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唇语与勃朗宁夫人的耳朵

戴 潍 娜

诗人，总是活在与众不同的时间里。

诗歌的宇宙观和时间观 • 非线性、反逻辑。每一行可能都是一个新时间的开始，每一行都在追求灵魂惊跳的时刻。纯粹的诗，由语言、音乐和沉默共同构成。沉默，至关重要。一首诗最沉默之处，极有可能就是它最想表达的“灵魂的爆破”。那是一种秘密的唇语。

一首诗往往有自己特定倾诉的对象。这对象，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群麋鹿，可能是时代精神，也可能是无尽黑暗。有好的诗，还要有好的聆听的耳朵。想想吧，即便勃朗宁在为您读诗，可您是不是有勃朗宁夫人的耳朵？跟一首诗歌的知会，有如情人的耳语。诗的晦涩，带来了它天然的亲密性和私密性——她因而谙熟拒绝的艺术和神秘的风情。据说，当年博尔赫斯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在欧洲全境只卖出去了37本。当别人问他，“你的诗销量这么差，会不会很沮丧？”博尔赫斯说一点也不！ 他又解释了一番，大意是假如我的诗卖了370本或3700本，我都不会像此刻这么高兴。3700个读者，意味着我面对的是一个模糊的群体；而37个读者，每一张面孔都是清晰的。我跟37人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了最真实、最亲切、最私密的交流。

然而，诗和大众，一定是对立面吗？庞德表达过相反的观点，诗是新闻且永远是新闻。法国大革命中，攻占巴士底狱的新闻，就曾让远在巴黎的诗人们站成了两派，甚至几个世代之后的诗人们还在持续辩论。关键的问题不是新闻，而是事件本身的价值，以及诗人对于事件的反应。诗人保留了时代感性生活和智性生活的记录。很难概括地说，他们是不是曾经的新闻记者。因为诗人从来也不是一个群体，他们永远以极端个体面貌出现。陶渊明会读报吗（假设公元4世纪有报纸）？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山中别墅却一定要通水通电。

无论如何，诗并不仅仅是退隐之事，它关涉人类事务的核心。

中国当代诗歌正轰轰烈烈地复兴，拿到国际上也绝不丢人。孕育于“诗歌至上”的文明中， 新诗天然地站在巨人母亲的肩膀上。对于这门“绝境中的古典主义”，当代诗歌的技艺有继承也有变革。有很多人以为新诗不需押韵了，是不对的。现代诗的格律内化了，如果要写好，其韵律严苛程度不下于古诗，力气都用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与此同时，新诗又有“翻译诗”这样一位极有力的父亲。这是新诗无法回避的血统。诗歌的复兴，无疑也是文明的复兴。

新一代诗人面对着罕见的历史机遇：新的技术和传播方式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筒。年轻诗人不再需要去抢话筒、求话筒。网络上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有个数据可以佐证，目前中国诗歌日产10万首。数量增多了，种族是否进化，这值得深究。要知道，平庸的优秀，是诗艺最大的敌人。诗人都是天生的。靠勤勉练习，只能获得某种优秀，但在诗歌里优秀是无效的。80% 的烂诗人和19% 的优秀诗人，最终都是为了那1% 的真正诗人而生，为他们而写。这残酷极了。

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诗歌的神圣性和血性正在遭受磨损。常年在诗坛的人都能感觉到， 这是个最热闹又最寂寞的地方。古典中国的生活根本上是一种诗歌生活。在中国古代，平民是无法直接和天神沟通的，必须要经由一个中介力量——也就是“士”，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巫”的角色。如今知识分子身上的很多职能被吞噬了。

与此同时，这一代年轻的诗人，应该怎样重新去处理我们和神性之间的关系——是延续一个革命话语，还是返回古典？事实上，所有真正的返乡都是在重建新的故乡。像施特劳斯学派那样用古典的方式返回古典，往往会借由更多的暴力的因素。我们处在一个和上帝“失联”的时代，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上帝重新沟通？如何尝试用一种美学方式，测探知识分子内部在历史、身份、文化偏好和友爱政治上的诸多分歧， 在这个时代，重新寻找一种庄严而典雅的诗性生活？

