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并被传颂的这些唐诗里的农事诗，它们的责任和使命不在于唱和，而在于诗人的诗作是否有对严酷现实的揭底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以及是否拥有珍惜土地、热爱自然、关注民生疾苦的伟大情怀。

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收诗48000-49000首，晚近编辑的《全唐诗补编》收诗6300余首。唐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不仅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一个标识和标高，同时也是世界文学里一颗至今依然闪光的明珠。重要的是，唐诗影响或者决定了后人的文学趣味和美学标准。尽管历史和当下，有时也会对唐诗抱有异议，如在崇尚杜甫诗歌的宋代，欧阳修、宋祁撰著的《新唐书》里认为杜甫“旷放不自检”且“高而不切”；如古典文学于当下被重新唤起时，今人西川在《唐诗的读法》里甚至抱怨道，由于诗在唐代社会的功用和地位，整个唐代付出了没有思想家的代价等。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唐诗，作为中国文化里无与伦比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的文学和文化资源。譬如本文所要论及的唐诗里的农事诗，就是这一宝库里的珍珠。

重农

农耕社会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创造过无数辉煌的社会。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中央集权的制度文化传统，重农（另一方面是抑商）即农本（商末）思想和行为，成了自先秦到清的国策与传统。唐代（618-907）三百年，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有些蹊跷的是，大唐似乎没有如明代《农政全书》（徐光启）这样的专门农书。从《农政全书》的“农本”诸章（包括“经史典故”“诸定杂论上/下”“国朝重农考”等）里，徐光启上举《管子》（春秋）、《吕览》（春秋）、《庄子》（战国）、《白虎通》（东汉）、《齐民要术》（北魏），今举《农桑通诀》（明），唯独没有举证唐。不过，这并不说明在唐代，中央政府及各“诸侯”不关心农事。《新唐书/食货志》里多处记有中央政府对农事的关注和重视。贞观中，太宗纳谏从善专门下诏“重农”：“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这一国策，《新唐书》说“高宗承之”。“安史之乱”后，贞元四年（788），因赋税日重，德宗问宰相陆贽何以解决，陆贽陈书“六略”。“六略”之事，都与农事相关（后陆因谗而贬，此事不了了之）。另外，在“本记”和“后妃列传”里，多有“皇后亲蚕”记载。特别是武则天，在她封为“天后”（其时已是武则天实掌大唐权力的起点）时即上元元年（647），不仅“皇后亲蚕”，并建言十二事，第一件事就是“劝农桑、薄赋徭”。仅此几例，足见唐最高决策层对农事的重视。即便战乱时，一些“诸侯”一样重视农事。初唐时，隋末的战乱与纷争尚未结束，武德三年（620），窦建德边打仗边务农，在打下洺州时，窦就“劝课农桑”（《资治通鉴/唐纪四》）。可见，农事对任何一级军政首脑都十分重要。为什么如此重视农事，农耕社会，两事比天高，一是粮食，一是赋税。前者关乎百姓的本，后者关乎军政的本。于是，我们在唐诗里就会读到涉及农事的诗。

褚亮曾入秦王府文学馆，被称为“唐初十八学士”。《全唐诗》录褚诗31首，其中有一组诗《享先农乐章》。第一首是写粮食的：“粒食伊始、农之所先。古今修赖，是曰人天。耕斯帝籍，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先民有“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益稷》）之说，也就是说只有当百姓有饭吃，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中国古代科技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第一篇第一节即是“乃粒第一”。褚的这首诗，最大看点是“古今修赖，是曰人天。”也就是说，于农事成败，天可以定，人也可以定。所为农本，实为人的“重”农。这组诗前有一小引写道：“《唐书/乐志》曰，贞观中，享先农乐，迎神用诚和，皇帝行用太和、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褚亮这诗便是一首祭祀的诗。祭祀第一首就是粮食。有农才有粒，有粒才有家，有家才有国。这便是农本的意义。

