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情形下翻译是诱人的：他种语言文本呈示的结构效果、结构生成丰富性是崭新的、仅见的；他种语言文本创造了出乎意料的文学方向并构成压迫性成就。除此之外，从事翻译既是对生命时间的浪费，亦是对创造力的轻慢——除了日常生活（自然包括休息和娱乐）之必需，永不够用的时间精力怎么能在思想、创造以外分羹于翻译者的虚名？ 

　　怎么可能没有另一个世界呢？亡灵的世界、神魔的世界、梦的世界——这些都不是，我指的是另一个真实的世界，约等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世界——怎么可能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世界呢？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存在了多少时间，但我肯定它一定有。是的，一定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也有人正在、已经、将要写下我此刻写下的疑问。 

　　远行，作为一个词是抒情、夸饰的，作为一个修辞则是无穷词的集合。用“远行”写一首诗、一篇小说、一个剧本，和用它来写一篇论文、一本哲学、一部修辞学，价值完全不同，但意义几乎一模一样：万物中只有人类在计算着远近、存亡、得失、享乐、悲苦与短促，而寄望于恒久流传的文字中不被看出简单隐藏的惊恐。 

　　昨天晚上我梦见我依旧是个学生，在一群倦于听课的学生中突然站起来对老师说：“世界不是在语言中，而是在修辞中！”我记得我的激动、愤懑，仿佛揭开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刚醒来迷糊中仍很亢奋，稍后完全清醒，怅然若失——这不是什么新发现。一年多来我一直在纠结修辞对于人类的意义。而且，梦里学生身份的我由于太想表达“原创”发现，太想简单有力，表达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世界实际上首先在语言中，然后在修辞中，但操纵世界的主要力量是修辞。如果不是在梦里，我会这么说（写）——人类在各个领域、多数方面前行或后退的所谓事实，对修辞的倚仗暗地里已经超过了对语言的倚仗，就像近五年来中国都市的人类生活对网络金融平台的依赖，已经暗地里超过了对金融本身的依赖。 

　　我忽然意识到：不是任何病毒导致我电脑的不断蓝屏、重启，而是某款已经停止更新的旧杀毒软件，在尽其职——它的杀伤力仍在，但鉴别力已丧失。这几乎是人生中，或人类进化旅程中，一个包裹于肉体而又暗指灵魂的，允悲允欢的密钥。 

　　来吧，白云。来吧，清泉。然而白云和清泉不会来，来的是一大堆公司、商标、街道、广告、人——商业时代的泛广告意识已经使得人类的实用词语选择一头扎进了万物的名称。是的，自然矿藏之外，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在发掘一个新的矿藏：词语矿藏。这与万物名称相关而与万物无关的矿藏中，本来只有寥寥的写作者的身影，现在却已满是五行百业的人头在攒动。 

　　像写作下一首诗那样写作这一首诗。这是信仰，也是一种人生机制。 

　　一句蛮横的话，凶狠的话，和一句温软的话，通情达理的话，可能表达的是完全相同的内容，目的也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的悲喜剧就在这样内容相同、目的一致的两套台词间天差地别地上演着，并且推衍出流派众多、类型丰富的道德论、因果论。在众多的学科中，只有心理学稍稍触及了这个秘密，但它用心灵接受度和人格类型来判别两套台词的不同效果仍然缺乏源头的说服力。真正的源头是——语言的表意功能只有在和情感、理智毫无瓜葛时才是合法、稳定、可凭证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想要表达意愿、情感，或缜密谋划一篇文章的意义、成效的时候，语言——无论口头还是书面——的表意功能是塌陷的，表意准确性是非法的、不可凭证的。是的，这是一个天大的矛盾：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表意，但语言的表意性却在人类的运用中背道而驰，以至我们可以说，语言的表意功能天然地与人类对语言的运用无关。另一种说法也许更简洁明了：表意的语言仅存在于真空，而运用语言的人类一直生活在由万物遗骸构成的空气中。 

