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现代诗是一次摆脱一切因循凡俗意义的尝试，因为诗本身已经成为生活和人的终极意义。”由此可见，对于以呈现并探究人与生活终极意义为对象的现代诗而言，摆脱并突破古典主义业已固化了的诗歌文体与诗歌文本，创造一种适宜表达并呈现当代生活本体的语言方式和言说方式，就是现代新诗的诗学“标准”。阅读第三届“甘肃诗歌八骏”作品选过程中，我对现代新诗文本的这种理解与认知，也被包括扎西才让、郭晓琦、段若兮、包苞、李满强、武强华、惠永臣、李王强在内的“甘肃诗歌八骏”创作及作品所验证。因为从“桑多河畔，每出生一个人，/河水就会漫上沙滩，风就会把野草吹低。/桑多镇的历史，就被生者改写那么一点点。”（扎西才让《改变》）“空茫的人世上，万物都有它漆黑的影子/但落日爱它们”（包苞《落日》）和“我如尘埃的一生，一直在练习悬浮术/在练习与草木畜生为邻，与风和解/我曾在互联网上，用一天过完漫长平淡的一生”（李满强《死去的人如何描述他生活的年代》）的表述中我确信，生长在甘肃大地上的这八位诗歌才俊，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和方法，向帕斯所言“生活和人的终极意义”挺进。换言之，代表了当下甘肃青年诗歌创作本体力量的扎西才让、郭晓琦、段若兮、包苞、李满强、武强华、惠永臣、李王强，正在以各自体悟和努力所创造的诗歌文本，确立并构建他们渴望中的诗歌文本。这种诗歌文本的明确指向，就是八位诗人从八个方向不约而同地朝着瑞典诗人帕尔·拉格克维斯特所言“艺术作品中惟一重要的，是艺术家本人”的诗歌本体挺进。

人是世界的本体，也是创造的主体。尽管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认为，“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人的脆弱与渺小甚至到了“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的地步，但他仍然特别强调并承认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由于思想，我们才拥有了创造力，诗人也能够借助人所独有的创造力，与思想、情感、经历、精神的媾和，创造出伟大的诗歌。因此，相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借景抒情、以物喻人的诗学传统，扎西才让他们和更多当代中青年诗人将人作为诗歌表达与表述的主体，以一种诗歌与人融二为一、共同言说的方式，呈现并言说诗人个体所体悟到的生命与生活的现在进行时和历史苍茫感，也就更加切近诗歌本体。李满强《梦中三日》所体现的人世空阔与人生无常，郭晓琦《一个有霜的早晨》呈现的生活的清冷与微痛，李王强《暗语》表现的生命的迷茫与无助，包苞面对《落日》所体会到的人世的沧桑与孤独，扎西才让《渡口的妹妹》所包含的令人心动的人间亲情，甚至段若兮借助《闪电》传递给我们的痉挛与剧痛，武强华《拒绝》对一次无趣、无味、尴尬生活场景的述说，惠永臣《寻人启事》对当下底层杂芜、残酷生活现实的冷峻叙说等等，无不表现出已经经历了人间沧桑、生活艰辛、生命重负的“70后”和“80后”诗人，已经脚踏实地地归结于对如帕斯所言“生活和人的终极意义”的梳理、探究、追索的诗歌正途：“三月的牢房太黑暗了/需要蝴蝶来砸碎枷锁/蝴蝶如豹！嘶吼，四野倾斜/花朵暴动/大地呈现坍塌之美”（段若兮《蝴蝶》）“一盏酥油灯下，无法转世的幽魂/也目睹了自己被取代的过程。”（扎西才让《取代》），“不需要锋利的刀刃/只要狠狠的一刀背就够了，就足以/让我在疼痛的昏厥中骤然死去，就足以/让我魂散四野，再也找不到/软绵的、温暖的、通往水乡的路”（李王强《鱼的独白》）。