糟糕的是，世俗的地心引力，让诗人都成了矮子；而另一些冒牌货，在广告牌上高高屹立。

各种网络和电视节目，让越来越多的人把抒情歌手当作这个时代的诗人。海子当年如果不卧轨，也许可以当一个走红的民谣歌手，虽然他绝不会承认也绝不会满足于此。民谣总是传唱着一个比我们的时代更好的时代，与之对应的，是巴迪欧口中当代哲学的怀旧倾向：“即崇拜所有价值之物的丢失，而最终也是崇拜当前本身的丢失。”这种时代忧郁，跟诗人有天然的血缘。可今天，有几个摇滚界的拜伦，民谣界的杜甫呢？又或者，一个横空出世的北京胡同儿bob Dylan ？

诗歌尊重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习惯，但更要反对惯性。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诗人的人生往往充满了布朗运动。莱维曾经描述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而那些糟糕的人类，他们由于最能适应非人化恶劣环境而幸存下来。如今在“牺牲者”和“幸存者”之间存在很多种过渡角色，诗人们于是有了更多出路。究竟要做演化链条的哪一部分，与大众流行保持何等距离，这其实也取决于我们对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判断。诗歌最不会撒谎。一首诗会毫不留情折射出诗人的性格、立场、生活，他灵魂上有多少灰。所有的一切，都会在诗里种下种子。

也许，我们可以将诗歌写作划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春写作”。少年情怀总是诗， 年轻时即便不知愁，也要强说愁，对万事万物都有着最敏锐的感知。只要愿意动笔，谁都是天生的诗人。第二个阶段是“肉身写作”，即不断地燃烧自己的生活和经验，这种写法儿特别耗人， 没几年就熬干了。就像燃烧着的火堆，柴火总有烧尽的那一刻。熬过了这两个阶段，就该进入到了“修养写作”，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文学才是可持续的，否则就会变成早夭的文学。当然，早夭也有天才。每个阶段都有其极致的人物和极致的写作。但既然还没死，个人的经验又是匮乏的， 就需要不断进入无穷的他者和广阔的人群。

诗人是永远的少数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诗歌跟大众之间有永恒粗暴的隔阂。虽说诗歌不伺候大众，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至上的文明里，诗歌跟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都即兴且微妙， 它每一天都在以惊人的方式潜入个人和民族的历史。你不关心诗歌，诗歌依然关心你。美是真正的最终的霸权，它随时随地侵略每一个人。即便你没有想到诗，诗歌业已在你身上秘密地栖息，不知不觉中，一段亲密关系已经在发生。

诗，不在远方，不在无限之中，它可能就在最大的有限性里，埋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看谁先扣动扳机。

个体化的公共性 

——现时代诗歌应有的一种向度

王 士 强 

现代诗发展到现在，已的确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有的成规、标准、边界，都遭到了质疑、显出了其有限性，一切的命题似乎都会遇到它的反题，并被阐述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有人说现代诗是少数人的事业，在社会分工、文化分层越来越精细的情况下它只能越来越小众，有人说诗歌如果不能被大众所接纳，便没有真正的生命力，最终只能自生自灭、自掘坟墓；有人说言为心声，诗歌只能是个人的、个体的，有人说诗歌要有公共性的视野、现实性的关切，诗歌仍需言志、载道；有人说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诗歌的责任是语言的责任，有人说语言的背后还需有“人”，语言游戏、修辞练习是没出息的……现代诗来到了一个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的阶段，一切的价值都值得重估，同时，潘多拉魔盒已然打开，诗歌界出现了诸多出格、荒诞、无底线的言论，以及各种“奇葩”“怪物”“牛鬼蛇神”。在当今这样一个急剧变化、极富戏剧性的时代，诗歌界浓缩了各种戏剧性因素，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庄与谐、俗与雅，交相辉映、混沌莫辨，典型地体现着时代“故事”与时代“精神”。