　　真正的迷惑在于，明知不存在最好的选择，我们仍然热忱地寻找着：在第一行、第五行、第十三行诗之后，在它们之间无穷的空档中，在我们人生的下一步尚未跨出之前，一个语调、比喻，一种联想，一个留下或离开的念头，总是代替了实际上一直引导我们前行的命运，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创造真正需要的那一个，使我们相信我们是自己的真正创造者。——惯性么？是的……不是。真正的迷惑就在于，我们明知得不到最好的那一个，却不能对自己说：你得不到。而在不可能实现的对“那一个”的获得之旅中，我们明白的道理非常多，远远超出了命运能够告诉我们的那一个，这些与我们初衷背道而驰的道理尽其对发现的诱惑，将我们留在了弹簧的旅途——兴奋和沮丧几乎是均匀地碰着壁，在一根长长的狭窄管道中。 

　　诗歌从未是大众想象的样子，从未是不写诗的理论家描述的样子，然而大众和理论家都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诗歌，就像犬类看到一个黑白的斑斓世界那样。他们看不到复杂语言所带来的复杂诗意，看不到诗人敏锐感受力在诗歌中所呈现的非确切意义的发现和发明，看不到诗歌所随时创造、发现的，比他们看到、读到、听到的用日常语言描述出的世界丰富得不成比例的世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偏狭，而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诗歌教育、语言教育、生命感知教育、道德伦理教育——几乎一切教育——都十分偏狭。这种偏狭的教育塞给他们一个庞大而单调的世界观，一个黑白分明、意义明确的概念发生器，这个概念发生器将他们深层的想象力、感受力、爱憎力都收缴了起来，而只留下浅表的，只能用作简单判断的思维能力、情感能力、审美能力。他们天赋中的大部分永远地留在了童年，而他们理应在少年、成年后通过良好教育（包括他教育和自教育）和自我训练所获取的对天赋的拓展和创造性生长，永远成为了他们局限于某时某地某生而终不可得的宿命。 

　　诗歌与一切相关。但一切中的大部分与诗歌无关。——是的，可以说这是一道诗歌数学题，一个诗歌不等式、一种并非一一对应的诗歌关系。比如，诗歌与低级趣味相关，但低级趣味与诗歌无关。比如，诗歌与正义相关，但正义与诗歌无关。 

　　万物掩盖了一物之光。一物之死掩盖了万物悲惨的永生。但万诗掩盖不了一诗之光，一诗也掩盖不了万诗之芒，因为在诗歌中，一诗不死即万诗不死，万诗和一诗是同构的不朽之腐朽。 

　　拙劣的诗歌垃圾一样遍布世界各地。它们并非无用。它们之有用也并非垃圾那样可供回收再造。对于它们的写作者来说，这些诗歌很可能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激励或磨损着他们的人生。对于有效的诗歌教育来说，这些诗歌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典型材料，从类别、程度、方向等诗歌发生学的意义上提供失败的经验和回避的捷径。然而，在诗歌本体的创造性积累上，它们确实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是无效、无用的。 

　　精心写好一首诗，和维持好一个自由、延展、空间和时间容纳深广的总体写作疆域之间，有时并非和谐一致，少数情况下甚至呈现背道而驰的表面矛盾。造成这种状况的众多原因中，有一个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竭力写好一首诗所附带的焦虑心理在诗作成功完成之后会转化为喜悦，而喜悦会更迅捷地转化为一种介于依恋、珍惜之间的饱和情绪，这种饱和情绪有着强大的吸附力量，使得诗人一段时间内的写作能量向其归附而无法挣脱到更加宽广自由的领域。另一种情形是，竭力写好一首诗所附带的焦虑心理导致一首诗反常的失败，这种反常失败所带来的沮丧、怀疑、自信心重创等趋向下坠的情绪同样具有强大的向内吸附力，与前一种情形略为不同的是——实际上更糟糕——除了强大的向内吸附力，它还同时或差不多同时，具有向外的盲目、蛮横的扩张力量，这种扩张力量由于带有相当程度的复仇意味，它造就更多的往往是破坏而非建设，倒退而非前行。 

