔法狗带有轻蔑意味地退出围棋赛场的同时，由微软公司开发的另外一个AI——小冰，开始“写诗”了。在最开始的阶段，根据微软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小冰“学习”了几十位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诗歌，然后创作出了第一批诗歌，这一批诗歌很容易辨别出来，结构不完整、情绪不连贯、语言生搬硬套。比如这一首：

雨过海风一阵阵

撒下天空的小鸟

光明冷静的夜

太阳光明

现在的天空中去

冷静的心头

野蛮的北风起

当我发现一个新的世界^④

但是在经过对更多的诗人诗作学习后——据相关媒体报道，小冰一次学习的时间只需零点六分钟——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小冰的诗已经很难被辨认出来，比如下面这两首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诗：

三

滴滴答答

在这狭小的时间的夹角

神秘的幻影在这时幽闭

海水愈以等待

我在公路旁行走

远方抖动着

烁烁的灯光

然后羊会回来

五

隔着桌子

阳光晒我的手指

我的每一个愉快动作

都听我诉说虚无时间的感受

你必然惊异

泥土和种子的沉默

所以它在那里

在爱

我梦见了一棵开花的苹果树

什么颜色的花都有

一个人伫立在风中

等待大地上的灾难^⑤

如果抹去小冰的名字，我们完全可能认为这是一首由死去的或者活着的诗人写作出来的诗，这个诗人可能是戴望舒、徐志摩，也可能是你或者我。

3

AI写的诗是“诗”吗？这个问题类似于问，机器人是人吗？或者稍微退一步，机器人有自我意识吗？——早在201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哲学会议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也就是说，这个提问已经跨出了传统文学的边界，涉及对“人”的重新认知和界定。如果我们暂时搁置这种类似于“天问”的提问，从一个相对“保守”一点的角度来看待小冰写诗这一“事件”，即使是在纯粹诗学的范畴内，这依然构成了一个迫切、甚至是对整个诗歌史的提问。

对于小冰的诗歌写作，即使出于商业化和资本化目的的微软公司设计师，也会“弱弱”地承认其“模仿”的属性，更不用提恪守传统知识型的读者和研究者了，我目前看到的有限的几篇文章，几乎都在指责小冰的写作是一种“仿写”，是一种“物”的游戏，而非一种属人的创造。我们姑且不谈模仿、仿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就算承认模仿、仿写是“低一级”的写作，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小冰模仿得这么“像”？这么“真”？这么“富有诗意”？也就是说，在以“假”仿“真”的过程中，“真”也变得“假”起来了。这么说好像太过于诡辩，我的意思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如果我们觉得小冰的诗歌有某种徐志摩、戴望舒、顾城、海子等的“味道”，那恰好意味着，徐志摩、戴望舒、顾城、海子等诗人所塑造的诗歌美学——在大众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诗意——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的审美，并构成了一个普遍的标准。

更进一步说，如果说真正的诗人的写作是一种“源代码”的话，那么，经过近一百年的习得和训练，这一“源代码”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序化的语言。既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相关诗人的作品获得创作的训练，并写下一首首诗歌，那么，小冰不过是以更快、更强的“学习”能力获得了更多甚至更好的训练，那为什么我们依然很难承认小冰写的是“诗歌”？如果我们不承认小冰写的是诗歌，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经过“学习”和“训练”后写下的“诗歌”不是诗歌？或者，至少要在这些诗歌后面打上一个小小的问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怎么来理解一百年以来的新诗传统，以及它在当下的自我复制、自动化和程序化，以及导致的严重的诗歌泡沫。

4

我想强调的是，我个人的智慧并不能对AI的写作进行一种“真假”的判断。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经想象很多年后，绝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将由AI来完成^⑥。但在此时此刻，我将暂时中断我的未来学想象，而是讨论一个更具体的当下问题——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是不是已经变得越来越程序化，越来越具有所谓的“诗意”，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习得”“学习”“训练”的气质？我们是不是仅仅在进行一种“习得”的写作，而遗忘了诗歌写作作为“人之心声”的最初的起源？

根据宇文所安在《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里面的研究，在大概9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诗学系统有一次重要的转型：

