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和高下 

　　诗歌多元就是诗歌不止一种写法，而是有很多种。并且（这是重点），所有不同的写法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优劣的分别。你喜欢或者擅长某类写法，推崇备至可以理解，但如果在原则上认定只有一种写法是优异的，甚至惟一正确，那就不是多元。企图推而广之、一统江湖就是一元。惟一正确，惟一合法，惟一正道，我反对的是这个。 

　　艺术家或者诗人的我执通常甚于常人。这我执对于固守个体的特殊品质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变成诗歌世界同一的理想就成问题了。动用自身顽固的一元抵抗作为主流的庞大的一元值得称道，但如果试图取而代之，就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所以，有时候你不妨退出来，对诗歌世界的整体景观加以了望，正是多元并存使异端得以存活，也正是多元的格局使诗歌世界富于生机。这些都应该铭记在心。我这里所说的多元同样适合描绘整个艺术世界的生态。 

　　多元可简单地理解为不同的写法，当然也可以用来说明品种、类别、方式、观念和系统差异。它最终落实在作品的呈现上。各种不同面貌和方向上的作品，但在价值上并无高下之别。诗歌世界作为整体的丰富惑人即体现了某种价值，而具体的品类并没有先天的、必定的价值差异。差异是有的，但不表现在价值方面。也就是说，有不同，但没有高下或者优劣。比较是横向的，纵向比较则不能成立。 

　　这并不等于说诗歌作品没有价值上的差别，只是不能概而言之。当我们谈论诗歌的品类、方式或者系统，在这些方面必须坚持多元，即在价值判断上不应该有前提性的高下优劣介入。在同一种方式或者品种内，写得好坏、成功与否自然是可以判别的，有高下之分。因为有相对一致的准则、规范和传承，有系统或者彼此都认可的前提作为保证。在这样的构成或者场之内判别才有意义，才是真实的。比如都写七律，自然会有高下。但如果是现代自由体对古典格律，判断就无从谈起，即使有高下之论大多也是出于自我辩护。  

多元和新诗 

　　诗歌多元既是理想也是现实。在现实层面，的确有各种写法、类型、方式和观念体系的竞争，多元显而易见。特别是在草创时期和变革期，多元局面的出现属于题中应有之意。 

　　就今天的现代汉语诗歌而论，应该处于草创时期。五四以来的自由体写作不说，1949年到1970年代末诗歌现代化进程中断，之后现代汉语诗歌才又开始起步，至今也不过40年，新诗传统经历了烂尾楼式的反复建设。1980年代开始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当时可谓旗帜林立，流派众多，其喧嚣和话题一直持续到现在。朵渔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不团结就是力量。按我的话说，多元就是力量，就是生产力。抛开纷争不论，现代汉语诗歌这40年充满了少有的活力，各种方式方法、观念和体系的写作层出不穷，并且都是有作品作为成果支撑的。如此局面显示出了竞争的态势，对合法性和权威的孜孜以求，按我的理解就是对一元地位的竞争。某种一统天下的胜出不免成了一些诗人的理想和抱负。也不仅是一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了1990年代的写作现实。盘峰论争实际上就是口语化写作质疑其时已成为主流的知识分子写作，是由此引发的。多元在趋向一元的压力下凝聚，之后分裂成两元，两大元。虽然离“诗歌王国”的最终统一尚有时日，但某种“归纳”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也许这意味着现代汉语诗歌的成熟，开始脱离草创、变革时代，然而弊端也显而易见。两元不足以囊括暗流汹涌的异常丰富的写作实践是其一，其二，以二元正统自居的写作开始谋求安全、觊觎文学史地位，也很难出新出奇了。成熟即意味着保守，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万法归一的一元或者二元是有碍生机和活力的。 

　　需要一提的是，当代汉语诗歌作为现实的多元，和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百花齐放”并非一回事。前者的能量来自写作内部，后者是一种掌控层面上的举措，属于政治范围。当然我们欢迎宽松政策，但对其政治上的虚伪需要保持警惕。 

多元和政治 

　　政治多元是对艺术多元（包括文学、诗歌多元）的某种保障，但两种多元并不是一个意思。 

　　政治多元说到底是一种手段，用以激发社会效率，促进社会团体、人群积极参与和建设社会。如果达不到这一目的，政治一元也无可厚非。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多元并非是一个常数，不一向如此，并非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具有某种普世价值。而诗歌多元或者艺术多元，尽管也非一向如此，但却是诗歌或者艺术世界的目的本身。这和艺术的根本诉求有关。我们通过艺术并不能企及社会或世俗生活的圆满（这一点可望通过政治），也不能追求唯一合法的真理（宗教信仰的许诺）。在艺术或者诗歌中我们寻求的是丰富而非单一，是变化，而非永恒；是无用，而非实际。艺术说穿了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这一点和政治以及宗教截然有别。多元的价值植根于艺术世界最深层的构造中，与人心的某一部分遥相呼应。 