太宗李世民虽不是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但如《新唐书》所说“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太宗之烈也”，且是“至治之君”。太宗诗传世99首，多为金戈铁马英雄气概，却有一《咏雨》描写农事：“和气吹绿野，梅雨洒芳田。新流添旧涧，宿雾足朝烟。雁湿行无次，花沾色更鲜。对此欣登岁，被襟弄五弦。”《咏雨》一诗，虽不见太宗豪气干云，但诗中所述之事，可谓非凡。风调雨顺，是一代明君的外化写照。此诗，因雨记起了农田，因雨记起了乡间，因雨唤起了太宗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最后一联，作为一种愿景，作为对一年庄稼丰收的期冀，诗人情不自禁地披衣抚琴。此时雨声与琴声，想来是天人一体，无比的和谐。帝王喜悦于农事，帝王的喜悦，便是重农的喜悦。唐九世德宗，前期朝政清明时且又爱与臣僚们诗歌唱和，《全唐诗》录有德宗诗15首，一首与农事相关，诗名《丰年多庆九日示怀》。诗中吟诵“重阳有佳节，具物欣年丰”。诗前有德宗一小序：“贞元十八年九月癸亥重阳，御制诗赐群臣”，于是，包括武元衡、权德舆等一帮干臣奉和。这一景象表明君臣对农事的重视和对丰年的喜悦。文宗在《暮春喜雨》里写道：“风云喜际会，雷雨遂流滋。……郊垧既沾足，黍稷有丰期”，同样展现了最高管理者的厚农情怀。在重农方面，一首题为《田》的诗值得一说。“贡禹怀书日，张衡作赋辰。杏花开凤轸，菖叶布龙鳞。瑞麦两岐秀，嘉禾同颖新。宁知帝王力，击壤自安贫。”此诗为李峤所写。李峤，出生望族，三次拜为宰相，如此关心土地，可见土地的重要。从狩猎到游牧，从逐水到定居。种植业的开始便是农耕时代的到来。农耕时代的主要平台便是土地。由土地耕作生产的物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共同建构了农业文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田地始终是一中心。这是一首赞美田地的诗。用祥瑞称麦，用美好称禾；花开时琴声和谐，田地给予了人类心情愉悦的植物。田土是老天爷给的，但是，倘若没有农耕，没有农事，那么田地将是蛮荒的。诗人的“宁知帝王力”的“帝力”，就是田力。田地，上天赋予，更是农事赋予。重农便是厚田力，厚田力便是重农事。再就是，许多时候，对于某些诗人来讲，田地、乡村，还是闲适和高隐的寄居地和转喻物。

喜农

农作物生长四要素，源自田地、阳光、雨水和农人劳作。雨，作为农事的重要符号和元素（当然雨是也是心情好坏的符号和元素），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古典诗文里（正史如《新唐书》本纪、五行志里记载的水旱、水溢，雨非其物等水灾之雨，当别论）。唐诗里的农事诗，写雨或写“喜雨”的极多。翻检《全唐诗》，以“雨”作为诗名和写雨的诗人，无疑最多就是诗圣杜甫。《春夜喜雨》《喜雨》《雨》《雨不绝》《梅雨》《雨四首》《晴雨》……几乎数不胜数。最让人传颂的是《春夜喜雨》的前四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写雨的诗，好像没有直写农事，但诗人的灵气、感受和表现，显然与农事相关。春天一到，万物萌发。万物萌发除了温度之外，那一定就是雨水了。所以诗人才会因春雨不期而遇写下了“润物细无声”这样的诗句。春雨的意象，便是对一年农事的期许和遥望。李峤的《晚秋喜雨》写的则是秋雨。为什么会写秋雨？诗中写道“积阳躔首夏，隆旱届徂秋。……草木委林甸，禾黍悴原畴。……腾云八际满，飞雨四溟周。……旱陂仍积水，涸沼更通流。晚穗萎还结，寒苗瘁复抽。九农欢岁阜，万宇庆时休。”这是一首叙事兼抒情的五言长排。从秋旱写到秋雨，从秋雨写到秋收。在叙事上，我们看到诗人对农村和农事的熟稔。“旱陂仍积水，涸沼更通流”这一联，干了的塘（陂）又见了水，涸了的溪流又有了水的流淌。在抒情上，我们看到诗人对农村与农事的真情。“九农欢岁阜，万宇庆时休”这一联，诗人对所有经营农事（即“九农”）的人给予了由衷的敬意。对农事的熟稔，对农人的敬意，以及久旱后秋雨突然而润的喜悦，这样的喜悦，直到今天依然如昨日那般清新。这首诗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解读——这首长达40句的长排，还涉及到农村农事的方方面面。既有对“隆旱届徂秋”秋旱的焦虑，也希望君王“丹扆念推沟”关心农事；既有对庄稼“禾黍悴原畴”的担心，也有对田赋“蠲穷井赋优”严苛的担忧。

