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新诗和外国诗歌的联系，大多是单向的，简单来说就是主要围绕“引进”开展工作，而很少考虑过新诗的“输出”。在新时代诗歌发展中，“输出”应该成为推进新诗艺术发展的向度之一。

和以前经常使用的“新时期”相比，“新时代”除了时段的变化，还具有更丰富的新内涵。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社会的基础看，“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成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只是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就人们的需要来看，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飞跃，或许可以说，是从生存需要转向了生命发展的需要，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诗歌无法离开现实，也不应该离开现实，因此，在这种语境之下，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应该具有新的向度、新的目标、新的手段。

新时代是新时期的延续和深化，是过去主要注重经济发展转向全面发展的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美好生活”一定会和文化、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的发展相伴而行，它们也是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元素。在关注新时代诗歌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实现诗歌艺术的不断发展。

在这里，我想主要谈谈新诗面对开放语境时的发展问题与路向选择。

对新诗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新诗和外国诗歌的关系非常密切。新诗的诞生和外国诗歌的影响有关，那是利用强大的外在力量来实现对长期固化的诗歌观念、诗歌形式、诗歌语言等的全方位突破。新诗艺术的发展和进步，也和外国诗歌有着深度关联。在新诗艺术发展历程中，哪个时期和外国诗歌艺术交流比较密切，那个时期的诗歌艺术就是多元的、丰富的、充满活力的，推出的诗歌作品和积淀的艺术经验就比较厚实。上世纪20年代、80年代的诗歌发展就是比较明确的证明。相反，哪个时期的新诗探索和外国诗歌艺术的交流较少甚至拒绝接受和外国诗歌的交流，那个时期的新诗艺术就会显得比较单一、单薄，积淀的艺术经验也就比较有限。“美好生活”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应该是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是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和谐共生，因此，在新时代的开放语境中，新诗和外国诗歌的交流应该也必须是一种不能忽视的选择，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路径。我们的诗人应该抓住这种趋势，在诗歌艺术探索中做出更大的成绩。

开放就是敞开大门，有来有往，既吸纳新鲜空气，又输送新鲜思想。在开放的语境中，新诗发展至少应该在两个向度上做出努力，一是拿来，二是输出。

在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新诗在处理和外国诗歌艺术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主要是“拿来”，就是借鉴和学习外国诗歌的优秀艺术经验，促进新诗艺术的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这种做法依然会继续而且有效地延续下去。世界各民族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独特文化，有些文化是相通的，可以为其他国家、民族所接受和享用，同时为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文学、诗歌发展提供营养。对于这种优秀的诗歌艺术经验，我们应该大胆地“拿来”，将其融合到新诗艺术的发展之中，丰富新诗的精神，提升新诗的语言，强化新诗的艺术生命力。

在新诗艺术的借鉴过程中，我们至少需要在两方面用力：

一是要选择优秀的外国诗歌作品和优秀的翻译家。由于文化底蕴、语言、习惯等的不同，外国诗歌在情感方式、语言方式、精神指向、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中国新诗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借鉴和学习外国诗歌的时候，对优秀作品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在艺术上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突破性，包含人类共同理念的作品进行翻译和介绍，而不是那些已经过时，在自己的民族都显得落后、落伍的作品。对于那些在外国诗歌中显得非常独特，而在新诗中有所缺失，但对新诗艺术的发展可能具有推进作用的作品，我们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同时要选择优秀的翻译家。客观地说，在百年新诗的发展中，我们翻译介绍的外国诗歌不可谓不多，但在文本选择、翻译水准上都堪称上乘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有些作品读起来让人觉得缺乏新意，有些甚至使人觉得不知所云。这当然有文化差异、文本选择等方面的原因，但也存在翻译水平上的问题。外国语言和现代汉语存在很多差异，其他国家的诗歌在转化为汉语表达的时候，自然就存在很多障碍，直接按照别人的方式生硬地翻译过来，中国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和接受，这种译本也难以传达微妙的诗意，而如果只是按照汉语的方式来改写，可能就会失去翻译介绍的价值。在既有的翻译作品中，受到关注最多、影响最大的外国诗歌有很多是由诗人翻译的。诗歌不同于叙事文学，在诗歌翻译中，最好的翻译者可能是精通某种外语的诗人，尤其是中国诗人，他们既熟知原作的文化背景、艺术特色，了解诗人的整体创作、艺术个性和艺术影响，又熟悉汉语和新诗的独特表达方式，知道新诗需要补充怎样的营养，可以在两种语言的诗歌文本之间自由来往，最终以真正属于诗歌的方式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汉语。

二是要有选择外国诗歌的基本标准。在任何领域，掌握标准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翻译介绍外国的诗歌作品，不外乎欣赏别人在艺术探索中所体现的独特的、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元素和思想理念，获得美的享受；而对于写作者，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独到的艺术营养，丰富和发展新诗艺术，推动新诗的进步。因此，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见到什么就拿来什么，而应该有所选择。选择的基本标准主要看引进的作品是否对中国文化、诗歌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否能够对中国文化、诗歌的发展有所修正、补充、完善。从精神层面上说，要考虑那些抒写人类共同理想、关爱生命、充满悲悯情怀、高扬人的价值、张扬生命品质的作品，而对那些低俗的、反人类的、琐屑而缺乏精神价值的作品，则不应该成为选择的主体。在艺术上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些在艺术表现上显得一般化、离开外国文字就难以存在的作品，可以少考虑或者不考虑，而那些在不同语言的表现中都具有自身特点，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对中国读者和新诗艺术探索具有启示意义的作品，应该重点加以介绍。而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大多都是译者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在进行选择，缺乏系统性和规划，也缺少人力物力的投入，这是不利于引进优秀外国诗歌的。

在过去，新诗和外国诗歌的联系，大多是单向的，简单来说就是主要围绕“引进”开展工作，而很少考虑过新诗的“输出”。在新时代诗歌发展中，“输出”应该成为推进新诗艺术发展的向度之一。其实，新诗的“输出”一直都有，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新诗诞生之后不久，美国芝加哥的《诗刊》就翻译介绍过中国新诗，而在1936年，英国就出版过阿克顿、陈世骧编选和翻译的《中国新诗选》，在那之后，国外翻译界一直断断续续地介绍中国新诗，出版过多种新诗选本、个人诗选，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国外文学界、翻译界对新诗越来越重视，不少中国诗人，尤其是旅居海外的诗人都出版过外语版的个人诗集，也出版过一些影响不小的诗歌选本。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诗歌大国，相比于对外国诗歌的“引进”，新诗的“输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范围上、影响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新诗在国外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更是很少被学术界作为主流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新诗艺术自身还存在很多不足，创新性、独特性不够，加上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没有引起国外读者、研究者的重视；同时，我们在推介新诗方面也还做得不够，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还缺乏可供推广的优秀选本，对优秀诗人及其作品也很少开展全面的推广介绍工作，大多只是通过一些交流活动进行介绍。因此，在新时代，遴选优秀的诗人和新诗作品，组织优秀翻译家对这些作品进行翻译介绍，向外国读者系统地推广新诗，应该是助力新诗艺术发展、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之一。

从开放的角度说，新时代的发展目标之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其中当然包括精神、思想的相互交流与沟通，最终实现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在这种语境之下，世界似乎会变得越来越小，国家、民族之间的藩篱应该也会越来越少。而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新诗在内的文学艺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促进新诗艺术交流、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为新诗艺术的发展开辟更加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