　　艺术世界的格局有可能是一元的。如前文所述，在草创和变革时期，它的面貌往往呈现为多元；当某种艺术方式和观念在竞争中胜出，趋于成熟且倾向于保守，一元局面就会形成。在此我们不应该倒果为因，将目的和手段进行置换，认为成熟和胜出才是艺术的目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不稳定、多元并置互相激发才是艺术世界的目的所在，才体现了艺术之所以是艺术。而一元胜出及其随之而来的保守则意味艺术活力的丧失，意味艺术之死，虽然可能是某种庄严之死（伟大的文艺巅峰暗示了这点）。顺便说一句，成熟、稳健恰恰是社会生活的目的，是优秀的政治梦寐以求的。 

多元和绝对 

　　应该说，多元体现了诗歌世界的价值，而非诗歌作品的价值。具体的诗歌作品，其价值体现必须在一个确定的有机系统中，在一个逻辑自洽的场内，只有在这里才有高下优劣的分别。所谓的价值，说白了就是几斤几两，在不同的系统中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就像用长度比较重量。几斤几两可以比较，但几斤几尺就无法比较了。诗歌世界包含了诸多的不可比较的一元，是多元并置，在元与元之间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诗歌世界中所囊括的元是一种并列关系，但具体的作品在其系统中和其他作品之间则形成了互指或者结构性关联。这一点同样适合说明艺术品和艺术世界的差异。 

　　诗歌或者艺术世界有它自身的价值，这价值就是丰富惑人，就是多元，是其生机和活力。可以说，这便是艺术包括诗歌对人类精神而言的绝对价值。但在具体的作品中，却没有这样的绝对价值，只有附属于所在系统之上的相对而言的价值。李白有绝对价值吗？莎士比亚有绝对价值吗？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写法或文学系统中居于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崇高位置，但一旦脱离其系统就变得不可全然理解，也得不到无条件的绝对意义上的评价。有没有一首诗或者一件艺术品，可以在无论古今中外的何种传统、系统或可被理解的场中都能得到最崇高的评价，不是出于猜测和尊敬，而是完全地符合所有衡量要求或者指标？我的回答是没有。但对于诗歌或者艺术世界而言，承认其绝对价值就是对具体作品的相对价值给予终极保证。 

多元和现代社会 

　　多元的概念来自政治生活，多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艺术多元只是借用了多元概念。 

　　在现代社会以前，如果社会特征是一元的，艺术也是其平衡的力量。也就是说，艺术作为某种生活方式和主观倾向，对丰富和差异有其天然诉求。有诉求，但缺乏有力的概念描述。现代社会不仅提供了这一概念（多元），使之明确清晰纲领化，也孕育和产生了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维度的同构系统，在逻辑和原则上对艺术多元进行担保。换言之，艺术多元在现代社会的精神氛围下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在这之前则可谓名不正言不顺。例如个人主义的兴起，对艺术家、作家（包括诗人）扬名立万的赞许和肯定，对艺术家、作家标新立异的推崇和加冕。对多元不自觉的追求变得自觉，无意识变成了有意识。一切都放在了明面上，并且尖锐化了。艺术家、作家对多元概念的格外青睐，加以思考并充分利用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有时候不免会做得很过分，个性张扬演变为满足一己私欲，导致虚无主义和市侩哲学的蔓延。那是另一回事，暂且不论。 

多元和中国 

　　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说，艺术多元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存在某种同构关系，其艺术多元就是举步维艰的。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带动力量。如前文所述，多元是艺术世界根本性的诉求，对一个不完善的现代社会而言，不免被视为一种危险。所有的这些复杂情形在艺术家、作家的精神层面都有反应。一方面我们呼吁自由，对官方倡导的主流文艺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在意识深处又有一个大一统的想象。对文艺“正道”惟一合法的理解演变成了现实层次取而代之的愿望。也因此，文艺主张之争看上去犹如权力之争，话语权之争。在解释争执各方的动机方面更是如此，一切都从权力欲的角度加以考量。似乎存在的只是表面上的反对，私底下无非是某种权谋。似乎纷争只有两种不超过两种，形象地说就是在朝还是在野。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是近四十年的事，并且基本局限在经济或物质生活范围。而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我们有很多思考，但大多都不能算数。诗人作为文艺工作的从业者（姑且这么说），至少我们这代人是从现代社会以前的时代一路走来的。在自由思潮的影响浸润下，作为一个反对者也许我们是合格的，但作为一个倡导者和建设者，在意识深处却带有往昔的深刻烙印，某种潜意识挥之不去。这和一代人的成长、阅历有关，关于诗歌世界的想象亦离不开这一点。作为一名各自为战的写作者可能这并非问题，甚至还是长处。但作为一个对现代文学、艺术整体格局瞻前性的思考者确有明显欠缺。特别是这批人都是极具能量的实践者，有将自我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加之年纪渐老，生理上的衰退又加强了某种专断倾向。 