有意思的是，这一从“内在冲动”向“技艺”的转型居然在西方现代诗歌里面找到了悠远的回声，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中就认为诗人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是一个诗人……他只有放弃自我（的内在冲动），通过对传统的研习和加入才可能完成诗歌写作：

这两种诗学观念，虽然前者属于古典时期，后者属于我们所谓的现代，但却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将诗歌写作从具体鲜活的个人经验和个人冲动——同时也是当下性的经验中——剥离出来，认为存在一种恒久不变的“传统”和“法则”，并通过“习得”来完成写作的延续。这导致了两种诗学后果，一是“技艺至上”主义，对形式和修辞极端强调，并将“苦吟”作为一种典范的诗人形象。这种“技艺主义”更是通过启蒙时代以来开启的技术主义，成为一种不断扩张的、越界的、最后成为垄断性的认知模式和观念模式，最后，在现代的语境中，文学变成了写作——一种更强调技艺和习得的表达方式。另一种后果是诗歌和诗人之间产生一种脱落，诗歌不再与诗人之间产生一种严格的对位，当技巧和习得成为一种普通的认知结构后，那种“内在性冲动”的神秘感和仪式感消失了，诗歌于是变成了“作诗”“填词”——也即是在既有的法则中进行语词的游戏。

5

“五四”新诗革命正是对上述诗学观念的一种反抗和解放。陈独秀1919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其核心主张是：

新诗从形式上反对旧体诗的格律、平仄，强调诗体大解放；在文字上反对用典，强调用俗语俗字；在内容上反对文以载道，强调直抒胸臆。其目的，正是要将诗歌写作从已经高度秩序化和体制化，因此也是高度自动化和程序化的诗歌传统中解放出来，重新建构诗人和诗歌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恢复诗歌写作应有高度的个人性和历史性——也只有在这个文化谱系中，我们才能理解郭沫若和天狗、艾青和火把、戴望舒和雨巷、徐志摩和康桥之间的对位，这些对位是诗歌作为“内在性冲动”的美学表现，它们在其历史语境中是鲜活的，具体的，因而是带有仪式色彩的原创性的创作。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重新面临一个“五四”的命题，也就是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演变，我们的新诗传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高度秩序化的存在。小冰的写作就类似于古典时代的填词游戏——只不过更快更高更强——但是，它是一种缺乏“对位”的匮乏的游戏，小冰的写作不过是当代写作的一个极端化并提前来到的镜像。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写作正是一种“小冰”式的写作——如果夸张一点说，当下写作甚至比小冰的写作更糟糕，更匮乏。如果我们对这种自动的语言和诗意丧失警惕，并对小冰的“习得”能力表示不屑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小冰的写作比我们的写作更“真”，更富有内在的冲动。而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却变成了一段段分行的苍白语词。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当然可以举出很多当代优秀的诗歌和优秀的写作者来证伪我的观点。毫无疑问，我承认在任何时代都会有杰出的写作者，挑战秩序并获得自我，比如在“玄言诗”一统诗坛时期的陶渊明。但是，我并无意指责一个个具体的诗人个体，我反思的是作为一种整体的诗学观念和文化结构。在这样的文化结构和诗学观念中，写作成为一种“新技术”——也就是可以有标准，可以进行批量生产，获得传播，并能够在不同的语种中进行交流。与此同时，写作的秘密性、神圣感和仪式氛围被完全剥夺了。写作成为一种可以进行商业表演和彩票竞猜的技术工种。

因此应该逆流而上，重新在诗歌和“人”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正如宇文所安所言：

一首诗歌呈现的是一个人的形象。而这个人，只能是唯一的“这一个”，“五四”新文化全部的命题其实只有一个：立人。而在一百年后我们回溯这个传统，发现这依然是一个根本的、核心的命题。

立人——人正是在不同的偶像前才得以创建自己的形象。上帝之前是木偶，上帝之后是AI。《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雅各的角力”的故事，雅各与天使角力了一夜，最后胜利了，我并不认为这是人和天使之间的角力，而是人类自身的角力。人类与AI同样如此，首先是人类自己的角力——不做“假人”，而要做“真人”——这个时候，一种新的原始性就被创建出来了。当然，要获得这种原始力，就必须占有全部的时代、废墟和历史的心碎。

2018/12/29于北京

2019/1/22改定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