当今的现代诗可能的确处于最好的时代，当然可能同时也处于最坏的时代。好的一面，诗歌的确获得了自由，它不再处于社会关注的聚光灯下，不再被要求担负反映现实、改造社会的职责。在很大的程度上，只要不触碰若干的禁区， 诗歌“八仙过海”“大闹天宫”，尽可“折腾”， 这种自由度和可能性是前所未有的。坏的一面在于，在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时代，诗歌几无“变现”和“致富”可能，它是边缘的、窘困的甚至寄生的，权力与金钱为中心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成功学支配的高度同质化的价值观念钳制和消解着诗歌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对现时代的诗歌而言，它既可能是刚刚走上正途、前途远大、充满可能性的，也可能是被“庞然大物”或者“无物之阵”所分化、瓦解，可能性空间消失殆尽、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

现代诗的公共性问题同样如是。诗歌需不需要公共性，需不需要对外在现实、公共议题发声？诗歌中的个人性与公共性是怎样的关系，小众化与大众化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诸多的问题互相纠缠、见仁见智，难有公论、定论。当然， 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并不需要有“公论”和“定论”，在具备理性和反思精神的前提下，大家依循各自的标准和立场写作即可，关键是创作出好的作品。好作品并非只有一种，各种写法都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另一方面，好的作品也往往包含了艺术上奇妙的辩证法，一些非常个人性、私人性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了“全人类”的特征而具有了高度的公共性、可通约性，一些高度公共性、现实性、社会化的作品，往往包含了独特、丰富、具体的个人性……实际上，个人性与公共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原本就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与此同时，关于诗歌的小众化与大众化写作取向，也不一定非要做出孰高孰低、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小众化的写作同样可能抵达大众的层面，为大众所接纳、喜爱，而大众化的写作取向未必没有包含高端、精英的立意与标准，未必没有以“小众”的精神为其价值内核。

进入21世纪以来，诗歌的公共性问题凸显。这其中既有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也有诗歌本身发展逻辑的原因。首先，就外在原因而言， 一方面，网络（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公共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网络虽然是一个在21世纪初年才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普及的新生事物， 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带来了社会生活一系列深刻、全面的变化，对人的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促进了人的文明素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矛盾多发的阶段，由于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快捷和聚集效应，众多的事件、信息以数倍于前的强度和频率“扑面而来”，每每让人感到震惊。这其中，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热点频发，个人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联结在一起，小国寡民、独善其身式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时代不得不面临严重冲击。面对一日千里、快速变化的世界，所有人都需要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从诗歌内部的发展轨迹来看，20世纪90 年代诗歌主要是向内的，强调诗歌的“独立性”， 重视“自身建设”，在语言、技艺、观念、知识等方面用力，具有一定的唯美、纯诗趋向，其社会性、功利性的一面则一定程度上被忽略和贬抑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因而也受到了过于封闭、脱离现实、远离大众等的指摘。在此之后，诗歌再度“向外转”，增加与现实、与社会的有机关联， 重建其公共性向度，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具体的诗歌写作而言，公共性与社会性、现实性、本土性等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关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是21世纪头20年诗歌界讨论最为集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同时也最为聚讼纷纭的一个话题。在2003、2004年左右，底层写作、打工诗歌逐渐受到关注，一个数量庞大但广受遮蔽的社会群体和写作群体进入公众视野， 并拉开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大讨论的序幕。在这其中，社会问题与诗学问题、美学问题与伦理问题交织缠绕，许多的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体现出不同诗歌立场的差异性和分歧。打工诗歌群体中，80后打工诗人郑小琼可为代表。在短短数年间，郑小琼受到了官方、民间、学院等的广泛认可与接纳，这自然并不是偶然的，它表征了对诗歌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的期待与回应。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扎根大地、立足本土、关注现实的诗歌写作广受关注，他们的写作从自我的生活与命运出发，与脚下的土地、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转型中的乡土中国息息相关，从而具有了极强的现实性和表现力。雷平阳的写作在这其中颇具代表性，他所写的是他生活的土地， 是云南和边地，同时也是中国，是巨变之中、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中国，而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雷平阳的影响不仅仅在诗歌界内部，在社会公众层面也有较大的影响，应该说他的诗歌探索为现时代诗歌如何面对大众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雷平阳之后， 与其写作路径不无相近的年轻诗人如刘年、王单单、张二棍等同样以其贴近现实、贴近心灵的书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样在诗歌圈之外赢得了一定的读者。这样的写作接地气、有生活，具有现实性和公共性，因而也能够引起普罗大众的共鸣，受到他们的喜爱。这里面延续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说明在当今时代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仍然是有生命力的。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同步，关注人的现代性主体建构，凸显现代精神、现代意识是另外一些诗人所着意强调的，他们以个体、独立、审视的立场面对时代生活的变化及其所出现的问题， 强调个人主体的介入和批判，探询更为理想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可能形态。这其中，朵渔、沈浩波等的写作颇具代表性。他们的写作极具公共性与现代性，体现着鲜明的现代精神，其价值内核对于现代性主体的生成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价值理念在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那里是更为普遍和内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代际的差异以及文化的嬗递，他们的“起点”的确要更高，整体而言也是更值得期待的。