　　有一些诗人，宁愿让自己的作品停滞在一个较低的诗艺水准线上，也绝不放弃对宇宙万有滔滔不绝的发言：雄辩、嘲讽、絮叨、生涩等等诗歌的不良因子恰是他们的诗歌激情所在。他们混合了观察家、先知、公诉人、传教士的多重身份使得他们总是迫切地想要告知人们普遍或个别的真相。他们中的一些优秀者，实际上是天才的探险家、发明家，甚至对修辞、句法、节奏等与诗艺密切相关的语言技能也同样有着出众的领悟力和掌控力——如果他们克制住过于旺盛的对世界发言的欲望，他们可能成为一个时代最卓越的诗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克制不住，或根本无意克制他们的欲望。对他们来说，诗歌，或诗歌激情，只有在一个整体中，不断由繁琐的细节、磅礴的雄辩来开启对万物真相的新发现，才是有意义的。在几百年来的诗坛上，在顶尖诗人以少胜多、笼盖众生的传统长河中，他们的存在或许也是令人欣慰的瀑布。 

　　一首诗，从来不是一个事实。一首诗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真相。争论一首诗的真相可以用无数的比喻来形容，但没有一个比喻能够准确描述这种争论本身无意义的生动。然而一首诗通常也不是一个迷宫——除非诗人刻意用一首诗去制造一个迷宫（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首诗，只不过是诗人众多发明中的一个——尽管有很多职业身份可以用来形容诗人，但“发明家”无疑是最准确的一个——他的发明不是一架原理清晰、运动精密的机器，也不是一个方程式、一种物质模型，甚至也不是一种精神模型或美学模型：他发明的，是由对世界的洞见、对美的秩序的迷醉所导引出的，语言的或繁或简的文字组合式，所包含的繁殖魔力。在这发明上，人们——即便是优秀的同行——看到的往往是引力强大、作为发明源头的，诗人对世界的洞见，和通常作为一元论之二分法的美学成败，而极少能看到复杂得多、永无真相可言的，语言的文字组合式本身所繁殖出的无穷领悟。在这魔法般强大而又深隐的领悟中，理所当然却又难以描述地包含了美和世界的绝大部分真实。 

　　博尔赫斯认为，在一位作家写出他的经典之前，先驱者并不存在，比如在卡夫卡写出《城堡》之前，并不存在罗伯托•布朗宁这位先驱，而只有罗伯托•布朗宁和他的长诗《疑虑》本身。“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在另一篇文章里，博尔赫斯说：“到了我这个年纪，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比巧合或者新意更重要。”博尔赫斯以他极少有人可比的博览群书经验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位作家（诗人）要想写出或讲出真正的新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巧合和先驱者总是潜伏在某几本书里，或某几位前辈的思想中。就写作意义的核心——创造性——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宿命意味的悲观发现。 

　　真实的情形实际上要乐观得多。因为并没有一个比博尔赫斯更博识百倍的全知者来做我们写作的仲裁者——我们有限的（相对的）创造性，或许是有保障的。尤其当我们“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后，所谓创造的重要性或许便被经典的重要性所取代了：在写作伦理上，人们总是更为势利地认同经典，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 

　　在一只木桶边上，在一只木桶边缘，在一只木桶旁边，世界的意义不一样。 

　　然而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世界的意义仅仅存在于世界的语言中。 

　　在道家看来，世界的意义就是无言之言。在佛教看来，世界的意义就是无相之言。在基督教看来，世界的意义就是无我之言。然而，真正的无言、无相、无我，甚至在动物中也并不存在。就此而言，在宗教和更多庞杂的学说中，世界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世界本身的言、相、我中，世界也仅有着必须依仗描述的意义。 

　　所以，描述是世界的全部意义所在。或者说，描述世界的诗歌（文学）是世界的全部意义所在。 

　　一丝凉风带来微明夜色中的薄荷味，仿佛一位朋友低声劝慰着一个略感焦躁的人，生活的大部分内容被其忽略。这我无从知道是否来自造化的偶然的馈赠，或许将带来一首诗，但它的出现并非必要，甚至也并非重要——如果一首诗是我生活命定的一部分，那它就与偶然无关，如果不是，那它就可有可无，既非必要亦非重要，它自己就是偶然本身。 