从春雨到秋雨，再到冬雪，唐诗里的农事诗，对于农事里重要的原素雨（水），几成一个系统。唐玄宗时的右丞相张说，有一首奉制诗，诗名《奉和圣制野次喜雪应制》，全诗写道：“寒更玉漏催，晓色御前开。泱漭云阴积，氤氲风雪回。山知银作瓮，宫见璧成台。欲验丰年象，飘摇仙藻来。”写雪的诗数不胜数，而且这首诗写雪景也不是上乘之作。但作为应制诗，则有它的意义。应制诗在唐诗里是大类，它又分两种，一种是皇帝作诗，臣子奉韵而作；一种是皇帝出题，臣子奉题而作。由于是这种诗一为歌功颂德二为命题作文，大都不被看重。不过这首诗，雪的意象，并不刻板，而是有它自己的想法和叙述，比如“山知银作瓮，宫见璧成台”这一联，看似老旧，但这联中的两动词“知”与“见”，也可见诗人在诗艺上的功力。尾联“欲验丰年象，飘摇仙藻来”的意象与叙写看似为皇帝歌功，但是“丰年”则是农人一生一世最大的追求和目的。也就是说，“瑞雪兆丰年”，顺了天下农人对丰年的渴望和憧憬。由于雨对农事的重要，从喜雨诗还衍生了祈雨、贺雨诗。如韩愈的《郴州祈雨》“旱气期销荡，阴官想骏奔”，如白居易的《贺雨》“凝为悠悠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蒙蒙。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等。

农村田家的自然风光、四时变易，无论诗者是“在场”的农人，还是诗者是“他者”的外来感受者，一旦进入到诗人笔下，大都与喜悦相关。就“他者”来讲，如今日，急速扩大城市的周边或更远的农家乐，成了城市以及城里人一种寄托和对美好生活喜悦的转喻。“东园垂柳径，西堰落花津。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春。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王勃的这首《仲春郊外》，就是唐人写给今人农家乐的诗。诗人在郊外所看到的、所感悟到的春天，是以城市的角度来观照的。如“柳”便是城市镜像的主要物证之一。不过，颔联尾联即诗的下半部分，则是农村景象。“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春”里的动词使用，显示诗人的胆识。“飞”与“觉”；“戏”与“知”动词并用的这种写法，在五言甚至在七言都是少见的。除了诗人的才华，也需要诗人对物象的细致观察。正是诗人对农事乡村的感动，春天的某一个早晨的田家全景才得以呈现。再来看张九龄的“姹女矜容色，为花不让春。既争芳意早，谁待物华真。叶作参差发，枝从点缀新。自然无限态，长在艳阳晨（《剪彩》）”。知道张九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人，未见得知晓这首农事诗。张不仅是开元时期的名相，而且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全唐诗》录张诗219首。在这首诗里，颈联“叶作参差发，枝从点缀新”，寓意向上；尾联“自然无限态，长在艳阳晨”中的“长”字，更为逼真而又超拔。也就是说，自然不是过去的，也不是停止的，更不是死了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在时，更是一个永不涸竭的将来进行时。这种乐观的情绪，跟诗人生活着的时代密切相关。祖咏的《田家即事》：“旧居东皋上，左右俯荒村。樵路前傍岭，田家遥对门。欢娱始披拂，惬意在郊原。馀霁荡川雾，新秋仍昼昏。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稼穑岂云倦，桑麻今正繁。方求静者赏，偶与潜夫论。鸡黍何必具，吾心知道尊。”这首五古，从地理到自然，从早晨到黄昏，从农事到心境，娓娓道来，细细写出。引水也好，修枝也罢，桑麻也好，鸡黍也罢，都在诗人达观的心境之中。与王勃《仲春郊外》中“他者”不同的是，这诗成了诗人祖咏的“在场”。也就是诗人本身可能就是农人。祖咏虽与当时“诗红”的王维结好（王维曾赠诗祖咏“结交二十载”）。不过，据《唐才子传》载，虽然祖是开元十二年（724）进士，但长期未授官，只好隐匿乡下。因此，诗人与乡村田事有着天然的交际和亲身体悟。《田家即事》才有这般的真实和真情（清人编辑的《唐诗三百首》，不知为什么连祖咏的名字都没有）。