　　有时候我觉得，成也这代人败也这代人。成者，凭借一己之力创造了各自有效的方式和写作路径。败者，试图推而广之一统江湖，对他人的创造一概给予毫无通融的否定。 

多元和杨黎 

　　这里有必要提到杨黎，他是我不多的几个对话者之一。我们曾在网络论坛上有过直接的现场对谈，一来一往，不失对彼此的尊重。后来再没有那么谈过，见面时聊天除外，但那是非正式场合，话题比较散漫，也没特意针对诗歌和写作。尽管如此，我的很多言论、对诗歌的思考实际上是对杨黎观点的再思考，是受他思路的启发而有的。可以说是针对“杨黎说”说的。 

　　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和杨黎这个人以及他思考的品质有关。杨黎不会将问题讨论上升为敌我冲突，对我尤其宽容。其次，他的观点很分明，甚至极端，且此人具有抽象思辨的能力和特别癖好。在当今的诗歌圈中这样的诗人比较罕见。杨黎虽然不无情绪化，但对诗歌“真理”以外的内容毫不关心。文人的嫉妒心、打笔战时的泼妇式的缠斗杨黎更是不屑。总之在这些方面他是一个高贵的人，有理性的人，也讲道理。光明磊落，并分量具足。 

　　因为杨黎说，“好诗都是一样的”，这启发了我，所以我才会说“不一样的才是好诗”。当然，这只是某种思考的缘起。 

　　我说“不一样的才是好诗”，和我对诗歌多元的理解有关，也和我主张的具体生命和诗歌方式的结合有关。后一个问题找机会另说。就诗歌多元而论，差异本身就是价值所在。我自然也能理解杨黎说的“好诗都是一样的”。在同一种方式方法里，面对同一评价系统，杰作的标准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我相信多元系统并存，而杨黎对此没有信心，也坚决否认。我们的分歧实际上在这里。 

　　抛开理论性的抽象谈论，对具体的诗歌作品我当然会有判断，而且一般都很决绝，好就是好，差就是差，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余地。但我的表述可能不够完整，好是说在这一作品所在的方式和系统里是好的，差亦同样。在另一种方式和系统里不是说好的就变成差的了，而是，根本得不到有效的评价，因为丧失了依据。而杨黎认为一首诗如果是好的，那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主张一个系统，一种方式，主张惟一正确和合法。 

　　关于系统的不可通约性是我主张的多元的根本依据。有关的例子很多，也超出了诗歌或者艺术范围，例如中医和西医，基督信仰和佛教信仰。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完满的宇宙，有其自洽性，自我生长自我成就自圆其说，能解释一切而不需要外在条件的介入。身陷于这样一个宇宙中其实就有完全的自足性，但以此为依据对其他宇宙进行评判则不可能，勉强评判之则有失公允。问题在于，并非只有一个宇宙存在，在无限的背景之下，只可能设想诸多宇宙的并存。艺术世界所要揭露（披露）的实际上就是这一点，除了严丝合缝的逻辑关系，还有互不买账但彼此共存共荣的并列关系。也许所有的这些并存是有逻辑联系的，但因为涉及的区域尺度过大（无限），而不能被有限的人类精神一次性地同时把握。多元并存可能并非是无限宇宙的现实，但一定是人类精神的现实。承认并存就是承认神秘边界的存在，承认永恒未知的存在，将绝对交还给一个空洞的概念。人类及其精神的价值皆是相对。 

　　多元不仅是我的诗歌观或艺术观，也是宇宙观。 

多元和概念 

　　元是一个度量单位，可大可小。但无论再大，它都是度量有限之物的，不可以以此度量无限。说宇宙一元就等于说宇宙并非是无限的。同理，说艺术或者诗歌一元，就等于说艺术或者诗歌并不是无限的。艺术或诗歌世界在原则上理应无限（无限多，无限变化），因此它就不可能是一元的，或者说不适合用一元的概念加以描述。 

　　其次，元再小也有内部构造，体现了某种同一或者一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元与元之间一定是一种并列关系，而在一元之内，各部分之间一定是一种逻辑关系。 

　　最后，元是可以重叠的，大元可包含小元，众多小元共同组成上一级的大元。例如诗歌，中文诗歌这一大元中就包含了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而现代诗歌作为大元，又包含了比如口语化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在口语化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中还可以再分，最后抵达以个体的特殊性维系的一元。 

　　元，既可以作为统辖性的系统而存在，又可化身为被更大的元所统辖的部分。所谓的元，即是强调系统的不可通约性。而部分的概念相反，重点在于对所在系统而言的不可分割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语化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也是可以进行价值比较的，也可判出高下。但有其前提，就是必须共同承认一个包含了这二元的系统。仅仅是现代汉语诗歌这块招牌还不行，还得有共同买账的逻辑和标准。如果有关的逻辑和标准并不存在，或者得不到双方的认可，只是以各自的逻辑、标准评判对方，那就是逾越。就是以部分替代整体，以其中的一元对多元实施称霸。 

　　说得有点绕口，也比较概念化，但意思应该是没错的。意思到了，也就可以了。打住。 

                                        2018.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