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诗歌界谈论得比较多的是“新时代诗歌”以及“诗歌再出发”。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新时代”与“诗歌”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大体言之，这是社会性和诗性同时运行、彼此参照的动态过程。

诗歌是时代屋顶上伸出的避雷针，诗人往往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而复杂的社会深层变化以及一代人的灵魂悸动和精神轨迹。确实，无论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巨变景观还是难以觉察的个体精神的微观世界，诗歌显然占有天然的优势。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正印证了诗歌与时代的语言关系和道德伦理，当然诗人的道义、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的前提仍然是语言层面的，即“诗性正义”的内在命题。由此，具体到新的时代境遇下的诗歌写作必须警惕的仍是“一拥而上”“千人一面”“万人一声”的“表态”。与此相应的另一个极端趋势就是以“纯诗”“个人”“修辞”“美学”这一“精致的瓮”来否定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及物性担当的“现实命题”。

需要纠正和强调的是，诗人的社会行动和诗歌的内在秘密并不是冲突、违和的，恰恰在很多伟大诗人那里，这二者是时时共振和彼此激活的。值得在此强调，诗人的社会能力和写作能力并不是主次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而曾经的教训则是整个社会文化界在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及物性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语言、技艺和修辞的同等重要性。

诗歌要“再出发”，这一过程并不是摇旗呐喊、浮光掠影的一蹴而就，而从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内在命题来看“新质”的产生过程往往是缓慢的，类似于水成岩的过程。从社会学的层面以及整体性的具有“现实感”甚至“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发生机制来说，时代（尤其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代背景，比如新旧时代交替）构成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诗歌的天平倾向于哪一边，孰轻孰重，什么力量予以诗歌的校正和拨动，都是历史法则，都是有其规范和调控的时间结构的。

对于“新时代”整体情势下的当代诗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备新质的从未有过的时代经验，这些新质的时代经验显然需要诗歌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做出精神呼应和深层对话。质言之，在我看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需要诗人和批评家们同时具备新的时代经验（现实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而后者可能要更为艰难和缓慢。诗歌的社会学阅读和修辞学阅读应该是平行不悖、彼此参照的。“新时代诗歌”的到来以及“诗歌再出发”——思想和美学双重意义上的“再出发”和创造——不只是与个体生活、阶层命运、现实场域、历史法则有关，也与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当代性、时代性以及变动性有关。

“时代”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结构，无形之中会在诗人那里形成“影响的焦虑”。与此同时，它也会打开诗人的眼界进而拓展诗歌多样化的应对方式。与“新时代”相应，诗歌必然要发生一系列连锁的先导性反应，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语言、新经验、新想象、新问题等等。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身处“新时代”的诗人就一定能够写出与此相应的高水准的甚至能够流传后世的“新作”“力作”。诗人可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以及考古学家——这一定程度会增强诗歌的容留能力和开阔的言说视野，但是这一切以及社会承担必须是以诗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即所谓的“诗性正义”。反之，诗人很容易因为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而沦为哈罗德·布鲁姆所批评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

如果把考察诗歌的时间段落继续拉长和放宽，我们还必须从“传统”和“历史”的恒定角度来看待“新时代”与诗歌的内在关联。

无论是个人之诗和日常生活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的大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文学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从长远的整体性历史维度来看一个时代也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着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没有对显豁的时代命题以及现实巨变做出及时、有力和有效的精神呼应和美学发现，很想想象这个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文化和文学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新时代”以来已然形成或正在生成的精神文化传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由此来看，评价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美学贡献”“社会价值”，必须放在历史装置和传统谱系中予以确认和评估。也就是说诗人的写作和时代评价都必须具有历史意识，具有对一个时代风景的整体性关注和深度扫描。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诗歌常识和文学史内部的构造机制，这就是诗歌的内在命题。任何诗歌流派、主义、思潮、运动、群体、社团的发展以及生息起落又无不遵从诗歌史的规律。任何新经验的挑战和新时代的紧迫性命题都不能忽视诗歌的自律性以及内在生成的缓慢过程。质言之，在中国流行的传记阅读和社会学批评的视野下，评骘者和摇旗呐喊者都很容易投身于活动、运动和事件的喧闹中，在强化了生存环境、社会人格、时代现实、文化生态等社会语境的同时而导致对文本阅读和美学自足批评的僭越。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变形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就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紧迫命题。显然，任何单向度的、褊狭的“整体写作”或“个人写作”都是存在问题的。

既然“新时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那么与此相应的诗人体验、想象以及诗歌文本样貌就必然也是立体的、差异的和多层次的。诗歌内在命题又呈现了每一个写作者差异性的心理结构和文本征候。在“新时代”面前，我们尤其不能忽视诗人的差异性和诗歌品质的独特性。具体到诗人个体，其面对“新时代”的感受是有区别的，进而体现在诗歌写作的差异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为山峰，是因为其周边有洼地、沼泽、河沟、土坡、平原，这些地貌对应的也正是文学史景观。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诗人，其千古卓绝的独特个性和文本样貌是任何其他同时代人和后来者都不能替代的。

社会性和诗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正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平衡机制，它们交叉、叠合、相互发现而成为动态结构。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代”之“新”对诗歌“再出发”提出的恒定要求。在每一个时代，反映时代都不是一句空话。而真正无愧于一个新时代和伟大时代的诗人，应该在文本和人格方面给我们的后来者做出旷世的典范。

“新时代”需要新的写作传统和个人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