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诗歌的内容写作方式还是身份定位，赵思运都是当下诗坛一个独特的存在，其诗歌的独特正如其身份的独特，使我们习惯了对某些现象进行分类的习惯性思维蓦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其实，面对纷繁芜杂的诗歌创作群体以及诗歌表现形式，我们只能以较为宽泛的形式将其归为口语写作或者书面语写作。但诗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他们不仅互相包含着对方的某些因素，而且在他们中间的广阔地带，也存在着大量的诗歌和诗人，即使同一个诗人，其诗歌也有可能兼具口语和书面语的特征，一切所谓的归类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诗人都努力将自己归为某一类，给自己贴上某类代表诗人的标签。这不仅是一种宣传的策略，以群体的优势显示出个人的存在，还在于形成群体往往更容易引起关注，以期在选集和文学史中留下芳名。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间代诗人，口语写作，学院派诗人等都可以将赵思运纳入其中，而他的诗歌和身份也确实具有这些称谓的某些特征。但赵思运与这些流派中的诗人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甚至其差异性远远大于相似性。其实，赵思运就是诗坛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其绝大部分诗歌聚焦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平凡、朴实的文字表达着关于生活的思考和人生的感悟，并以此显示出诗歌选材、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独到思考。

一

赵思运的诗歌一般取材于现实生活，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再现引发人们的思考，在平常处呈现出生活的哲理和不易被人察觉或察觉了却司空见惯的人生体验。其诗歌或在日常生活中呈现诗意，或刺入历史，从反差中呈现时代的荒谬，或将场景混搭构成一幅幅跃动的画面。

《丽丽传》是赵思运生活实录诗歌的代表作品之一，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引起较大反响。这首诗歌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艺术上的创新，而在于以生活实录的方式，将一个遭遇性侵的小学生丽丽的遭遇呈现出来。其选取的是丽丽的视角，以丽丽本身的遭遇以及其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事件的相关人物及其说法呈现在纸面上，而具体事实如何则由读者根据自己的常识去判断。虽然丽丽是主角，是主要当事人，但其话语却被淹没在社会的杂音中，诗歌尽管用了很长的篇幅让她自己讲述事实，但她的声音却被完全地遮蔽，在众声喧哗中，她的声音显得如此脆弱而稚嫩。但也因为稚嫩，也引起读者更深的同情。诗人并未对这一事件进行价值判断，但事实的呈现已经将是非观念以及真相呈献给读者，在读者获知真相的同时也自然生发出价值判断。实际上，从这一点看，赵思运的诗歌更像是资料的收集和呈现，是从各个角度全方位透视同一个事件，因为我们并非事件的亲历者，因此，其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史料的意义，并由于是全方位的呈现，也更能使我们无限接近事实真相。这也是赵思运诗歌写作经常使用的方式，也体现出其对历史的理解，而这也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观念。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真相并不能还原，只能无限接近，而大历史遮蔽掉很多细节，只留下一个发展过程，因此，所有历史不过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是一种修辞想象，文本之外无历史。“在《现实表现中叙述性的价值》一文中，怀特认为，叙述性的功能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编年的道德问题。”[1]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大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单一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历史的真相交给细节，通过细节寻找真相，从而发现与大历史不一样的民间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不但接近历史事实，而且还可以呈现出历史的丰富性。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关于历史的记载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也就是说历史不过是当代人对“过去”的阐释。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风俗、习惯、文化、宗教等等都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关于历史的书写不过是当代人通过心灵对话对历史所作的阐释。吕周聚先生就认为，中国的左翼文学受到了前苏联、日本、美国等国家左翼文学的影响，美国著名的左翼作家辛克莱的《拜金艺术》就被冯乃超翻译介绍到中国，但其并未照搬辛克莱的观点，而是强调了阶级性、工具性。“冯乃超对辛克莱的理解和接受带有浓郁的主观色彩，是一种有意的误读，对当时中国的左翼文坛产生了一点的误导作用。”[2]也正因为如此，切入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生活层面的具体事件也不失为阐释历史的一种方式，并从这一过程中将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重新阐释为一个掺杂了文化、习惯、意识形态等等诸多内容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发展历程。从这个角度上看，赵思运的一些诗歌则是以日常生活叙事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复杂，呈现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的一面，即是以生活视角呈现特定时期的历史。

