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兴起已有四十年，我与诗人林莽相交、相知也有四十年了。

虽然我是“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林莽属于“文革”中的“老三届”，然而我们年龄相差不过7岁。再加上我的妻子也是“老三届”，我对这一代人的命运、经历、思想、情绪均能感同身受。所以我和林莽之间没有“代沟”，当年我们因诗而结缘，此后在为诗而付出、为诗而痛苦、为诗而快乐的岁月里，我们逐渐相熟、相知，真正成了可以生命相托的好友。

我与林莽是在朦胧诗正在兴起的时候相识的。我已记不清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是与江河一起来，还是与一平一起来的，但肯定是在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我家。当时我住的那间平房不过13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张办公桌，两个书柜，两个书架，两把简易沙发，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来一位朋友，主客还可分别坐在沙发上，来两位以上就只能倚坐在床沿，真正是“促膝而谈”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谈诗论文的雅兴。那时诗友见面不像现在，或是交换名片，或是以自己的诗集相赠；而是带着自己的诗歌——或是笔记本上的手稿，或是油印的小册子，互相交流、讨教。我记得林莽初次见面带给我的诗作中，有一首题为《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岁月》的长诗，由按26个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26首短诗组成，用迥然不同的意象去捕捉掠过心头的闪电般的思绪，构思奇特，气魄不凡，属于他白洋淀时期的代表作，凝聚着林莽本人，也是一代青年人对逝去青春的呼唤与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表现形式使我感到炫目，而诗中传递的对荒诞时代的叛逆与决绝情绪更让我感到震惊。以后交往渐多，或在公众场合，或在我家，不出一月，总有机会见面。他的诗，包括发表的与未发表的，我读了不少。读后我也会当他的面毫无忌讳地发表些散漫的观感，林莽或是同意地点点头，或是委婉地向我解释一下，但绝不会让我难堪。这与林莽质朴、平和的性格有关。也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在白洋淀诗歌群落中，他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在热情膨胀的青春期，他取了一种内敛的姿态。他的诗不以声势夺人，而恰似一盆徐徐燃烧的炭，那内蕴的热能持续发散出明净的生命之火。进入中年以后，林莽更倾向于对生活的静观默察，摆脱了世俗的干扰，在对世界的凝神观照中，与自然同脉搏，与世界相交融，让自己的心灵获得了一种自由感。

在中外诗史上，历来是诗人品格的高下，决定诗歌的高下。林莽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庞杂的世界里，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诗歌，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喜怒哀乐，有责任感，一个关注世界并关注他人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为美丽的飞行，登高而望》）在他看来，健康的生存，健康的人格，会使一个诗人走向更高的境界。林莽之所以能以那些内蕴生命之火，而又外呈中和、澄澈之美的优秀作品立身于当代诗坛，也是他高洁的品格和美好的内心世界使然。林莽的性格是温和的、内敛的，但又是坚强的、刚毅的。他为人处事，言必信，行必果，不答应则已，凡答应的事情必然要办到。对诗歌如此，对朋友也是如此。这里我要特别提及林莽与诗人江河的友谊。林莽与江河在北京四十一中上高中时是同班同学。高一尚未读完，“文革”爆发，江河的家庭受到冲击，父母被赶到乡下，他在北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林莽请他住到自己家，一住就是一年多，直到街道给了一个小小的蜗居，江河才离开。江河患阑尾炎住院动手术要家属签字，是林莽父亲到医院签的字。在那阴暗动荡的日子里，只有在林莽家，江河才感受到亲情和温暖。林莽在白洋淀插队时，江河不止一次地从北京来看他，也常常住在林莽的集体户里。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林莽喜欢画画，江河也喜欢画画；林莽喜欢写诗，江河也喜欢写诗。他们各自用艺术的心灵微光照见对方，他们也从对方的坚毅不懈中得到砥砺。在林莽插队结束回京后，他们更是常常结伴而行，买书淘书，寻访诗友。1987年，江河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变故，妻子突然自杀。林莽担心江河承受不住，便请了假，日日夜夜陪伴在江河身边，直到帮江河料理完妻子的后事，江河从精神危机中挣脱出来，才算告一段落。后来江河去了美国。2013年6月林莽访问美国，特意到纽约布鲁克林看望江河。这两位暌违二十五年的同学、好友终于见面了。他们在海滩上漫步、谈心，望着泛着金色光芒的落日，林莽无限感慨。后来他在《他乡遇故知》一诗中写道，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但他们之间却“没有想象的那种陌生与疏离/除了鬓发染上了一层银色/似乎昨天还曾相聚”，这样一种超越时间、跨越大洋的友谊，确实令人感喟不已。

林莽与江河的友谊是值得珍重的，然而他的爱不是只给某一个人的，他的内心燃烧着博大的爱，这尤其体现在他对诗歌事业的无私奉献和对年轻诗人的倾心扶植上。林莽在《诗刊》做编辑部主任的时候，力促《诗刊》创办了面向青年作者的“下半月刊”，为无名的作者提供发表的园地。他还参与发起并组织了“春天送你一首诗”这一全国性大型诗歌公益活动，带着诗歌团队，把诗的种子撒遍了数十个城市和地区。至于全国各地受到林莽关怀、指导与扶植的青年诗人，更是数不胜数。

如果说林莽在《诗刊》的工作还属于他的本职，那么他参与《诗探索》的编辑工作，就纯粹是诗歌的义工了。《诗探索》创刊于1980年，1985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994年得以复刊。林莽是在《诗探索》复刊酝酿期间就介入了编辑工作的。复刊后的《诗探索》虽然得到首都师范大学的一笔启动资金，但后续出版仍旧面临着经费短缺等困难。没有钱请人设计封面，林莽就自己设计，他从白洋淀时期延续下来的绘画爱好在这时派上了用场。不能请专人设计版式，也没有专职校对，林莽就与我、刘福春一起干。每一期的校样下来，我们三个人就聚在我芳草地西街的家里，先调好版式，再分工校对。没有钱在北京的大印刷厂印刷，林莽就跑到河北农村找小印刷厂。把刊物印出来后，还要给作者寄样刊、寄稿费等，每个编辑既是编辑，又是编务。为了维持刊物生存，还要不断通过自己的朋友与社会关系拉赞助。在《诗探索》艰难生存的这些年里，锻炼出一支能吃苦、肯奉献的编辑骨干，其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当推林莽。

胡风论诗有第一义诗人与第二义诗人之说。回顾林莽这些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说，他追求的是成为第一义的诗人。他的人生准则是：先做一个大写的人，然后才是诗人。他把自己的爱全部献给了诗歌，他是真诚写作的诗人，也是心甘情愿做诗歌义工的人。也正由于做到了这点，他在中国当代诗坛才成为一种令人仰望的独特存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