要说喜农，无论如何绕不开王维。《旧唐书/王维传》说王维“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新唐书/王维传》说王维“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前一传，表明王维与田园为诗；后一传，表明王维在乡间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说，王维关于农事的诗，都是“在场”者的亲历。“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渭川田家》）；“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春中田园作》）；“......素怀在青山，若值白云屯。回风城西雨，返景原上村。前酌盈尊酒，往往闻清言。黄鹂啭深木，朱槿照中园......”（《瓜园诗》）等等农事诗，让今人看到了一位高隐乡间诗人的“在场”的境界。后人称王维是诗佛，不过当我们读及这些有关农事的诗时，似乎觉得，诗人就是道道地地的农人。农人才有这样的志趣，唯有这样的志趣,才会有“旧谷行将尽，良苗未可希。.....饷田桑下憩，旁舍草中归”这样对农事恋恋不舍的心境。虽是归隐，但对于农事，王维的喜悦是真诚的。

唐诗是一个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大千世界，即便喜农的诗，也各有风度。如广采民间歌谣的刘禹锡，喜农的诗，写得晓白流畅：“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伫如竹枝。”（《插田歌》）如惯用隐喻且诗风秾丽的李商隐，喜农的诗，则写得忧郁婉转：“荷筱衰翁似有情，相逢携手绕村行。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抚躬道地诚感激，在野无贤心自惊。”（《赠田叟》）

悯农

农业、农人，虽在农耕社会里是天大地大的事，但是，因为某些时段的朝政颓败、战乱纷争、天灾人祸，最易受打击的刚好是农业和农人。《新唐书》在“本纪”和“五行志”里所记载的天灾人祸比比皆是。尤其是猝不及防的“安史之乱”，击穿了大唐盛世，悯农、哀农的诗，成为农事诗里的重要部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悯农二首）

正是李绅的《悯农》（《全唐诗》也作《古风二首》），“悯农”题材的诗，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显著标识之一。尤其是《悯农》的第二首，其传颂的范围和力度，不亚于李白的《静夜思》。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是一首怀乡思亲的天籁，它穿越千古。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则会在悯农、惜农、珍农上引起广泛而持久的认同。再从极端意义上讲，月亮不会天天有，而“民食以为天”的“盘中餐”则必须天天有。当我们去追究“盘中餐”的前世，是从“春种一粒粟”“汗滴禾下土”中来时，这两首诗，事实上是不能分开的。第一首说的是，农人种田却没有充足的口粮，第二首讲的是，要珍惜农人的劳动成果和自然予人的馈赠。现在人们大都记得第二首，而忽略了第一首。“秋收万颗子后，”农人居然会没有饭吃。这样的悲壮，在唐诗里是少有的。少年成名，且与元稹、白居易等一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在同为清人编的两部唐诗选集《唐诗三百首》与《唐诗别裁集》里，不知为什么都没选李绅的诗。抑或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诗句，太直白太残酷太猛烈了么？