如上种种的写作当然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说问题多多。比如，为数众多的打工诗歌写作者，看似都有生活、都在书写现实，但实际上可能写的是同一种现实，是表象化、口号式的现实因而也是虚假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写作群体为数甚众而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人非常之少的原因。又如，关于底层、关于苦难的书写，很多书写者的确在批量复制苦难、消费苦难，形成一种煽情、虚浮的文风，实际上构成了对现实之苦难的消解、漠视与背叛。再如，许多对社会问题、社会热点的书写，因过于切近、过于用力而愤怒有余蕴藉不足，缺少回环、涵咏的空间，等等。整体而言，关于公共性的诗作是难以称得上让人满意的，除了极个别的诗人如异峰突起之外，写作的整体水准是不高的，大多是在低水平重复，意义不大，格局不够，层次不高。

公共性应该是现代人、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是现代诗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今这样一个碎片化、原子化、“自扫门前雪”、看似丰富实则匮乏的时代，诗歌写作的公共性维度尤其值得提倡，在当前的诗歌写作中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是，公共性不是表面的，不是口号的、概念的，它应该以个体为本位，从个体、个人出发而达到对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新的表述、想象与实践。集体性、公共性是需要的，但不应以抽空、悬置个人为前提，而应该是尊重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并由之出发，达到更高层面的一种融合与统一，其公共性应该是以个体化为前提的公共性，其个体性也应该是有公共视野、公共关怀的个体性。

个体化的公共性

——现时代诗歌应有的一种向度

李  壮

诗歌与公共生活的互动问题，在近年来似乎被讨论得越来越多。蛰居一隅、内部蓄力、纯粹精英主义式的发展模式似乎已经无法满足各方面的期待。这是历史链条上的自然因果，就如同果子因临近成熟而迟早要离开枝头扑向大地，或者说那日益膨胀的体量已不再是尖瘦的象牙塔所能够完全安放的了。如果化用一句对当下中国社会总体状况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说，当下中国诗歌（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现代汉语诗歌即新诗， 古体诗词暂不包括在内）的内部（自身繁荣程度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外部（诗歌对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的参与介入）之间，存在着某种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当代诗歌所展开的语言探索、艺术探索和思想探索，已然抵及相当的深度，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然而公众对此的了解却相对浅薄，诗歌对公众生活的影响还相对微末，至少无法与诗歌自身的发展程度成正比。毫无疑问，这要求我们对当下诗歌的公共传播环节给予更多关注。然而，在这种关注以及关注后的对应努力过程中，我们又不难发现另外一重的“不平衡不充分”，那就是诗歌公共传播的“正面效果”与“侧面效果”甚至“反面效果”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们发现，真正的好诗（以及关乎诗的好的观点、好的声音），似乎不易收到特别好的传播效果，相反， 常常是那些艺术品质一般的文本（例如带有较强鸡汤味道或者更近于歌词的“分行作品”），更容易收到公众的欢迎。甚至于，那些有关诗歌的负面新闻、负面例证，或者二三流诗人间自我吹嘘、撒泼对骂的所谓“诗战”，常常形成一些传播意义上的“小爆款”。这是颇令人苦恼的事情。