不仅如此，由于对诗人与生活、生命、世界万物之间隐秘关系的理解与理会，本届“诗歌八骏”八位诗人的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触及或触摸到了诗人与诗歌相互融汇、相互启迪、相互照耀的诗歌本体。本届“诗歌八骏”共同拥有的这种由人及诗、由诗到人的诗歌意识，也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在更为深刻的意义层面和更为辽阔的时空领域审视生命、生活和诗歌本体的能力：“有人收藏了刀子和道路/有人收藏了落日和陷阱//而我迷恋于收藏一些过期的火车票：/收藏着半生经历的山川与河流——”（李满强《内心博物馆》）相对于惠永臣《寻人启事》以叙事方式描述特定年代里罗拴龙一家的生活遭遇和武强华借助诗歌审视她所目睹并经历的人间，李满强对内心直觉感受一以贯之的拓延，让他的作品拥有了一种不断抵及诗歌理应实现的“泄露一种为平常人从未领悟过的神秘”的境界：“一匹蝴蝶，它有着弱不禁风的身躯/但它能穿过三千多公里的天空和风暴”（《黑脉金斑蝶》）。同样，诸如“在莫名的仇恨里慢慢长大，/又在突然到来的爱中把利爪深深匿藏”（扎西才让《野兽》）“用了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打磨一把铡刀/如果不够，我会再加上十年”（郭晓琦《打磨一把铡刀》）“那些亮晶晶的雨珠在铁丝上练习排队，然后跳下去/就像多年前的自己，怀抱理想，热爱生活”（包苞《雨珠》）这样的表述，也让我们明确无误地感知到，第三届“甘肃诗歌八骏”的每一位诗人都在遵从诗歌本体的前提下，努力以各自的诗歌文本诠释各自领悟到的诗歌真谛：“诗歌是我一生的理想，是我人生的风向标，也是我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包苞《入选感言》）；李王强也说，他试图“通过及物与现场感强烈的书写，去直面并言说生存的困窘与命运的残酷”。显然，相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所经历的诗歌与思想启蒙的曲折而言，如惠永臣“大风过后/我们彼此知道，这些草木和移动的光影一样/不会有任何冲动的迹象”（《迹象》）一样，本届“诗歌八骏”对现代诗强调个体、尊重个性且以诗人个体为核心的诗学理念的理会，扎西才让他们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自主而自在的意识。惟其如此，不仅让甘肃诗坛这八匹经历不同、思想各异、追求有别的诗人呈现出令人期待的创作态势，也让我们更为确切而具体地体味到，不趋同而求异，标榜个体、倡导个性，在无序中创建秩序、在羁绊中追求自由，反对同质和同一，倡导差异和创造，才是现代新诗最终、也是惟一的“标准”。这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左翼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单向度的人”已经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一样，由于扎西才让、郭晓琦、段若兮、包苞、李满强、武强华、惠永臣、李王强各自坚守并实践了作为一根独立且有别于他人的“有思想的苇草”的诗歌取向，他们才在一个共同的诗歌群体里不仅没有被相互遮蔽、相互淹没，而且各自保持了各具声色的面目。这也是现代新诗最高、最基本的诗学原则。

相对于叙事性文体，诗歌所呈现的是我们隐秘世界从来都如磷光闪现，转瞬即逝，永远都没有被我们用语言和文字具体描述的隐秘存在。这种存在既有神秘、虚幻的一面，也有客观与现实的属性。当戏剧、绘画甚至音乐都无法呈现这种缥缈、虚无、奇妙的感知时，惟一的可能就是由诗人借助于对诗歌本体的沉迷与痴迷而引发并造就的诗情之光，实现一次神秘的精神之光的相互触摸。一旦储存于我内心、精神、情感、意识深处的隐秘磷光被另一只隐秘之手碰撞、触摸，诗歌就出现了，神秘而至的语言便开始了它的自主言说。这正如扎西才让表达对桑多镇的爱与痛的时候，最终促使并帮助他完成一次又一次自在表达的不是具体的桑多河或者漫上沙滩的桑多河水、也不是伺机吹拂的风，诗歌本身对他的提示语引导（《改变》）；李满强在说出“时间已是中年，他开始提前/为自己整理骨头”（《整理骨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则是诗人在借助他人述说自己。至于诸如包苞作品中不断出现的“落日”“热爱”、郭晓琦笔下的“河流”“白霜”，以及段若兮的“闪电”“蝴蝶”、李王强的“刀刃”和“松林”等等，都是作者试图触摸诗歌本体、抵达诗歌本身的手段和方式——自然，这些由于诗人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与沉迷而具备了诗情与神性的言词所具有的表达能力，正是诗人将诗歌视为“诗人生命的体验的结果”（牛汉语）的结果。也正是基于此，我才认为本届“甘肃诗歌八骏”八位诗人从各自不同方向向诗歌本靠近身的创作态势和他们所呈现的诗歌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替我回答了什么是现代新诗“标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