　　在诗人品德上，我信任的本就不多，今天起又少了一个，以后，也许一个都没有——如果不是更沮丧到对信任本身不再信任——我或许尚有自己可以信任：这勉强可以保证我不踏入彻底的悲观主义行列…… 

　　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不必像克拉克那样，不必像贝拉米那样，不必像艾比那样，不必像凯恩那样，不必像蒙蒂、奥克塔维娅、赛隆尼斯、雷文、罗恩……甚至墨菲和贾斯帕那样，总要面对没得选的选择——不管选择什么，必有无辜者因为自己的选择死去，不管选择什么，人性必呈现黑暗的蛇影，不管选择什么，拯救必是杀戮……每看一次《地球百子》，我都会深感纠葛在欲望和道德间，貌似苦难不幸而又鄙陋不堪的人类，实际上是多么的幸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几乎是全部），终其一生，无论有多少肉体和精神的痛楚，都不必面对克拉克和贝拉米那样背负巨大罪孽去用杀戮来拯救的，一次又一次望不到尽头的、绝望的选择。他们的幸福，实际上来自复杂人性自我敌对的缺席。 

　　《地球百子》是一部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残忍、最真实、最崇高的人性百科全书。它使我相信最好的影视艺术一定有最杰出的思想。杰出的思想从来不导向结论的逻辑，而是提出、展示令人难堪的疑问本身。 

　　“我厌烦了语言的无穷变化……一首诗从未成为它自己。” 

　　“当风轻吹——最微弱的那一阵风——它难道不是一首诗的一个毒瘤？” 

　　“思想，甚至情感，从来不是问题。语言自身的繁殖力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能够写完一首诗么？我写了很多诗，但我真的写完了它们中的任何一首么？” 

　　“无题……放任了一切。没有更好或更坏。放任，显然和诗歌背道而驰，然而有什么和诗歌是真正合拍的呢？宇宙中的人生比任何人知晓的都更加广漠颠扑，哪里有什么可以和诗歌合拍？” 

　　在“漫长”这个词的笼罩下——当我们读到、听闻、写下、脑海里浮现“漫长”这个词——我们怎么能确定，“短暂”也是真实的存在？ 

　　短暂……无数的此刻，无数的逝去与新生，能够用什么输送到时光通道的另一端，“漫长”的签到处？ 

　　悲伤无处不在，而漫长中只有迷雾……同一个世界人类个体的精神，有着多少副面孔、多少种颜色、多少握紧与放松？ 

　　书只有一本，只不过放在了不同的桌上，就呈现不同的内容。 

　　夜幕下的灯火很快将不是灯火。早夭的天使在时光通道另一端，或许正是迷雾中的魅影。一个此刻无处不在的高大身影，终将呈现何物于“漫长”之书？悲伤与正义均无幻像在手，因为世上的一切先知皆为“漫长”的化身，无限相关于迷雾，而绝对无关于此刻的真实——悲伤、愤怒、庆幸、羞愧，都不过是庭院中的草木和蝼蚁，朝闻道而夕死，无法登上“漫长”的远行列车：这列车不由道德引擎、情感引擎、政治引擎……一切人类精神引擎，而仅由容纳人类的宇宙的引擎所推动。 

　　人类是两种动物：悲伤的动物；解决悲伤的动物。 

　　其他动物没有悲伤，或只有悲伤。 

　　任何一刻，当“世界”在头脑里浮现，一个从未被证实的巨大的模型就以骇人的速度向你输送出包涵人类一切自以为是的知识和道德的轮廓，一种司空见惯、毫无章法的陈旧魔术又一次贡献出它全新的俗套，令你不得不再迷惑一次。你看到、听闻的所有图像和声音迅急退回到舞台两侧昏暗的台阶下。 

　　和往常不一样，送我爱人上班后，我走到楼梯口窗边，点上半支烟，在打火机擦燃的半秒间，蓦然而至一股混合着亲切、感动、伤怀、一丝凉风、一缕苏醒的回忆。从极远的乱世，从文明衰落到大部分人们早已不再眷念的那个时间，某一个我似乎望见了这一刻的我。 

