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两座城市》

作者：[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者：李以亮

我读了很多书。有一天，我不记得具体日期，甚至忘了当时读的是什么书，忘了是布鲁诺·舒尔茨，还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我有了一个改变一切的发现。我发现（请不要笑），存在一个由伟大作家所描述的精神世界。我发现，除了琐碎、经验的现实，还存在一个想象力的领域，从根本上说，那同样是一个可触、可见、芳香的世界，而且更为丰富，因为存在无数精灵和阴影。我不懂得这两个领域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我不懂它们是如何结合的，但我确信它们的同一性、清晰性与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地位。它们同样神秘而真实。

我为这个发现感到震惊。我成了一个“新信徒”。我开始将人分成“知道者”和“不知道者”。我相信，只有少数人属于挑选出来的“知道者”。在我的城市，绝大多数居民——因为这是我遇到的唯一人群——似乎被抛入了黑暗里，最深刻的无知中。对于他们，一辆自行车、一个柳条筐、一束墙上的光、一张橡木桌，都是不值得认真描绘的，就像人生，不过是装配在出生和死亡两个年份之间，如一枚鸡蛋装在一个杯子里。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的生活、物体和树木，都具有神秘的意义，就像楔形文字能够破译。有一种意义，隐藏于日复一日里，但是，在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那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的意识爱着这个世界的时刻。抓住这艰难的意义，才能体验到它独特的快乐；失去它，将会导致忧郁。

在交谈中，我问过我的伙伴，看他们是否知道。我问他们一些看似天真的问题。我问，你怎么看待斯万的爱情？夫人，你生活在德罗戈贝奇，你认为舒尔茨的描写与此地的气氛相符吗？（这是一个狡黠的问题，因为舒尔茨描写的德罗戈贝奇与那个真实的城市无关）你觉得贡布罗维奇怎么样？你喜欢博莱斯瓦夫·莱希米安的诗吗？喜欢？为什么不喜欢？

测试往往超出了我提问的能力。他们的回答漫不经心、肤浅；他们自我原谅，说他们很忙、很累；他们抱怨说普鲁斯特过于精细，贡布罗维奇则太怪异，舒尔茨从不讲故事。

几乎每个人都不及格。我略带轻视地看着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逼仄、可怕的现实里，在办公室和家庭、有轨电车和餐厅、婚礼和葬礼之间。甚至在我的同伴里，也找不到两人，能够与我讨论苏丁的绘画，讨论十二音技法的审美陷阱。

作为一个“新信徒”，我一定犯过不少错误。我没有意识到，绝大多数积极的人，不是通过知识，而是通过自身的生活，富于光彩的、物质的生活，寻求着一个深刻意义的领域。所以，指责他们无知是非常愚蠢和荒谬的。我不应怀疑、质问和拷问他们，而应更温和地注视他们，更理性地理解他们。

我怀疑，在许多交谈者眼里，我也许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自负的自命不凡者。而我还以为自己是一个考官，小心谨慎而且足智多谋。我现在能够肯定，他们已经毫不费力地推断出我的动机和语气。或许他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从我不提供任何暗示的态度里，已经看出了一些什么：我是荒谬的。

就这样，在内心生活和参与集体生活的方式之间，我开始了一个漫长的、不平衡的时期。我的激情和兴趣是真实可靠的。它们几乎吞没了我，但我不知道怎样通过行为、谈话，甚至穿衣来表达它们，更不用说写作。对于写作，我还只是在做着白日梦。

后来，在克拉科夫，我试图获得一个折中性的解决方案。那时，我已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发表过一些诗歌。解决方法包括多跟其他年轻诗人待在一起。他们的陪伴，有一段时间曾经救了我，因为他们也是笨拙的，不属于任何其他的圈子。如果事情就是那样，我的朋友们似乎在说，好吧，就让我们形成一个自己的圈子。作为一个年轻诗人，最难对付的困境之一便是：他还未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声音，却又是那样渴望表达、表现，将所看到的一切具体化。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年轻诗人的处境，连同他们所有的绝望无助，甚至包括所有人——年长的诗人，律师，商人，警察，艺术批评家，医生，政治家和他们的妻子、女儿和情人——对于年轻诗人所表现出的轻视，比普通受到赞扬的老作家体面的物质生活状态，更能准确反映出诗歌的地位。因为，如果狂喜的瞬间、想象涌现的瞬间，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秩序，属于一个时间的维度，而不属于单调乏味的劳作、占据日历的日常性生存，那么，这种区别就有某种戏剧性和不幸的成分。困惑的年轻诗人，比八月的诗歌奖得主，更接近他的生活的真理。