有关诗歌传播状况的正反两面，我自己都有过亲身的体验。一次是2016年的上海书展，我随一干诗人参加诗歌对谈朗诵活动。承办方中有某时尚品牌旗下的独立工作室，在公共宣传方面颇有经验，活动前在微信和网络上进行了充分的造势，及至现场，亦设置了多平台视频直播甚至无人机拍摄环节。那天活动现场的门口排起了200 人的长队，因为旁边不远处有爱马仕奢侈品店， 许多路人甚至前来询问，是不是爱马仕在搞打折活动。我们原本便准备得认真，观众热情高昂， 谈起诗歌来自然更有激情。另一次则是某次诗歌节接受采访，采访我的女孩儿形象气质都好，但问出的问题却让我哭笑不得：她对中国当下诗歌的理解，基本集中于当年被媒体炒作过的某些特殊事件、特殊写作风格和特殊作品。我有些尴尬， 只好一遍遍地解释，那些只是个案，不能代表中国诗歌整体现状。然而她比我还要尴尬，因为除此之外，她好像对诗歌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难以把采访继续下去。

两次经历，一反一正，或许也正是新媒体时代诗歌传播的隐喻：在构成极其复杂的“公众” 面前，有价值的诗歌声音能够被响亮地放大，但反之亦然。首先，毫无疑问的事情是，新媒体对当下诗歌写作传播的强力“加成作用”，是诗歌写作在往日历史中不曾体验过的。新媒体平台有效地提升了诗歌信息传递的效率，新的佳作和新的诗学观点能够及时引起关注，诗人、诗作和诗歌事件“被发现”甚至“形成焦点”在技术上变得越来越容易。信息传递的效率改善，进而显著提高了诗歌活动的参与度——这里的“参与”，既关涉传统精英话语圈内的参与（诗人间的阅读及讨论），也涉及广大读者的参与（即诗歌公共性及古老的“普及”话题）。对诗歌自身而言，新的外在要求也会推动内部的新陈代谢和自我调整，例如对“在场”的要求：“介入”“关怀”“对话”一类的关键词被反复提出，纯粹炫技式的诗歌（我称之为“无意义的好诗”）势必走向消亡或退回到其本来应在的位置（诗歌的技术练习）。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新媒体语境之于诗歌，在“混淆”乃至“遮蔽”等公共传播“副作用”方面，效应同样明显。例如，鱼龙混杂以及大量垃圾信息的骚扰构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出现了某种诗歌阅读及传播的“速度决定论”或“体量决定论”。嗓门音量和转发频率（而非艺术水准）成为更核心的竞争力元素，“有高原无高峰”变成冰川时代，即使有高峰，也有被信息洪流淹没的风险。再如，自媒体与生俱来的“分众化”悖论导致了另一向度上的自我封闭风险：从论坛、博客到微信群朋友圈，越来越强烈的主体筛选色彩，很容易导致越来越板结的审美趣味分层（雷同人群相互之间的反复自我确证），以致出现大面积的“一叶障目” 病情。这种趣味的板结如果沿着诗歌话语权力体系的叶脉垂直向上渗透，最终就会演变为某种权力话语甚至权力行为；当下诗歌场域的许多乱象说到底都与“内部分封”“亲疏远近”的思维方式有关，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借用费孝通形容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说法来加以解释。

传播层面的“混淆”“遮蔽”，进而导致了诗歌价值建构层面的“混淆”与“遮蔽”。以往的重大诗歌事件，核心往往在于“抢话筒”：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的声音无法输出，因此必须抢夺话筒。现在则出现了另一套逻辑：你们不给我们话筒，不要紧，我们去另一块场地说话，你们自己玩好。问题在于，另辟场地，是真的创造出新天新地，还是纯粹的“自嗨”乃至“自立为王”？我们已经看到，在今天的新媒体诗歌话语场上，“著名”“伟大”“最重要”等骇人前缀漫天飞舞，各形各色的“主义”“流派”俯仰皆是，个别诗人甚至极其轻率地制造出某种诗歌史层面的概念和阶段划分，只为将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开山鼻祖”“立国之君”。当公众对诗歌的关注，不断被这类哗众取宠、私心泛滥的“作秀” 行为吸引了眼球，最终便难免造成读者对诗歌产生深刻误解，并严重损害当代诗歌的形象与公信力——“自我加冕”的结果多半是消解了冠冕， “肆意造神”所造出的往往是怪力乱神甚至牛鬼蛇神，此理自古皆然。

