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北京寒风凛冽，轻松穿透大衣。

靠近北京国贸CBD，车水马龙的东三环大路，向里走上百米，寻到一处幽静的住宅小区。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诗人欧阳江河。

《舍得智慧讲堂》第二季的采访就在他家的客厅。我们布置完场地已经接近中午，茶几沙发被挪得七七八八，配着他整面墙的书架，搭起了一座足够明亮又不令人紧张的摄影棚。饭点儿到了，他带着摄制组，走出小区，到前面的商场去吃简餐，熟门熟路，为自己点了一份木桶饭。边吃边聊，向我们细数他生活的细节，谈起女儿，一脸的骄傲，与普通父亲别无二致。

一份饭并没有吃完，他很注意控制饮食，瘦且精神，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体型。

此前我们对他的生活并不了解，虽然身处媒体，脑海中充满了对“诗人”两字的刻板印象：即便不是潦倒无着，至少是清贫。在欧阳江河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主人优渥从容，慷慨热情，让上门打扰的我们，忐忑心情稍稍放松。

返回家中，他带我们参观书房，介绍收藏画作，有何文林的素描，以及挚友何多苓的画，林林总总，书房丰富而整洁。还有他自己的书法作品，早年委托给日本的代理商出售，一年售出17幅，是他保持体面生活的来源之一。

欧阳江河的书法师承江友樵，与启功并称民国年间两大神童，也是齐白石的最后一位弟子。诗人学书法的起点很高，早早看到了很多名家真迹，如齐白石、郭沫若。

花絮中，他和胡玲聊起，跟何多苓有多年交往，两人是成都军区的战友，何多苓除了画画，也拉手风琴，密切交游，何是他古典音乐的领路人。

诗歌里或许也折射了生活的从容，大开大阖。矛盾和悖反，都指向自身。

“我活了三个时代”

“没有被神流过的泪水不值得流。

但值得流的并非全是泪水。

在印度，恒河是用眼睛来流的，它拒绝灌溉，

正如神的泪水拒绝水泵，仿佛干旱

是鹰的事务”

正式访谈之前，在节目组的邀请下，诗人为我们读了一首他的代表作，《泰姬陵之泪》。读给对面的主持人胡玲，也读给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所有人。

他描述泰姬陵，这么一个珠宝构成的房子，每一粒石头都是珠宝，庄严肃穆安静，熙攘游客，一点打扰不到建筑物本身的干净，和某种“不存在”。

看他念诗的激昂与低吟，你会忽略他的年龄，不会想起他已经年过六旬。

在时间面前，诗歌保护了人类。

作为节目的制片人，我事先做了点功课，知道他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2010年度诗人”桂冠，是因为《泰姬陵之泪》，这首他始终没写完的诗。

没有预料到，在书架旁的朗读，他自己也选了这首诗。

授奖词中，组委会称赞他“跨越古典和现代，东方与西方，欧阳江河式的雄辩，更像是个体被时代强行征用之后不安的回声。”

这种跨越，贯穿在诗人的创作和生命中。

他本名江河，彼时有一位老诗人笔名江河，为免重复，他命名自己为“欧阳江河”。欧阳，是他母亲的姓。1979年，他在《四川文学》发表了处女作，但是他认为那首诗“很烂”，1980年发表的《天鹅之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那是八十年代的开端，万物复苏，蓬勃伊始。他见证、实践、参与塑造了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史，那也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历史。他主动谈了海子，诗歌天才带来的伤害，肉身没有世俗的寄托，是危险的。

他自己则不同。他把“世俗生活，真实生活，日常性”，放到诗篇里。“我把我的高兴，我的愁，我的虚无，我的无力，我的软弱，我的黑暗，我的愚蠢，当然还有我的聪明，我的天赋，全部糅合在一起，放到我的写作生涯里面。”

这些，构成了欧阳江河所是的那个人，“包含了舍弃，也包含了得到。”

他自认为不是朦胧派，尽管这个标签长久附着在他身上，也不是“第三代”，他说自己更早，所以是“朦胧派”和“第三代”之间。诗坛“五君子”，他与柏桦、张枣、翟永明、钟鸣共享一个小的诗歌社群。聊天中，没有谈起张枣，我们也不忍问。他们自成一派，早早成名。他说，四川诗人构成中国诗坛的“半壁江山”。谈及此，独有的地域骄傲。

无数人向往的八十年代，欧阳江河并不怀念。因为，“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他说自己活了三个时代，文革，八十年代，还有当下。八十年代不会再来了，那是一个爆炸。封闭年代过去，人内心的压抑、淤积，得不到释放的能量，在新的文学进展、美、文明之前，出现的总爆发。

那是一个灿烂、喷薄、浩瀚、火热、解放的嘉年华。现在成了火山灰，“我们是被火山灰覆盖的时代，尘埃落定”。

九十年代，他去国又回国，对商业洪流的裹挟猝不及防，于是停笔十年。这是对“自动写作”、“落入熟悉的套路”的自我克服。

是定力，又无比自然，就像从《泰姬陵之泪》恢复的长诗写作一样自然。拒绝灵感，“把灵感像脓一样挤掉后”，再开始创作。他不需要通过每天写诗来证明自己是诗人，“写诗不是上班打卡”。

同样，他不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它表达我对世界的看法，没有世俗功利，不为稻粱谋，更精神，更内在，更深远。”

