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代以降，经由《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引起的反响的推动，随着《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的出版以及“穆旦学术讨论会”（1988年5月，北京）的召开，穆旦研究呈现复苏并渐渐升温的趋势，涌现了一批重要成果，甚至汇聚成了一股不小的热潮。这股热潮在1994年，因张同道、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把穆旦放在20世纪中国诗人的首位而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诗人“排行榜”毫无疑问引起了争议，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80年代之后穆旦研究的某种趋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1990年代穆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作为这时期突出成果的《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穆旦诗文集《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以及《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相继出版。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穆旦的资料和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陆续推出了《穆旦诗文集》（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穆旦译文集》（八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穆旦年谱》（易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穆旦评传》（易彬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穆旦研究资料》（两卷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等成果；另一方面，相关研究逐步走向纵深，在开展了多场较大规模的专题研讨会的同时，穆旦研究进入硕、博士论文选题等层面。

　　纵观1980年代以来近四十年的穆旦研究，较之于1940年代关于穆旦的评说和论述，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不同于1940年代的穆旦研究主要出自其同学和同道王佐良、袁可嘉、周珏良、唐湜等，且多以“同情”态度或“知人论世”方式进行阐述，1980年代之后的穆旦研究在经过“发现”般“惊喜”的阶段后，开始以一种学术的眼光中性地评价和梳理穆旦诗歌及翻译的总体成就、形式特点和创作主题等诸多方面；其二，从1940年代相对孤立的个案论析和“内部”研究，转变到既有诗歌史定位和综合性论述，又有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全方位探讨；其三，在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上取得的成果可谓十分丰富，包括穆旦的生平史料、作品材料和研究文献，以及其所置身的群体流派与历史时代的资料等，均有颇为详备的勾勒和整理。所有的成果表明：一个渐趋成熟的穆旦研究领域已然形成。

　　可是，穆旦研究的步入成熟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问题。在1940年代的穆旦研究中，有几篇文章曾产生持续的辐射力，其中影响最大、在后来研究中激起反响最多的，莫过于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1946）一文，该文中的著名论断“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令人困惑却又需要深究；此外，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一文里的部分论析和唐湜《穆旦论》（1948）进行的综论，所提出的某些议题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不时在后来研究中得到回应。由此，这几篇文章（连同1980年代之后数篇“盖棺定论”式的论文）一方面显示了穆旦研究的独具特色之处，另一方面却也给后来的研究标划了论题的边界，让其在思路和方法上似乎很难超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数十年的累积，各代研究者在成型的资料、文献之外，已经“清晰”地确定了穆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或“关键词”），如“受难的形象”“被围者”“自我的分裂”“丰富的痛苦”“新的抒情”“非中国性”“肉感”“用身体思想”等，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则是“现代主义”。令人不免产生疑虑的是，这些研究议题要么过于“清晰”和明确，要么在反复讨论中已渐趋板结，而这恰好造成了当前和今后穆旦研究的困境。

　　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穆旦研究面临的困境是整个新诗研究困境的缩影。实际上，1980年代以来穆旦研究的迅速推进，几乎与新诗研究的展开同步，或者说穆旦研究本身是以新诗研究的总体气候为背景、在嬗变中的新诗研究带动下形成自身的向度的。众所周知，1980年代之后新诗研究在呼唤“本体”、强调“自律”等观念的促动下，其逐渐显得强势的话语是“现代主义”。于是，在多种新诗史著（尤其是冠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之名的著作）的叙述中，因《九叶集》而得名的“九叶派”，便被视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节点而得到论述，而“九叶派”之一的穆旦，其诗歌无疑也被做出了“现代主义”的认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一认定就成为进行穆旦研究的“先入之见”，无论一度众口一词的称赞还是后来关于“伪奥登风”的指责，其基本视点都是“现代主义”，即便是“赞美之后的失望”（黄灿然），也仍缘于论者认为穆旦1950年代的诗歌偏离了他早期的“现代主义”取向。不难发现，从1990年代中后期起，“现代主义”话语就陷入了“能量”“耗尽”的危机：一方面，它作为研究视角已经慢慢趋于本质化和僵化；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它已由最初的属性辨析转变为价值判定，直至蜕变为无谓的立场之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八九十年代处于拓展期的众多研究成果中，也有诸如郑敏《诗人与矛盾》、梁秉钧《穆旦与现代的“我”》、李怡《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王毅《细读穆旦〈诗八首〉》等论文，力图摆脱惯常的“主义”（特别是“现代主义”）观念和话语的束缚。作为穆旦的同代诗人，郑敏在论析中显出对穆旦诗歌语言的敏锐觉识和准确把握，为一般研究者所不及：“穆旦的语言只能是诗人界临疯狂边缘的强烈的痛苦、热情的化身。它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然而这正是艺术的协调。”梁秉钧围绕着穆旦诗歌中的“我”，透辟地分析了其所表现出的现代自我的不确定性和内在矛盾与分裂，以及关于时间的主观意识；李怡在讨论穆旦的独异性时，巧妙地避开“现代主义”的术语陷阱，而采用“现代特征”这一宽泛的表述，更便于贴切地勾画穆旦诗歌的特性：“穆旦的诗歌全面清除了那些古色古香的诗歌语汇，换之以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现代语言……它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口耳相传的日常用语，正是这些日常用语为我们编织起了一处处崭新的现代生活场景，迅捷而有效地捕捉了生存变迁的真切感受。”王毅关于穆旦《诗八首》的细读，没有落入既有概念和思维的窠臼，而是充分发挥“新批评”细读法之长，并引入了中西文化资源（如《老子》《圣经》），甚至“套用叶嘉莹对杜甫《秋兴八首》的章法大旨的评法”，对《诗八首》进行了细致而合理的诠释。这些论文即便今天看来，仍然对穆旦研究乃至新诗研究具有启发性。

