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诗坛的境况如何？它和以往相比到底出现了什么新的品质，诗歌如果进一步发展要避开哪些误区，人们又该怎样去认识？ 批评界有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主要还是来自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问题。或者说，新世纪诗歌所有的矛盾性现象的滋生，都和及物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物诗歌的优长：和现实的深层“对话”

21世纪后，诗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15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和惊喜，一系列的事件使诗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从置身的周边现实中抽离，而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走出过于自我和纯粹的艺术苑囿，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有时诗歌甚至以行动化的方式介入时代与人生的中心。如白连春的《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仿佛是直接从泥土上长出的精神作物，带着农人的体温和呼吸，鲜活具体的农事细节及过程呼之欲出，更见出了农民命运和土地关系思考的深度，虽落笔于“一个农民”，却隐约闪回着诗人对人类遭遇的怜恤之光，底层的拙朴、酸楚和艰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诗”，是一个工地“事故”的记录和曝光，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道德的精神拷问，农民工连生命的安全尚且无法保证，还谈什么权利和幸福？“惊叫”与“平静”、死亡与冷酷等悖论矛盾视象所包含的张力，赋予了诗歌一种强劲的社会批判力和情感冲击力。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诗歌和现实生活交合点的增多和面的拓展，向日常化世界广泛敞开，诗人们自然不会再满足于相对内敛的意象、象征手段的打磨，而尝试借鉴叙事性文学的长处，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江非的《时间简史》短短的倒叙却有着类乎小说、戏剧的综合品质，浓缩着农民工特殊的生命长度，日常化的画面、细节刻写，清晰而沉静的情绪叙述，切入了乡土与人的命运的悲凉实质，也显示出诗人介入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之强，这种诗性叙述为诗歌平添了几许坚实、具体的生活气息，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生长点。

21世纪诗歌和现实关系状态的重建，将诗从缥缈的“云端”请回了坚实的“大地”，改写了新诗略显空泛的形象内涵，生发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却通往人类深层情感和经验的意蕴发掘，一方面提升了现代诗的诗意品位，一方面强化了诗歌本体观念的骨质密度。

“及物”诗歌的局限：本质偏失与技术滞后

与80年代、90年代相比，新世纪诗歌对重要诗人和经典作品的输送不多，形成这种局面固然和时代的文化氛围、读者的接受心理等因素有关，恐怕其中重要的一维和“及物”策略的选择脱不开干系，且不说“及物”在诗人的所有创作中覆盖面有限，即是它本身也不无问题，所以能够令新世纪诗歌持续前行，只是其失误有时也让新世纪诗歌步履蹒跚，不够稳健。

在“及物”意识的统摄下，很多诗人纷纷关注身边的事物。遗憾的是，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最终多数人关心的洪灾、反腐、疾患、民生、环境污染等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新世纪初的“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诗歌”已有公论，“日常”固然“日常”，审美却丧失了。这种“及物”虽然和假大空的抒情模式不同，但却置转型期国人的灵魂震荡、历史境况及其压力于不顾，缺乏终极价值的关怀，还停浮于一般性的呈现层面，表现的局部真实在恢复一些事相的同时遮蔽了更多的事象，有了人性的细节与气息，现实性的共感效应却明显减弱，所现之物远没有触及生活的本质与核心，实际上是对“物”本质的严重偏离。

和过分个人化的自我抚摸、放弃精神提升的泛化“及物”写作相比，有些对“物”明显误读与歪曲的诗歌，则构成了更可怕的本质偏离。新世纪诗坛有很多诗歌的发生不是因为生命的感动和颤栗以及生活的触发与召唤，而是书本和知识，是由于刺激好玩、发表方便和各种奖项与稿费的诱惑。他们的作品看上去也像模像样，也不无细节的营造、情绪的起伏，有时技巧打磨得煞是圆熟，能够唬住很多缺少经验的读者；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它们无关生活、生命、灵魂与情绪，匠气世故，四平八稳，是地地道道的“网上建筑”、“纸上建筑”，或者说是充满“为赋新诗”色彩的伪抒情，没有走心、走脑的集体仿写，和“假大空”同样令人生厌的“假小空”，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偏离。如地震诗歌中大量作品审美水准低下，不但多是记录地震期间人们的原始情感反应，连意象、语汇、调式也都惊人地一致，好端端的题材视域被诗人们窄化成了趋同的“集体创作”。特别是还爆发出一些简单空洞而又矫情的“应时”、“应景”的不和谐之音像《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败坏的不仅仅是读者的胃口，更有诗歌在社会上的声誉。

如果说“及物”很多时候解决的是写作立场，那么在诗里该如何“及物”，使日常现实经过转换成为一种诗性现实，决定了诗歌面临的艺术困惑更为严重。那些走“及物”路线的诗人，多来自于底层，文化底蕴不很深入，对他们而言，“‘生活’的重要性可能要远大于‘诗歌’”，他们的诗歌状态一般都朴实无华，元气淋漓，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冲击力；而另一面则是常常混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误把真情实感的流露当做最高的境界，缺少把实情转换、上升为诗情的意识和能力，在构思、谋篇、语言上缺乏锤炼和节制，结构臃肿，叙事啰嗦，想象力弱，有时甚至把诗降格为一种无难度写作。这种技术滞后倾向在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地震诗歌、介入性诗歌那里，都是一个共性的存在。它们那种真切的细节、强烈的现场感、生命的痛楚与酸涩，常常伴着不会拐弯抹角的语言和抒情方式，直接推到读者面前，让人猝不及防地被击中，生出缕缕疼痛和怜悯；可就是缺少那么一点儿回味的余地，生活情境未经剪裁、构思直接搬入诗歌的空间，事态、词汇间过于连贯的线性思维结构，没有节制和跳跃的细碎叙述，驱走了诗歌固有的凝练、精美，韵味不足。对“物”的本质的偏离与误读，和艺术标准大幅度攀升的语境下技术水准下滑、滞后造成的形式飘移与牵拉，使新世纪诗歌在“及物”之路上现出了步履凌乱的窘态。

找准方向后的“度”的调试

“及物”使新世纪诗歌找准了方向，但“及物”的路究竟还能走多远，如何才能走得轻松快捷而又稳健有效，该怎样巧妙地避开隐蔽的路障和暗藏的“陷阱”？我认为“及物”的对象选择宜恰适、合理，“及物”的同时不能放弃精神提升，最好能够提供出一定的新的精神向度，“及物”更要讲究诗艺的自主性建构，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同时在“及物”和“不及物”之间寻找一种必要的平衡，是诗歌立身的长久之计。诗歌与现实的距离是永远的存在，也构成了对所有诗人不断的拷问，处理起来好像极其容易，又很难妥帖，貌似简单，却耐人寻味。

在明白和朦胧之间取得恰适的点，值得诗人们斟酌。“及物”的直接反应，是事态、细节、动作乃至人物、性格等叙事性文学要素的强化，“叙事”在短时间内蹿升到显辞的地位，其结果也势必带来散文化和冗长的流弊，而内视点的诗歌的魅力却在于其含蓄、凝练与惊人的想象力，它的美就在于隐与显、朦胧与晦涩、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因此“及物”诗歌不可让叙事喧宾夺主，将诗歌引入过于拘谨实在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