　　今天上午八点多，我坐到二道沟西段的桥栏上，看着北边在茂盛绿草和杂树间潺潺而来的细小湍急的流水，忽然想写篇《二道沟初秋的早晨》。然而在不到五分钟的回家途中，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面对日常美景满足地叹息，深吸几口气，嘴唇微张，似乎万念俱来而实际一无所思的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写出乐趣来的。 

　　墨水没有退出一个不需要墨水的时代，思想没有退出一个不需要思想的躯体。在不需要某物的一切事物——或大致一切事物——中，都有某物起着它的作用。那么，在合同、文书或一篇小说的末尾用墨水签上一个姓名，是它必要的作用么？一个厌烦思想的人（比如一个享乐主义者，或一个鄙视思想的超级行动派）不得不说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是它必要的作用么？像大部分人那样满怀信心地命名一个时代大部分事物的特性，终至命名这个时代本身的特性，而实际上只是为了在诸多个人不需要中增添新的公共需要（当然是表面的），此类行为唯一准确的含义，是用故意遗漏某种矛盾关系，来表达对时间终将不属于自我的惶恐和遗憾。 

　　梦中逃亡有一个原则——你主动选择的任何一条路径都是错的，只有你慌不择路跑进去并突然后悔的那条路径，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梦中逃亡的原则不得不受制于梦的普遍性原则：变异原则。这不是一个比逃亡原则更高的原则，只是一个更符合梦的自然属性的原则——一辆汽车变成蚁穴；一条路变成一根电线，狂奔的你像踩钢丝一样在上面晃荡；荡漾的碧波变成覆在垃圾桶上的一块桌布；你终究躲不开的一把刀变成走过你身边的一个吹着口哨的小孩……它们千变万化，同样也服从另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是梦本身的原则，而是梦的自然属性无法挣脱的原则——你或我，一个做梦者的独特天性以最为神秘复杂而又无比奇妙的分解术投映于梦的每一个最琐碎细节的原则。这是一个天然发生作用，永不可被准确描述和解秘的原则，实际上也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第一因果原则。 

　　不断地，我把自己推到一边，揪出一个陌生人当作新的自己。写作几乎不得不这样——排开万物，一个又一个地推开，一个又一个地抓出。有时候，这是令人疲倦，甚至厌倦的工作。然而在这中间，有很多发现和懊悔，是真实有趣的。比如昨天，在我有些疲倦的时候，忽然看到这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另一些“生硬而终身不得觉悟”的自己，或者说，这世上除了无穷多的自己外，别无一物。所谓“万物”，不过是我因为没有能力去了解、结识这庞大的“自己群体”，而偷懒地对他们的命名。庞大的种类、数字总是骇人，令人望而却步，实际上他们很可能只是一个由无穷水滴组成的，即使分别被叫作大西洋、太平洋、北冰洋、印度洋，其实也只是同一盆水、同一个海洋的单独物体。 

　　人们总是乐于谈论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比如灵魂——我们对灵魂的了解远不如对路边垃圾桶里任何一样东西的了解：说到底我们对灵魂一无所知——然而我们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东西来谈论，为它写下无穷的文字。更可笑的是，即使我清楚这个事实，我在诗歌和别的文字中，仍旧忍不住要用到它，斟酌它在一行诗、一段论述或一个隐喻中的位置。是这样：谈论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即便是可悲、可笑的，你依然无法摆脱用它们侃侃而谈的冲动。这也许是因为，虽然我们不了解它们，但它们确实有着天然的重要性，或者有着佐证我们愚昧、自以为是的反面的重要性，更可能，它们恰好是对我们思想和语言命名癖好的双重嘲讽，这嘲讽的意义胜过我们借用它们来表达的一切。 