二

　　那么，如何看待穆旦研究面临的困境，又怎样化解这种困境呢？如前所述，一段时间以来的穆旦研究，最致命的缺陷就是诗学观念的板结和思维方式的简化。消除这一症结的有效途径，或许仍应建基于段从学十多年前提出的“回到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实现“回到”的前提之一，是要重新认识这个“丰富性和复杂性”本身，也就是要对穆旦诗歌生成过程（包括其诗学来源）的内在肌理及其具有的驳杂层次，进行透彻辨析和更为细致的谱系建构。在谈及穆旦诗歌受到的外来影响时，段从学提醒说：“穆旦接受和借鉴的西方诗歌文化资源其实相当丰富。除了我们所熟悉的爱略特和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之外，邓恩、马韦尔等玄学派诗人，拜伦、雪莱、惠特曼、彭斯等浪漫主义诗人，都在穆旦的诗歌中留下了自己的回声”。诚然如此！事实上，如果不是简单而笼统地将穆旦诗歌归结或判定为“现代主义”，而是从其与浪漫主义之间细微而隐秘的联系、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内在的错杂纠缠入手，深入文本内部进行剖析，那么穆旦诗歌的来源及特质的多重性就可以呈现出来。同样，对穆旦诗歌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例如，针对穆旦诗歌的所谓“非中国性”，易彬在其论著中通过追溯穆旦人生体验中的《赠卫八处士》和《归田园居》情结，考辨了古典诗学之作用于穆旦诗歌的隐秘路径（即“内心精神机制”），认为：“穆旦的写作可谓既接洽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更是着意丰富了这一传统——所谓‘非中国化’或‘背离传统’，看起来是一种姿态，实际上也意味着某种‘模仿’。”这样的评述，就有别于那种武断的非此即彼或似是而非的结论性判定。

　　“回到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另一关键点，是重视穆旦创作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以及某些诗歌作品出现的历史语境。比如，胡续冬在回应黄灿然的“赞美之后的失望”时，通过对穆旦1950年代的诗作“发表背景、作品意蕴和接受反应等方面的分析”，指出：“虽然穆旦在1957年发表的作品在现代诗艺的探索上不如四十年代作品那样深入，在精神气质上不如七十年代作品那样具有震撼人心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寓言’的意味，但它们也不是简单的应景诗、口号诗，在其混杂了深信与怀疑的书写中，在语言、形式的褶皱里，依然保留着另一种谨慎的探索——在规范的边缘上对规范本身进行质疑”，并认为“只有深入到当时的文本∕现实语境中我们才能感受到文字背后复杂、微妙的情感张力”。这显然远较那种以单一的审美化的“现代主义”角度、对穆旦1950年代诗歌进行非议乃至“贬斥”的态度要审慎得多。而需要留意和体察的，正是隐含在其作品“褶皱”间的复杂情境。