相同的分裂，有助于我以一个新的视角，看我的城市。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被忍受的一切，都从不同的角度向我显示出来：神父、老师和我的同龄人。他们的存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首先，最真实、充满激情的方式，是通过参与日常的斗争和冲突，其赌注就是他们的生存、生存的质量以及生存的尊严。同时，他们也存在于另一种方式，因为他们所过的生活的唯一目标（如果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目标）就是舒适地存在、看、炫耀、表达自己——画家们画布上的人物，比有血有肉的人，更合适代表他们。（就像我们在马奈的名画《工作室的早餐》里看到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关心一件事：展示、炫耀他们的优越感。此画现收藏于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

我就是这样看待他们。有时，他们历史性的存在，完全沉浸于被分派的工作、日复一日的操心；而在另外的时刻，在另一些属于想象的短暂时刻，他们仿佛巨头大亨，不关心时间的推移，不关心政治制度，好像他们存在这一事实，引出的只是假日、对生命无条件的肯定，使战后破旧的衣服，呈现出提香提香·韦切利奥（1490—1576），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油画的丝绸光泽。

同样的街道，那么普通而常见，仿佛只是为了电车、汽车和敞篷马车修建，却几乎像威尼斯运河一样美丽。我惊呆了，满心敬畏。有时，在学校跳舞期间，舞蹈者编入无尽的节奏，没有人知道会在何处结束，好像舞蹈成了十字军东征的一个版本，成了无休止的、崇高的进军。以至即便现在，我也仿佛行走在两个城市，就像我祖父那一代人。对于他们，每个角落都可能隐藏着利沃夫神圣的墙。窗户隐藏另外的公寓，书籍可能打开一个不同的现实，星期天则是一个可以避雨的通道。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都很无助，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人的经历和他们身上快乐的惊奇。我不仅不知道如何表达它们，我还被不确定性、被他们是否正常这样的思想折磨着。我也不知道，什么更真实，是这普通的日子、一般感官认识和判断的东西、公民讨论的东西更真实，还是那有光辉、静止，反映在诗和绘画里的东西更真实。那时候我十六七岁。在这个年龄，似乎没有什么是明白无误的、正常的，更不用说那些被音乐，或者被一阵风和整个世界唤起的狂野、情感充溢的体验。我慢慢懂得，一个人，为了那些神秘的、全知的短暂时刻，必须支付昂贵的代价：怀疑、黑暗、绝望，就像那不寻常的闪光，只适合最高的时刻，不同于最平淡的日子，山谷之底的跋涉。所知总是太少。启示总是太少。但是，怀疑，这些智力的麻雀，从不缺乏。

我寻求着答案；我想知道。那时，我想，答案和思想永远不会自动排成一个系统吗？我是谁？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年轻的唯美主义者？然而，我没有鄙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何生活，才不伤害他人，才能帮助他们。同时，又不停止自己的寻求、自己的思考。我是谁？我是不是就像那只小黑猫？几天前，在散步时（在这里，巴黎附近），我发现了它。小黑猫非常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在我面前，炫耀它的跳跃，在树干上攀爬的能力。在我看来，它似乎想说：我是年轻的、长生不死的，而你，已然中年；看看四周，你会看到粗大的地平线，看到疲惫、摇摇欲坠的太阳。我像它吗？我在旅程的起点；我有奇异的想象和希望，与精神生活及其力量紧密相连。

【选自“蓝色东欧”之《两座城市》（花城出版社，2018），图 | Charlotte Tay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