　　相比拼音文字（字母文字），汉语是高度修辞化的文字。比如用“万物”表示世界上一切事物，准确性远不如英语的“everything”或“all things”，但用“万物”概括千万物、亿万物、一切物，既有修辞的高度凝练性，双去声音又富于一种毋庸置疑的决断力量。绝大部分文字的修辞是从词组、短语开始的，而汉语的修辞是从单独的词就开始的。汉语的这种高度修辞化的特性，常常被赞许为凝练、概括、生动等优点，然而即使在文学使用中，高度修辞化的汉语实际上也并非总是良助，很多时候，一个或几个高度修辞化的词会自动带出越来越强化的修辞势能，这种修辞势能多数情况下惯性、单一，有着适得其反的使文学表达拖沓而丧失个性的无效夸饰，这种无效夸饰不单消解文学的独创表现力，而且往往使得一篇优秀作品所需要的某些细部的准确性荡然无存——在诗歌中，细部的准确性包括了节奏、跨行等语用要素对技术细节的精致要求，而一种惯性、色厉内荏的修辞夸饰对这样的精致要求基本上只有破坏作用。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次人性的绝望，才能彻底绝望？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次难以启齿的几乎完全重复的家庭冲突，才能最后挣脱冲突？一个人要运用怎样曲折的智慧，才能把和平的药水灌进不同天性、不同立场、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生活观念、不同世界观的，两个相爱的家庭成员之间不断重复的战争的心理病灶的缝隙？绝望，一次又一次……绝望，意味着永远的轮回么…… 

　　一吨空气是精确的，一万吨空气同样精确。那么我是活在一吨空气中，还是一万吨空气中？或者我仅仅活在十公斤空气中？事实上，我活在多少空气中很难精确，或者我活在多少空气中都是精确的……科学的精确必须落实到语言上，语言的精确却很难落实到我身上：追求科学精确的人类不得不求助于语言（包括一切符号），而语言经过精确描述后，只能还人生一个大概。这个大概往往因为对接近精确的迫切性而离人生自身的真实越来越远，所以，诗人必须以语言的另一种能力来为人生构筑自己的“精确”—— 

　　无穷变化出现在一辆大众轿车上，在纳米秒的时间里又无影无踪。人类似乎可以用他们创造的仪器记录下这无穷的变化，实际上却差得远——人类能够记录下几千年历史，是因为这历史不要求精确，甚至不要求真实，而几百年来的科学，几十年来的高智能科技，其出发地无一例外是名目繁多但均置身极短促之外的实验室——人类永远不可能真正记录他们生活中每一个极短促细微的变化，他们的热情只在不断地创造出用作功利的新事物，而不是探寻生活中真正的秘密并精确地记录下它们：比如一辆车、一张纸、一次死亡在极短时间内的无穷变化，和它们无限伸展的，有时重复、有时天壤之别的，变化的庞大社会性，和变化的极端玄虚性。 

　　“下床，左转弯，就是南极洲。”这句话几乎是语言自己生产的。它的不真实不会超过“历史”的大部分文字，而在现实中，它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自然的妄言。从语言的文学角度看，它似乎饶有意味，实际上关键在于：如果它是琢磨出来的，它就是幼稚可笑的；如果它是语言本身脱口而出的，它就是耐人寻味的。它的更加形而上的意义，关涉语言的无穷性和写作伦理的反世俗性。 

　　幸福本来就在那里，我只不过拿一点过来享用。幸福本身并非稀有，稀有的是获取幸福的能力，其中不但包含智慧和勇气，更包含了对时间和生命的鉴别眼光，对生命本源的基本尊敬。 

　　提高对平庸的耐受力，是面对平庸最高的态度，也是最难的态度。你眼中看到，耳中听到，书中读到，诸如将常识当发现、把恶俗当高明、视混乱为丰富等等故事，都拉紧你批评的本能，要把你像炮弹一样射出去。你看到，听到，读到的平庸，其反面的诱惑力，比超凡入圣者一点不差，甚至更加强大。面对它们，沉默和微笑，几乎是神一样的品质。 

　　从富仁坊坠落一个人，或一只冬日淡阳里站立电线上的麻雀，是不大可能的。不但因为阳光早已消散，那个地方也不见得有过。那里存在过什么？一个个日子还是一个个瞬间？那里或许什么也不曾存在过——“那里”或者只是一个文学词汇，因为某个人类不确定但非常典型的感性原因，进入了他的脑海：稍微夸张地说，一切都在那里等着被认领，而并无手握真相的法官在那里等着鉴别一切冒领者。 

