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近代以来汉语其实是一种有邻语言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断裂程度之大,是非汉语作家们不能想象的。汉语作为一种孤立的语言,和它作为一种与其他语言接壤的语言,对我们的意义可能不太一样

对于当下诗歌写作缺少古典传统滋养的原因,著名诗人郑敏将其归结为语言的断流。由于已经遗弃了的古典语言素材并不能被吸收到今天的语言中,为此日常写作会时时感到失语。郑敏认为,在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之际,我国的语言学家有必要深入探讨语言的本质问题。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尤其是语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她希望通过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对诗歌语言问题的分析,能够引起业界的关注,真正推动诗歌语言问题的解决。

那么,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诗人西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理清诗歌语言问题,不仅需要清楚现代汉语的发展历程,清楚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清楚现代汉语和白话的区别,还要意识到近代以来汉语其实是一种有邻语言,在句法上,它受到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影响,在词汇方面,它从日语多有借鉴。无视这些事实,我们讨论问题就是一厢情愿地自娱自乐。西川说:“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断裂程度之大,是非汉语作家们不能想象的。汉语作为一种孤立的语言,和它作为一种与其他语言接壤的语言,对我们的意义可能不太一样。”

在西川看来,以中原为发祥地的古汉语,在佛教文献被大规模译介到汉语中来之前,几乎没有邻居。他之所以称“几乎”,是因为它只有一些小邻居。比如刘向《说苑·善说》记录过一首《越人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漫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何湖。”这是汉语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鸟语歌。译成汉语是:“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玩(同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南北朝时北朝的《敕勒歌》很有名,但其歌唱者斛律金究竟唱的是敕勒语、鲜卑语,还是突厥语,至今没人能说清楚。这些异族诗歌虽然见载于汉语文献,但西川认为这对汉语诗歌的写作说不上构成过影响。但印度佛经的翻译对汉语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影响到汉语诗歌写作的主题。即使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十足的汉语诗歌,或许也受到过《六度集经》的影响。《六度集经》中说:“犹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则消,暂有不久,如是人命如朝露。”(康僧会译)而在声律方面,没有对梵文的认识,汉语就建立不起“四声”论,无从认识声母和韵母,摸索不出反切法,中国古代诗歌就建立不起音律制度。

2 现代汉语从白话文出发接受了外国语言的影响

现代汉语和白话的区别在于,白话面向书面古汉语,而现代汉语并不面向书面古汉语。它从白话文出发,接受了外国语言的影响

西川介绍说:“汉语真正落座于邻里之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也就是当古汉语成为现代汉语之后。古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本来是平行存在的。读唐代王梵志的诗歌能够感受到汉语口语之根所扎之深之远。口语(记录于书面即白话)是每一个人的语言,不只限用于僧人和老百姓。《朱子语类》的宋代白话,离我们今天的语言其实不远。”《朱子语类》是朱熹的课徒实录。在西川看来,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说的却是和我们相似的语言,是件有趣的事。但一旦朱熹写起文章便又回到了正儿八经的书面古汉语。这种隆重的书面语言虽然也有其自身的演进轨迹,但形态大致是稳定的,它保证了中国古代的道统、法统和学统的千年不易。

“现代汉语和白话的区别在于,白话面向书面古汉语,而现代汉语并不面向书面古汉语。现代汉语从白话文出发,接受了外国语言的影响”。西川介绍,从清朝末年开始,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人痛心疾首地意识到了汉语其实是一种有邻语言;既然是有邻语言,翻译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有了翻译才能如梁启超所说“参西法以救中国”。

西川说,使汉语接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从而达到改造汉语的目的,在一些人那里是有意为之。1931年12月瞿秋白在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中说:“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余孽,还紧紧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

西川认为,从林纾的汉语到如今的现代汉语,汉语的包容力在翻译的催化下已经大大扩展了。汉语的包容力、表现力又反过来作用于翻译,使得不少外国原本译不好和不能译的东西,终于能够顺利地进入汉语。西川感慨于当初林纾以桐城派古文翻译西书时,这样的情况他是不能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翻译的催化下,汉语才获得了它的“现代性”,才成为现代汉语。

3 被有意无意地改造,汉语是否正在丧失其“汉语性”

此后作家们把汉语带向了三个方向: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回到方言;寻找和使用身体性语言。其中回到方言是与欧化现代汉语的反向动作,其可能性之一是回到白话文;而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和使用身体性语言,都有可能与翻译撇不清关系

这样一来,马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经过百年的使用,其间被有意无意地改造,汉语是否正在丧失其“汉语性”?西川告诉记者,已经有不少人在指责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诗歌中的一部分语言实践正在偏离汉语性。对此,西川认为其实汉语性一直都在。他为记者简单追溯了一下现代汉语的发展轨迹:现代汉语的发展基本上沿着白话文——个人化的、带有欧化色彩的现代汉语——集体主义的现代汉语等的发展轨道演化。此后作家们把汉语带向了三个方向: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回到方言;寻找和使用身体性语言。其中回到方言是与欧化现代汉语的反向动作,其可能性之一是回到白话文;　而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和使用身体性语言,都有可能与翻译撇不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汉语性”的有无问题被提出来。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谋求汉语的本土化(一些人正在这样做)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问题。李白和杜甫从来没有追求过语言的“本土化”,古人没有自问过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古汉语几乎没有邻居。它不需要一个语言的他者来帮助自己认识自身。

那么现代汉语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西川通过比较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指出二者的不同:英语的复句结构、逻辑结构等一些基本因素(其他西方语言类似),在古汉语里是不存在的,而现代汉语中的复句结构,恰恰是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中文从古汉语到现在讲究的是短句子。现代汉语的句子虽然有所增长,但依然不能达到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句子长度。在长句子中,词汇本身构成一种层层递进、螺旋上升或下降或推进的态势。这样的语言态势恰好能够满足语言的罗格斯指向。这是一种非遵从逻辑不可的、非遵从理性不可的语言,非遵从其内在制度的语言,是一种自我限定的语言。而“汉语是短句子,从符号记事到书写记事,规定了汉语的书写形态;而它最早的诗歌形态以四言为主。它散文中最华丽、最形式 主义的书写形态是四六骈文”。西川说,在汉语行文中,每句话字数上的自然限制逼迫出它的跳跃性,而这种跳跃性最后呈现出来的是顿悟式的。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通过逻辑形态达到言说的目的和事物的真相,汉语则通过跳跃发散言说的目的和触及事务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短句子和英文(以及其他西方语言)的长句子所呈现出的真理观是不一样的。现代汉语由于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其真理观与古汉语比起来多少已经有些模糊,但由于它依然是以汉字作为书写媒介,所以它依然不同于西方语言。语言不一样,思维方式就不一样,文化也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