对农事的担忧、对农事的同情、对农人的哀悯，在中国诗文里一直都是重要的篇章，唐诗尤盛。本不关心世事的高僧寒山，在三百零三首无题诗中就有多首与农事相关的诗。《新谷》一首写道：“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悭惜不救乏，财多为累愚。”这是一首写夏荒的诗。除自然灾害之外，夏荒的成因多种多样，但有一样对于农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那就是粮食入仓之前的田赋。田赋如果重了，农人秋收的谷物，在缴纳了田赋后，来年很难接上来新谷。再加上灾害，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央大户人家借。这诗写得最为生动也最为凄凉，不仅“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而且“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就算大户贷了，门前徘徊的农夫还得好好思忖：贷得了吗？贷了，以后还得了吗？贷的利息能接受吗？就在商家大门之外，一会儿夫出来问，一会儿妇又进去观察。真是尴尬与凄凉！农人苦啊！连一向放浪不羁的李白，对农事也投出过“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蚕老客未归，白田已缫丝。驱马又前去，扪心空自悲”（《白田马上闻莺》）这般“扪心问桑麻”的目光和情怀。

杜甫与白居易，恐是唐诗帝国里写悯农诗数量最多内容也最厚重的诗人。杜有《春旱天地昏》《大麦行》《岁晏行》《为农》……白有《村居苦寒》《观刈麦》《重赋》《卖炭翁》《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杜甫在《岁晏行》里写道：“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在《大麦行》里写道“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在《春旱天地昏》里写道“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杜甫对农事的悲怆，一点也不输于诗人的《三吏三别》，而且其广阔程度，从农事的重要性来讲，较直写“安史之乱”的《三吏三别》，更具有历史的意义。白居易的创作高峰是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元和中兴”。如果按这样的理解，白写《长恨歌》《琵琶行》等这样的讽喻诗，似乎才是正途。但是《观刈麦》中的“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这般场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欲哭无泪。这诗正是写于元和年间。在《秦中吟十首》之第二首《重赋》里写道“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在《村居苦寒》里写道：“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白居易的这些农事诗，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是那一时代的真实见证，如依陈寅恪“诗可证史”的观念，白居易的这些农事诗就是诗史。从这一角度认知，杜甫、白居易都称得上是史诗级的诗人。

大唐诗作，近五万首，不排除其间的龙蛇混杂、优莠俱在（譬如有大量的应制诗和应酬诗），但在关注民间疾苦，关注农事，哀悯农人，不同身份不同诗风的诗人诗作，许多是相通的：“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孟浩然《田家元日》）；“开花空道胜于草，结实何曾济得民。却笑野田禾与黍，不闻弦管过青春”（郭震《米囊花》）；“泪尽江楼北望归，田园已陷百重围”（刘长卿《登松江驿楼北望故园》）；“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元结《舂陵行》）；“群合乱啄噪，嗷嗷如道饥。我心多恻隐，顾此两伤悲。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储光羲《田家即事》）；“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孟郊《寒地百姓吟》）；“赤地炎都寸草无，百川水沸煮虫鱼”（马异《贞元旱岁》）；“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攸得牛两角”（元稹《田家词》）；“仰面呻复嚏，鸦娘咒丰岁。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温庭筠《烧歌》）……战乱、天灾、苛税、饥荒等都在农事诗里有反映。这表明，留存并传颂的诗作，它们的责任，或者说使命，不在于应制的歌功颂德，也不在于应酬时的唱和（尽管不排除这两类诗里有上等佳作，但毕竟凤毛麟角），而在于诗人、诗作，是否是对严酷现实的揭底，是否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否有高尚的人文情怀。从上粗略计，我们已看到了唐诗里的农事诗，在于它的批判、期许和情怀。

唐诗里的农事诗，是中国诗歌史里的宝藏之一，在有影响的两个重要选本《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里，特别是《唐诗三百首》入选的并不多，从这一角度看，唐诗里的农事诗，需要进一步的发掘、重视和研究。唐诗在，中国的文明就在。唐诗里的农事诗在，珍惜土地、热爱自然、关注民生疾苦的伟大情怀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