　　文学甚多无聊，大部分光芒是掌握话语权的庸众、少数自以为高明的搜寻家用自己唾沫反射的夜光或昼光。文学中稀有的宝藏从未是为大众备下的材料或能源，它们根本开采不了，自然也使用不了。它们从来是、一直是，仅供少数真正同道一望而知并深味于心的领会。就像一场喧嚷的聚会，真正的意义只有一两个人知晓，但聚会还是要一堆人参加才行。说到底，无论何种光芒都是文学需要的，而宝藏，只有自己也能埋下宝藏的人才能识别和鉴赏，文学并不需要它们——或者说，文学从未指望过它们，它们也从未指望过文学。 

　　更好，大多数时候是奢望。即便优异的写作者，努力做到的往往也是：不更坏，而有所新变。实际上对写作而言，维持稳定的不断上升的新水准既不容易，也并非必要，而在相对稳定的旧水准前提下，新变是写作意义真正的所在：像生物和科学的进化对于物质人类的重要性一样，写作新变所包含的语言智慧的进化和对世界整体性扩充认知的进化，对于精神人类尤为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决定着他早已逝去的童年，或者说，并非一个人的生活来自童年，而恰恰是一个人的童年来自他现在和将来的生活。童年在真实完成的同时便失去了它的稳固的真实性，此后任何表述中的“童年”，皆在不断的，甚至连贯的重塑里，作为一段时间、一个阶段的生活的心理映像而存在，这是童年另一个层面的真实性，换一个说法，这是童年的第二重生命。 

　　对于人类复杂、诡谲的精神而言，诗歌的创造性中包含了难以测度的消解能量。当优异的少数人品鉴、赞许着卓越诗作时，那些诗作中的消解能量很可能正通过少数人难以理解的逻辑通道进入更多数读者脆弱的精神大门。那些人当然是诗歌的门外汉（其中极少数也并非如此），但“诗歌门外汉”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无辜的。毫无疑问，创作一首优秀的诗，或者在一首诗中发明出独特的创造性，并不连带甄别、剔除其中消解能量的伦理责任，这是无须置辩的——消解能量包含在一个出色的创造性整体中，难以测度、难以剔除，也不能剔除——然而我们终究不能以纯粹的自然法则来默认消解能量在更多人的阅读中造成的附带伤害，我们至少应该指出这一点：这些美丽的花，天然地含有毒粉，只有出色的园丁对它们免疫，一般人欣赏的时候，要警惕中毒。 

　　文学以外，语言只需要准确、流畅、简洁；文学以内诗歌以外，语言更需要生动、形象、多层次个性，以及程度不同的修辞、结构；诗歌以内，语言第一次需要到表情达意诸要素以外的，语言本身潜在的神秘活力，这种语言本力既内于对自身的发掘、发现，也外于对宇宙的发现、发掘，是一种源于诗歌而更朝向无穷的复杂的符号呈现。当我们说，诗歌的真实是更值得信赖的真实的时候，实际上并非单指诗歌本身，更大程度上，是指由诗歌发现的语言复杂呈现力，及其无穷发现欲，对于一个更加宏大的存在真相的高度相关性。 

　　一首诗从第一行开始就离我们而去。“我们”是诗人、读者、评论者、教师、学生……所有与一首诗有关的人。一首诗从第一行起远离的不仅仅是我们，或者说更加重要的远离不是相对于我们，而是相对于万物的尺度——时间。一首诗，或许在对时间的远离中获取了并非本意的，最重要的意义。 

　　“在无穷门牌的砖廊间，跌撞着一人。他不应当在那里，但他在那里。这不是侥幸，是侥幸带来的懵懂中，完整的幸福。”这段话怎么反驳都成立，但任何反驳都无损于它的魅惑——诗歌就是这样——可以无限反驳的，无穷魅惑。 

　　每写一首诗都有新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用三到五首诗作为一个小单元，酝酿或积淀出下一个新变，并不算虚妄。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写作的基本激励机制，推动你的写作朝向狭窄通道中有亮光的前方。这个狭窄通道自然没有豁然开朗的出口，或者说有一个最终出口是你永远不想去到达的。但是隔一段行程就有一个相对明亮和宽敞的前方，使得你的写作有了略高于意义的意义，使得你在封闭通道的旅程，有了大于信仰和宿命的精神乐趣，和一种近似自由的人生收获。 