赵思运诗歌的很大一部分是写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的再现和回忆呈现一个时期的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通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再现一个时期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的线性过程中，赵思运并没有对历史进行梳理，而是选取一个片段，呈现一段时间的历史概貌，从而反映出一个时代某个场域的历史风貌。既然对历史的解释是以现在为起点，那么，现在就具有了权威性，现在的价值观念也就成为衡量历史的标准。“对历史的解释是以现时为起点的，正如对空间的解释由此地，对他人的解释由我开始一样。”[3]这无疑是对历史价值标准的一个颠覆，也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一些得到肯定甚至具有权威性的价值观念往往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充满了歧义，甚至成为闹剧。《史太爷传》中，出生于1919年的史太爷因为老伴死了而阳痿，“每天午夜需要一位佣人口含其阳 具方能入眠”，因为史太爷的身份，其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时间来至1966年的时候，史太爷的行为已经被视为非法而死于“鸡 奸者碧绿军装的乱棒之下”。史太爷命运的改变是因为历史的变化，历史变化带来的是当事人身份的变化，原来被视为合理的而得到默认的行为具有了非法性，或者说史太爷不再是史太爷而仅仅是腐朽的封建余孽。但这里需要注意的并不是打人者的合法性，而是碧绿军装之前的修饰词——鸡 奸者，或许打死史太爷是出于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诗歌突出的却是他们的日常身份——鸡 奸者。这样，宏大历史的意义就让位于日常生活了。《赵老三的一生》则是以赵老三的一生反应一段困苦的历史，当最起码的繁衍甚至性都成为奢侈，个人的贫困可想而知。此类诗篇，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一段历史或者某一个方面的历史，从而为我们了解宏大历史补充宏大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视角，也构成对历史的另一种阐释。

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介入历史和当下的事件，并以此解构宏大历史表述的现实，从而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丰富，成为赵思运诗歌的显著特征，也成为理解其诗歌的重要维度。

二

生存尤其是底层人的生存是赵思运诗歌关注的焦点，也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赵思运往往选取一个典型事件对人的存在和生存进行透视，显示出选材的独特和写作的鲜明特色。对历史和事件的观照，赵思运往往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历史的不被人重视的另一侧面，从而形成对历史的另一种呈现。在这种呈现中，生活也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诗歌《刘才》将刘才一家在旧社会到市场经济时期一大段时间的历史作了简要交代，或者说是选取了几个场景将刘才的一生进行了诗意的呈现。从旧社会、大字报再到改革开放和死在少女身上，刘才作为普通百姓的经历无疑有着代表性，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的缩影。《花妮》《放屁党》等则通过一个片段显示出特定时期的历史尤其是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在《花妮》中，花妮为了养活一家老小靠蹬三轮车为生，可下岗后第一天拉客就被四个人糟蹋。为了家人安心，花妮并没有说出事实，而是以一句“一下子挣了四个人的钱，日他 妈 的，累死了”作为回答，中间的辛酸令读者隐隐作痛。花妮实际上反应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一个现实，瘫子、下岗、买三轮车拉客、被强 奸、对瘫子说谎成为基本事实，也成为加在花妮身上的压迫。其实，花妮不过是底层民众的一个典型，他们为了生存只能挣扎着求生，但他们为了家人的隐忍更令人动容。《放屁党》则通过生活琐事反映出时代的荒谬，读来令人既忍俊不住又满怀辛酸，从而通过正剧与反剧的映衬形成一种黑色幽默，显示出时代的荒谬。

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种种怪异的现象，对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见怪不怪。但赵思运偏偏在这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他们身上心上被遮蔽的伤痕，并通过对生活的敏感认知从不被人注意的细节中发掘出生活本身的残酷，并通过艺术的方式加以呈现。一个疯子从大街上走过的时候，身上的伤口无疑是对我们每个人生存的展示。按照佛洛依德的观点，疯子才是正常人，他们勇于展示自己，而我们虽然捂紧了自己，但是身上的伤痕并不少，只不过穿着衣服的我们不敢亮出而已。

在肉体不被衣服理解的年代里

谁有勇气

像一个疯子

赤身裸体走过大街

炫耀触目惊心的伤痕

当一个疯子

赤身裸体走过大街

身上的伤口花朵一样绽放

我们无形的双手

本能地捂紧了自己

——《一个疯子从大街上走过》

在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表面的光鲜之下掩藏着深深的伤痕，可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呈现出的是光彩的一面，也因此世界一面祥和。但这并不代表伤痕不存在，当某个人呈现出伤痕的时候，还是会激起我们内心的不安，甚至有物伤其类的感觉，而为了光鲜只能进行更为夸张的掩饰。这首诗歌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人们的隐秘心理以及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创伤以及创伤性记忆，也正是借着创伤的遮掩世界呈现出祥和的气氛，而留下的却是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整体的创伤。如果说《一个疯子从大街上走过》《花妮》等以对社会的敏感认知呈现出当代人的生存现实，那么，以《通灵者》为代表的一类诗歌则直接以日常生活切入人的神秘的精神意象，也使文学更切近人生的真实。

