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讲话中有许多新颖的提法，如“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精神为灵魂”；文艺工作者应当“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是期待，也是使命。要求我们写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我们在日常的创作实践中，应该明确：为谁而写？写什么？怎么写？诗词应该把“小我”和“大我”紧密结合重叠在一起。写什么重要，怎么写也重要；前者是关乎胆识和趣味，后者关乎聪明和技巧。创作毕竟需要技艺，最终都要落实到文字上。

格调要向美、向上、向善。美是文学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美是真理。美的核心是向上向善。艾伦·坡曾说：“诗的真正要素——美。”现在诗坛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是对真善美的缺失。有的诗人一味追求所谓“新潮”和“前卫”；还有一些校园青年诗人，一味拟古。诗词运笔干巴巴、冷冰冰，没有诗魂，可以说是“魂不附体”。还出现了一些所谓“唯美”的倾向，很多作者只写无题之句，陷于一种自我陶醉的小我写作氛围。那样的作品价值是有限的。诗词如何介入现实，如何走进大众，是常谈常新的话题。

列夫·托尔斯泰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对读者来说最为重要、最为珍贵、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便是作者自己对生活所取的态度，以及作品中所有写这一态度的地方。”

对人民爱的真诚、爱得彻底，诗词的天空才会更加纯洁、开阔。我一直认为，杜甫式写作才是诗词的正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读者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某些艺术品，虽然从鉴赏力的角度来看，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却没有灵魂。一首诗，可以写的十分漂亮而又优雅，但却没有灵魂。”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写作就是为这个时代的。批判丑恶，张扬美好，是我们的使命。张景芳的“我痛瘫妻久卧床，临街花店觅芬芳。归来装点情人节，一捧初心对夕阳”（《陪妻》），就是一首既有较高思想水平也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诗。作为一个诗人，不能整天陶醉在自我欣赏或模仿古人的状态中，总要接触到现实人生中的东西，这种东西写出来，就能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

语言上要切题、切意、切事。我们常说“见识”这个词。诗词创作境界的大与小、高与低，就取决于这个“识”。正因为这个“识”，大家就会关注这个时代，力求把握这个社会，进行各自特立的思考。反映现实的作品，离人民最近，最受人民欢迎。人们对发生在自己身边和周边的事情，往往看得最清，感受最深刻，对自己经历的故事、痛苦和喜悦，最容易感同身受。反映他们奋斗精神的作品，最容易打动人心、最容易产生共鸣。要写悲怆后面的希望、苦难中的光明，这样才能“接地气”。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出动人的诗篇。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首先你表现出来的那种志趣，要能感动别人，也能打动自己。

每位诗人都渴望写出伟大的诗篇。但是什么样的诗篇才称得上是伟大，艾略特的说法很能给我们以启发。在我看来，能够写出伟大诗篇的诗人，不仅仅是掌握了诗词技能、技法的诗人，而且应该是有自由的心灵，有高洁的品格，有博大的爱情，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承担的诗人。他的灵魂中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一个层面是向下的，要执着地固守着大地，这二者力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诗中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概括起来，那便是仰望天空与扎根大地的统一。仰望天空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超越，但这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因此，终极关怀脱离不开现实关怀。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扎根大地，重视日常经验写作。把诗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在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更需要诗人有独特的眼光，要以宏阔的、远大的整体视点观察现实的生存环境，要在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经过诗人的处理发出诗的光泽，关注弱势群体的诗词写作，这不仅牵涉到诗人的伦理取向，而且关系到诗词的内在质素。历史并非滋生幸福的土壤。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出动人的诗篇。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苦难意识，这里不单有对社会生活的苦难体验，更有诗人在精神上去主动承受苦难的一种人生态度。我们可以把诗的情感对着群众，用诗笔去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当今诗坛，不少诗人在反映生活、反映时代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造出了大量的精品力作。

没有现代意识的诗词作品是难以立足的，是不会被社会认可的。比如寒冷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但诗词创作就要写所有人的寒冷感。当你个人命运与这个时代命运在某个节点上契合了，你这个节点的个人命运就成时代的了。中华诗词是语言的艺术。日常生活的“口语体”替代了优美典雅的“书面语”，包括方言、俗语、行话、广告用语、网络语等普通口语，强化和扩大语言魅力以便精确的表达、剖析和阐释内心世界和生活细节。有一首诗这样写到：“汗滴眼前霜，肩挑天路窄。一方手帕长，擦痛沧桑额。”《挑夫》“汗滴眼前霜”以雪衬汗，益能凸显挑夫之辛劳。“肩挑天路窄”则可以想见挑夫一步步向上之艰辛，愈往高处则路愈窄，举步之艰五字写尽！转合处最见新创，“一方手帕长，擦痛沧桑额”寄慨遥深，一个“痛”字隐含无穷意蕴，手帕擦痛者何止挑夫之额？擦痛者乃人世悲悯之心也！“一介愚夫的“两岁孙娃头戴盔，挥枪直把老翁追。佯装中弹朝天仰，一日牺牲好几回。”（《祖孙乐》）这两首诗只写眼前的一个生活场景，用语切题、切意、切事。

题材上要写平凡人、身边事、眼前情。平凡人、身边事和日常生活琐事与具体细节作为对象和创作领域，以一个普通人世俗化的情感，表达个人的生活体验，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历史记忆、风土人情、生命感悟、偶发事件等具体生活细节，作为创作的基本题旨。心怀悲悯，肩扛道义，这样你写出来的诗词就与大众不隔心。有温度的诗词，一定要扎根在土地上，用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现实。平凡的人们身上有着可贵的品格，有艰难中的奋起、面对挫折时的乐观、在压力面前的铮铮铁骨。将这些故事挖掘出来，写得饱满、写得感人、写得契合人心。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人生信仰的灯塔、心灵上升的通道。东坡所强调的“诗外尚有事在”，就是“直面人生”。我们看老杜的诗：“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他先讲自己，想起自己年少的时候，然后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老杜的诗中，不论是《北征》也好，《咏怀五百字》也好，都充分反应出他直面人生，关心人间事，关心老百姓的一种大事情，大心怀。我觉得这是最可宝贵的。据此，诗词创作应该抛弃快餐式、小情小调、轻浅、凄凄惨惨戚戚式写作，我们初中都学过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悲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作为一个诗人，不能整天陶醉在自我欣赏或模仿古人的状态中，总要接触和反映现实人生。使诗词这一形式真正能被大众接受和喜爱，熟中求异，旧中求新。农民诗人孙守华的《卖天》：“休轻小小一村官，卖地卖河还卖山。不是清风来得急，焉知不敢卖苍天。”他的书写接着生活的地气与韵脚，是以最真实的情感，观察社会，因而笔锋犀利，让人深刻。我们现在读李煜的词，体会到亡国的心结，读李商隐的诗，体会到爱情的心结，虽然我们不知道爱的结局是乐还是悲，但诗触动了我们的神经。

今天，我们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肩负着人民的信赖，去完成写什么、怎么写的课题，其实就是以一颗初心去继承优秀传统。诗应不朽。诗人的诗作必须能够跟随时间广泛流传，就像屈原、李白、杜甫的诗一样历千年而不衰。可以说只有为众多人喜爱的作品，才能成为流传经世的作品，流传经世是由人民来流传。诗是人民的心声，诗是时代的号角。让我们创作出无悔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精品杰作。

2018年7月9日于京华白雨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