　　比起信仰、道义，我更看重个人品格。一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各类时间里体现出来的为人处事的一致性，是他决定性的个人准则。很多所谓有信仰、讲道义的人，个人品格很不堪，我鄙视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引他们为同道。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那些为了一点生活现实就自己麻痹自己，把自己的free will塞进黑洞里的，市侩式的务实者。的确如此：自由意志和个人品格，比任何信仰和道义都更加耀眼，而同时具有坚定的自由意志和良好的个人品格的人，在这个世界是令人骄傲又十分可悲的极少数。 

　　时间总是不得不被隐喻为恶魔，或恶魔的帮凶。因为愤慨、惋惜、损毁和剥夺，都在空间的范畴内由时间所带来，却很难为时间所带走。然而时间并不存在于道德中，而仅存在于从未存在真相的生活图景中。时间，永远是被描述、被使用的万物，而无法成为它自身。 

　　写好一首诗、写完整一首诗，听起来似乎是包含关系，实际上很可能是并列关系：你可以既写好一首诗又写完整一首诗，也可以只写好一首诗或只写完整一首诗。在诗歌的众多关系中，包含关系是极少的，然而传统的，甚至现代的、先锋的诗歌理论或观念里，诗歌的包含关系极多，在很大程度上，写作、阅读的双向腐朽即由此而来。 

　　万物雄辩，是对人生的鼓舞，并非真理在寻求一人或万人。万物雄辩，在一个很可能并非真实的逻辑循环上，激励了茫然于长短之间的人生旅途。 

　　写一些毫无特点的诗，何其过瘾！你不像任何一位好诗人那样写诗，不像你自己那样写诗，把一首诗写得不像任何好诗，而仍然是一首好诗，真的很棒。别人说——太可笑了，这恰恰就是特点啊。我不反驳这样的反驳。所谓写作的自由，很难攀升到一个新台阶，因为原地已是高地，而写作的不自由尚在洼地，很少诗人愿意从自由的高地下降到不自由的洼地去，或者他们不怎么喜欢攀升的感觉，更可能他们懒得冒险。我不厌烦冒险，喜欢攀升的感觉，因而我忽然就到了洼地上，写几首毫无特点的诗，享受到一跃而起的痛快。 

　　满地落叶，现在只剩了三两片。幼年的变异，幻像，童年的喜悦和惊骇，都由这孤单的几片叶子担着了。往昔有着太多的令旗向这里挥，却没有一面令旗能有这三两片落叶那样庞大的驱动力…… 

　　必须有对等的撕扯，才称得上肉搏，必须有对等的敌意，才称得上宿仇，必须有对等的信任、趣味，才称得上挚友、知己。实际的情形却是——肉搏，只不过是恃强凌弱。宿仇，只不过是一腔怨气。挚友、知己，只不过是在各种场合混得烂熟。 

　　普通不普通，对我都一样。语式的非同一般，风格的显眼，都不重要，它们的反面也一样无足轻重。写诗的重要性，越来越决定于写到最后，这一首诗离你的初衷有多远。倘若你设想的效果——情感的方向，想象的梯度、浓度，关键诗行的转换，诗篇的规模，语调和口吻，析出和潜伏的领会、启悟，等等——实现度很高，这怎么不令人沮丧？只有写到最后回头去看，发现那么多并非预想的意味，感觉到真正有什么被这一首诗创造了出来或发明了出来，那样一种喜悦，才是我写诗能够感觉到的重要性。 

　　语言的奴仆、主人、使徒，我都无法胜任。语言和我的关系，从来是相互好奇、相互发现、相互压迫或提携的关系，一个稳定的变量。没有什么能比拟和喻指这样包含一切极端和平庸的关系。每一首诗的到来和离开，每一行文字的出没，都不是契约，都没有允诺，有的只是双方干劲十足地相互苛求。这难道不已经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