在印度，看到泰姬陵后，诗人大哭了一场。诗人把爱情，作为“更广阔的诗学内驱力”来伸展。

纵横交织

访谈中，作为关注现实的诗人，他不吝于对热点发表评论，对获得诺奖的鲍勃·迪伦，他表示毫不吝啬的赞美，又加以保留。

他直接评论汪国真的诗为“假诗”，“最多能算流行歌词”，“语言没有质感”，“只有中学生的励志”……这是严苛的，不客气的批评，没有“为逝者讳”的遮掩，执着于诗歌本真。

他谈起食指、余秀华之争，公允持论，认为食指的批评，源于他对诗人天职的界定，“认死理”，“不允许诗人变得跟普通人一样”，食指身上有“圣愚的力量”。尽管他尊重食指的写作，但是不认同他的做法。

欧阳江河说他自己“绝不会那样指责余秀华”，因为“我可能不是独一论的提倡者”，“无论你多崇高，独一论到最后，一定会通向法西斯。”

除了对当下的批评不客气，他也批评过民国诗歌，曾经说，“民歌诗歌是一种阻碍”，并不能称为诗歌，范式简单，小资情调，优美，消费，温柔，软性，像按摩……“我无意于跟徐志摩争宠”。

从徐志摩的“软”，到汪国真的“假”，构成了纵向、横向的批评。

他站在经纬连结之处。

穿越纵横，参照东西。他当成轶事告诉我们，各国的诗人靠什么活下来，“制度化安排”。美国的大学养诗人，朗诵费很高。欧洲和拉美则是新闻业与诗人互相支撑。背后是未及言破的忧虑。

谈到人工智能，他毫不在意可能带来的对诗歌的“冲击”。因为机器是从人类已有的智慧活动中吸取，然后归档，整理，学习。而诗歌，它是关于人类，“还没有写出来的，还处于不可知的状态的”，神秘和虚无。

除了诗人，他更是音乐评论家，收藏上万张唱片，也参与美术策展工作，并主持过纽约中国独立电影节，主编了一本《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

他和我们闲谈，朋友为他造起一座“欧阳江河书法博物馆”，位于西安，今年即将落成，他会和老友贾平凹，做联合展。文人诗书相连的场景，总会引发好奇与遐想。

查阅资料越多，我越讶异于他文学经验的宽广，绝不局限于一个领域，像是一种执着的逆反。

“混乱的，整理出秩序”

2010年，艺术家徐冰历时两年，完成了由建筑废料拼贴组装而成的装置作品，《凤凰》。基于此，欧阳江河创作了长诗《凤凰》，构成对话和互文。《凤凰》给“消费时代的CBD景观”，再造了一个思想的主体。“得将意义的血肉之躯搭建在大理石的永恒之上。”

学者吴晓东在评论中发问，“在大写的主体匮乏的时代，史诗究竟何为？”他化用了弗莱的句子，一个民族的神化和史诗往往蕴藏着被埋在地下或尚未创造出来的理想，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中，最适合蕴涵这个“理想”的非“凤凰”这一神鸟莫属。

得给“我是谁”

搭建一个问询处，因为大我

已经被小我丢失了

这是他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的，小我与大我。在自我泯灭了之后，得到了深度的乐趣和幸福感。

贾樟柯拍摄的剧情片《二十四城记》，选取他的长诗《玻璃工厂》，置于片子中。这是一部关于国营工厂，三代工人境遇变迁的剧情片。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说出。

语言和时间浑浊，泥沙俱下。

一片盲目从中心散开。

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玻璃内部。

他对贾樟柯有着真诚的欣赏，据说他组织了《小武》在北京的第一次放映。访谈现场，我没有时间跟他确认是否如此。

诗人和导演各自的作品里，诗歌或是电影作为载体，我作为观众感受到，对人的具体处境，他们有着相通的痛感和虚无。

欧阳江河也策划组织过中国的音乐剧演出，包括《图兰朵》，以及其它著名演出。用他的话说，“打几个电话的事情”。也同时担任《今天》文学社的社长，北岛是总编辑。“我就是在做一些和诗有关的事情，但我的生活完全不靠诗。”

跨界的复杂经验滋养了诗歌生命。“我的诗意包罗万象，来自比较广阔的，甚至混乱的东西，然后在其中整理出秩序。”

《舍得智慧讲堂》剧照：胡玲（左），欧阳江河（右）

有意思的是，在不同领域穿梭自如，他拒绝自己的诗歌成为畅销品。“卖几千册最理想，如果卖百万册，我会觉得脸红和羞耻，会生气。我也不允许。”他更愿意自己的音乐评论为更多人看到，影响大众的音乐审美。

拍摄完毕，是互赠礼物环节，欧阳江河拿出自己出版的诗集，慷慨题赠，专门签给凤凰网文化中心的，是一句他自己的诗，“人类从凤凰身上看见的，是人自己的形象。”

如沐春风，诗人对拍摄团队每个人周到而有礼，招呼大家喝茶，还是他珍藏的“斗茶”。他包容了我们的打扰，包容了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不足够。

两个半小时的访谈，当然无法穷尽他的创作经历和人生经验，甚至无法抵达一个侧面的边界。而我们依然有了深刻的收获。

他的诗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首《傍晚穿过广场》。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离去的重新归来

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迅速地堆积、屹立

不象骨头的生长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也不象骨头那么软弱

引用张清华写的，“他（欧阳江河）像一只在高压线上散步的鸟，悠游自如，用身体轻巧地屏蔽并且享受着时代的电流穿过的巨大刺激。”

我们短短地被诗人“刺激”了一下，依然沉浸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