于是归根到底，我们还是来到了“现代诗歌的评价体系和判断标准”这一经典的命题面前。这当然是一个老话题，只是它多年以来被反复呼吁却始终悬而未决，如今又在新媒体的传播语境中得到了空前的放大。“何为好诗”之问，在诗歌界内部尚未（某种意义上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共识；与此同时，单就已然达成共识的部分，如何面向公众阐释清晰、由内部共识而形成更广阔意义上的外部共识，同样构成问题。甚至在早期新诗写作评论界的内部，类似的困惑疑难就已经显现出来。此处试举一例。沈尹默的《月夜》一首，可谓是新诗历史上资历最老的名作之一，其全文如下：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有关这首诗，愚庵（康白情）评“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朱自清却对此表示“吟味不出”，并做了具体分析：“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的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现两个主要意思也难。”今天看来，康白情的评价固然虚无缥缈而近乎举手投降，但其感觉判断却是符合现代诗歌审美的。尤其被朱自清所认为是“不明白”的第四行，恰恰是极具现代感的写法：它直陈了一种客观、真实、具体而又不唯一不可解的身体状态（这样的状态像一把钥匙那样打开了巨大的情感想象空间、产生了强劲又充满不确定性的阐释张力），并且微妙而有效地调整了整首诗歌的节奏。问题的暧昧之处则在于，朱自清的思维方式、判断依托，却又似乎在相当的程度上显示出公共视野的代表性。现代艺术往往追求一种众声喧哗而没有结论的状态、一种向四面八方弥散而不知所终的意味，强调意在言外、以不可言说的方式言说不可言说之物，如同苏珊• 桑塔格所讲的，是一种“沉默的美学”。但这并不符合公众的审美习惯——更准确地说，这里存在着诗歌语言同公共语言间的天然隔阂。尤其在今天，新媒体传播追求的是阅读效率、抵达效率，读者不喜欢曲线救国、层层延宕，而是要一针见血、意指清晰。

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在新媒体语境中传播效果较好的诗歌作品，常常显示出一种恰到好处（亦可称之为充满妥协）的思维跨度。几年前“草根诗歌”引起阅读热潮，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就专门分析过“草根诗人”小西一首“淋浴”主题的诗作。该诗建立了如下比喻链条作为诗意的核心生发机制：淋浴打在背上的水花—— 落花——女人凋零的年华。这在我们看来无疑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新意。但它在多数读者心中能够迅速建立一个意象逻辑链，像串联电路一样瞬间点亮。这一点正是“微信诗歌热”引起争议的地方，类似的争议还可上溯至更多年前汪国真、席慕蓉的走红。我身边很多专业的诗歌作者对此颇不满意，他们经常大骂“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这类普及性诗歌公号热衷于推送“鸡汤诗”、矮化了诗歌的公共形象。那么，专业写作者认可的好诗是什么样子呢？特朗斯特罗姆有一句诗，写教堂门前的圣像：“木制的圣人站着/ 微笑，无助/ 好像有人摘掉了他的眼镜”。这一比喻可谓十分精妙、意味深沉，无疑是业界认可的“好诗”了。然而一般读者品读不出此中意味：古代的圣人怎么会戴眼镜？“摘掉眼镜”想表达怎样的中心思想呢？总不能是号召大家多做眼保健操保护视力吧！这种隔阂当然是无奈的，可是不要忘记一点，今天专业的诗歌研究者和写作者，也都是在经过了一系列专业的诗歌训练之后才能读出此中意味，而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机会接受这样专业的训练，他们的思维惯性从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中一路走来，说到“红领巾”就一定想到“烈士的鲜血”， 说“金秋九月”后面一定会接“丹桂飘香”、然后是“本校秋季运动会胜利召开”。“水花——落花——年华”式的比喻，其实是在“丹桂飘香” 与特朗斯特罗姆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相对较大的公约数。我们对此有理由不满，却没办法苛责。

在此意义上，诗歌公共传播的效果改善，其实是一项涉及面甚广的系统工程。它既对诗歌创作本身提出了基本性的要求（好诗的不断涌现是前提条件），同时对诗歌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期待（内部循环消化、理论自我空转的“黑话式评论”显然无益于诗歌话语的有效传播）， 此外还有赖于全社会诗歌氛围、诗歌土壤的持续改善（“诗歌教育”近年来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本文不再单独展开）。我们对此的讨论、思索和努力，亦绝不能到一时一地一话题便止息。

刊于《福建文学》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