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应先具备与别人不一样的认知装置
作者:金不唤 2019年03月18日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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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杨克的诗《人民》
文/戴逢春
诗是一种意义的美,是高雅的艺术,是文学艺术中最高美学。诗人是传播美的使者。是文学的灵魂工程师,台湾著名作家痖弦说:"诗学是文学的贵族,诗常常体现一些非常高贵的情操,诗人的人格是一贯的。诗不是一种技术,诗是一种思想,诗是一种人格,诗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最高显现,诗是非常高贵的"
所以说,诗歌除了欣赏美感外,还具有传承文化精神脉络,维系民族情感的功用,比如《诗经》“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种君子人格,至今仍是推动民族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时代在变迁,诗歌的形式也在改变,同样诗人的身份也有所改变。
从去年老诗人食指批评余秀华的背后,就可见一斑,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体现了两代诗人观念的格格不入。不同的时代背景熔炼出不同时代诗人的底色。
过去那一代诗人写诗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类诗人看中诗歌的社会属性,风格往往是形而上、宏大叙事。而余秀华这一代诗人,从“为社会写诗”转变为“为自我写诗”,他们更强调的是自我的主体性,刻意淡化集体的痕迹,甚至自觉与贵族式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
但现实却非常残酷,诗人成为被同情、怜悯的符号,诗人甚至被污名化。以“梨花体”、“乌青体”为代表,白话诗成为公众怀疑甚至嘲笑的对象。尤其是在当前自媒体发达,追求精神自由的时代,诗坛出现了很多的眼花缭乱,甚至是让人嗤之以鼻的现象,无病呻吟,愤青下体诗,无其不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多的自由滋生了膨胀的内心,导至自以为是的轻狂,这些恰好是诗人应该唾弃的。
当一种东西或一种思维泛滥时,就需要反省和警惕了。追溯初心,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所写的诗想表达什么呢?无非是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的触动和认识
我看到太多的人,在时光中变得面目全非。一个没有真性情和人格的人是写不好作品的。我觉得诗人就要有诗人的气质,起码是个真诚的人,有时又是个矛盾的人,这种矛盾的性格能产生非常好的特质,好的作家都是雌雄同体,好的诗人他的感知有时是错位悖逆的,诗其实是断续的碎片,它们只是用语言连缀起来的格言,根本不能保证逻辑的一致性和观点的绝对自洽性,而总是处于不断分裂的状态。
所以太过中庸太理性,是写不出好诗的。诗就是诗人的个性,诗人的气质,诗人的人品。
诗人施世游曾说:“一个诗歌写作者身上至少必带这么几种气中的两种:豪气、霸气、才气、匪气、邪气、孩子气。六气择二而不同,风格也各样。”
像杨克就是这样的诗人,他写的《人民》就藏有这样的原素,是一首非常好的现代诗,具有划时代性:
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
148双残损的手掌。
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
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
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
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
需要桑拿的
小老板。
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无所事事的溜达者。
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边喝茶
边逗鸟的老翁。
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
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
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
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
单位里头的丑角或
配角。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互相取暖。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杨克他是体制内的诗人,按道理他的诗歌应该是政治涂抹粉底液的工具,他却反道而行,将"小蜜,酒鬼,赌徒,发廊妹,性工作者,给人一头雾水的学者",统统写进了"人民",给予了人民新的定义,并大言不惭地说/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更为狡诈大胆的把人民比作肮脏的零钱。/就像肮脏的零钱/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就是这种所谓"反动"的写法把人民写活了,把卑微弱小的民众变成了伟大的人民,有谁敢这么写,六十年代这些人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改革开放国家敞开了怀抱,包容释放出积极向上的能量,包容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短短的四十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诗人杨克难能可贵和高超之处。介乎形而上形而下之间。
好的作家一定会把个人故事从小处着手兼顾国家故事背景,让平衡度完美结合。
不管怎么说,当代作家有责任书写当代人物,只要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坚持写实敢于解剖自己,从而揭示这个社会最低层的一些现状,他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更多的会被人欣赏。作家尤其是诗人应先具备与众不同的认知装置,要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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