娘一个字儿也不认识

她把我爹喝的酒瓶包装盒

一个一个整理好

制作了很多小玩意儿

有香炉

有香兜儿

有针线盒和小篮子

人见人爱

几年下来

村里家家户户都有我娘的手艺活儿

邻居赵婶也制作过

她总是把盒子上的字儿弄得颠三倒四

我娘就纳闷了

那些字的笔画儿

就像小树苗儿庄稼苗儿

哪一个笔画都是活的

都向上长

你咋会弄颠倒了呢

——《通灵者》

赵思运的诗歌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并且是凡夫俗子愚民愚妇的日常生活，而他在平凡生活中发现的是他们朴素认知中的蕴含的生活积累的知识，这种知识由于出于他们的本能往往打破了我们的认识，使我们蓦然发现人类对于自然的感知及其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运用。从这一点上看，普通百姓对生活和人生的认识更具神秘性。将盒子上的图案视为有生命的东西，既可以是平常老百姓自己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不识字的他们，只能将图案作为阅读世界的方式，但也就在这种读图的过程中显示出他们对于世界的朴素感知，也无形中切近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老百姓来说，越是复杂的事物反而越简单。其实世界本就是简简单单，只不过我们将其复杂化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已经对很多非正常现象习以为常，不正常的也就变为正常，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又不难发现中间存在的悖论，这种悖论正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显示出环境对人的生活和精神的重塑，因此，对其进行揭示更具警醒意义。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人对世界的感知以及对生活的朴素认识，并且，由于生活的丰富多彩，往往存在着诸多令人警醒的现象，但一般人对其往往视而不见，从而使这种反常现象称为正常，这时就需要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将其凸显出来以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而这也再一次诠释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古老观念。

三

诗歌是长于抒情的，即使是叙事诗也有着浓郁的感情，情感是诗歌的生命。但是在表达方式上却有着不同，有的诗歌直接抒情有的则是将感情融化于字里行间，而赵思运则是将感情散布于诗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仔细阅读或者缺乏生活和相关知识的基础就不能很好地领悟这种感情。赵思运的实录诗歌不仅传递着一种信息一种生活的真实，即具有史的性质，而且也具有揭示生活真相的价值，当生活中的荒谬和现实生活形成对比，自然会显示出独特的意义，而这也恰恰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良知以及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表面看，赵思运的诗歌仅仅是叙述一种事实，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却是其对事物鲜明的态度。长篇诗歌《丽丽传》是以写实的方式记录一个遭遇性侵的女孩丽丽的遭遇，村人的态度、医院的报告单以及女孩的口述等构成了基本的事实，而部分媒体和当事人呈献给我们的所谓真相在真正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实际上，赵思运的诗歌更多的时候也是呈现这样一种基本事实，通过基本事实的呈现使我们尽可能接近事情的真相，而在这一过程中的感情倾向也若隐若现。

赵思运的诗歌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这种细节达到了警醒世人的目的，显示出对问题的独到思考。一般地，日常生活往往和通俗、浅显等联系在一起，而当今不少的诗歌创作确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即将老百姓生活中的想法甚至一些现象说出来，虽然有了强调的目的，但委实和审美无关，也缺乏文学应有的深度。赵思运的诗歌虽然也取材于日常生活，但并未流于浅薄，而是努力挖掘社会表象下的深刻内涵。在诗歌写作中，每一个事实的陈述都具有着特定的意义，或者凝聚为一个意象。这一点实际上还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基因，也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当这种意象放置于其所在的环境，不会有特别的意义，不过一旦将其挪用到其他地方，则显示出不一样的涵义。甚至当一个场景或者意象引起我们的联想，也会凸显出其意义，并由于其与我们拉开了距离而形成一种反讽，显示出时代的荒谬。比如《日本小朋友热爱毛 主席》《毛 泽 东语录》等等。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缺乏理性而带有狂热的成分。当我们以冷静的眼光去看这些，自然形成反讽。诗歌在于打破时空限制，揉搓了时间和空间的长度和宽度而代之以心理的时间和想象的空间，从而达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效果。这种跨越了时代的审视因为拉开了距离的审美观照更显理性，也更具现实意义。

赵思运的口语诗表达的是老百姓的日常，是他们曾经和正在经历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这种日常生活的选择因为切近普通百姓而显示出不一样的意义，也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如果说历史发展呈现给我们的是大历史，那么赵思运的诗歌无疑呈现的是小历史，这种小历史虽然不能代表或者扭转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也为我们了解历史事实提供了一个触角，知道普通老百姓经历过什么以及他们的人生。

原载《关东学刊》2017年第6期

[1] [英]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2] 吕周聚：《中国左翼文学中的美国因素》，《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3] [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