　　对作品之历史语境的重视，其重心在于剖解穆旦诗歌创造与意义得以延展的具体性。此一“具体性”昭示了诗人进入创作（甚至完成某一诗作）的特定时空中的“此情此景”，凝结着其身份、处境和意绪等诸多切近的因素。在近期一篇论文中，姜涛通过分析穆旦1947-1948年间的诗作，注意到穆旦的“报人”身份与诗人意志的交织，其感受及言述与同期“内战”话语的共振，指出那些诗作所抒发的“内战”“时感”，与彼时的政治格局、社会氛围以及诗人的个人遭际和思想状态密切相关，可以说它们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也是诗人对其身处的复杂境遇的反应及表达；他认为上述关联重塑了那些诗作中频繁出现的“我们”这一人称的内蕴，使得“‘我们’的人称设置，不只是穆旦诗中的形式因素，它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意涵”。如此，就将穆旦那一时期的生存体验、政治意识和审美选择融汇在一起，并将三者的交错关系置于更阔大的时代语境中，对之做出了切当的论析。与此相呼应，徐钺也在两篇专论中详细考察了穆旦1945-1948年间诗歌创作的情形，辨析了其字里行间所渗透的“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对历史的态度和诗歌的伦理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诗人的个体声音和命运在什么位置？”他将穆旦此期间的书写看作介于“‘希望’与‘控诉’之间”的表达，认为“诗人这一阶段的‘时感’，是一种相对游离于时代‘合唱’的、源于深刻的个体经验认知和历史思考的声音”，“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非常具体的声音”。他的分析较多着眼于穆旦在茫茫时代旋涡中的个人处境的具体性，透视诗人在停笔与续写过程中充满犹疑、期冀与愤懑等心理状态，及其诗歌与时局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姜、徐二人的论文都论及了穆旦诗歌的政治意识，这是一个值得拓展的议题，其触发点是姜涛文中提到的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里“没有引起多少关注”的判断：“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一开始，自然，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来所有口头式的政治的庸俗。”姜涛认为，探究诗人的政治意识“不仅涉及诗人的个体评价，更是关联对其代表的写作及文化方式之可能性和限度的省察”，而由穆旦写于1947-1948年间“一批政治意识相当饱满，甚至尖锐的作品”，可以察探当时特殊历史情境下其诗歌发生转变的动因与路向。后来王东东的分析也认为：“在穆旦1940年代最为重要的战争主题背后存在着更为宏大的政治理想，一种借以克服和‘消化’残酷战争经验的现代政治意识。”在他看来，穆旦这时期的《蛇的诱惑》《隐现》等重要诗作里的宗教书写指向了一种“超验正义”，“对于穆旦来说，超验正义的诗学功能就是达到一种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而这一种诗性正义又显然高过了历史正义”，穆旦的诗歌是“用一种诗性正义联系起来了超验正义与历史正义”。他以此表明，穆旦诗歌的政治意识一方面显现为对历史、现实的强烈关切和积极介入，另一方面又借助于宗教等元素而生发出一种超验的维度（后者至少包括了穆旦晚年所说的那种“逃过了题材的时间局限性”的“深一层的内容”，虽然宗教在穆旦诗歌中还充任了批判现实的资源和手段）——二者的牵扯构成了一种张力，也成为穆旦诗歌力量的来源。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变动历史情境中的穆旦诗歌的非单面价值。

　　有必要指明的是，探讨战争环境里的穆旦诗歌的政治意识，并非跟以往某些研究一样对其进行主题式的挖掘和总结，而是旨在构筑某种更为宏阔的研究视野，彰显穆旦诗歌在与时代语境的紧张对峙中所表现出的能动性和穿透力。这实际上体现了研究方式的极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打开了穆旦研究的新的视角，而且把“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落实到个体遭遇历史裹挟时的生存体验、诗学抉择等具体而微的层面。

三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穆旦研究已有的许多成果抹杀或掩盖了穆旦诗歌的异质性和内在锋芒，令人产生重复之后难以突破的“倦怠”感。在此状态下，需要重新寻找穆旦研究的活力和动力。

　　几年前，姜涛提出“对穆旦‘再问题化’与‘再历史化’”的设想：“所谓‘再问题化’，意味着绕开一般固化的文学史框架，在得失毁誉的评断之外，更多关注穆旦写作中的困境、挫败，乃至无法突破的限制，并尝试在文学、思想、政治的重叠‘场域’去理解这些难题；所谓‘再历史化’，则意味着打破整体化、静态化的分析方法，将穆旦的写作当作一个充满差异的动态过程，在具体变动的现实关联中去揭示其面对的压力和选择的姿态”。这一设想，悬置了关于穆旦诗歌的种种“主义”判断和一般性的风格、特色论析，代之以“症候”式的角度重设提问的方式，非静止、非孤立地将其置于各种“场域”和关联之中予以探究，想必能够激发出更大的研究活力，提炼出更多有分量的论题。顺便说一句，不唯穆旦研究，整个新诗研究要是也进行“‘再问题化’与‘再历史化’”的话，相信同样会焕发令人期待的活力。

　　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要重获穆旦研究的动力，则在于理解这一研究以及穆旦本人所蕴含的当下性。诚如王璞所言：“虽然时空发生了巨大改变，但穆旦的‘生活世界∕诗歌世界’与我们的处境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是血肉相连的，我们也能从穆旦诗歌的那种力量中读出我们的当代经验和内心焦虑。我们可以将我们今天所置身其中的重重危机，带入到穆旦诗歌的深广的焦灼之中，从而获得更开阔的文学和历史视野；也可以将穆旦的张力带入我们的当代历史之中，从而强化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性反思。”段从学也认为：“穆旦诗歌的魅力更多地来自那种与我们当下的生存体验密不可分的复杂性，而不是在审美关照中呈现出来的永恒性和经典性。”这意味着，理解穆旦（研究）的当下性，就是要从当下研究的问题取向与内在需求出发，寻求自身体验、思考与穆旦（研究）的契合点，同时摒弃那种以审美为唯一乃至终极目标和标准的态度。可以想见，今后的穆旦研究倘若仍然沿着孤立甚至抽象的审美维度前行，就不会走出固化、僵化的泥沼。在这方面，徐志摩及其得到的品评和研究，可谓提供了一个堪与穆旦（及研究）相对照的案例。长期以来，包括普通读者和研究者在内的受众对于徐志摩诗歌的“好感”和“恶感”（甚至明显的轻慢），实则都源自某些根深蒂固的印象式评判，而那些评判又是经过单一审美维度简化后的结果，这种情形亟待改观：“在后人的印象中，徐志摩似乎只是一个浪漫的布尔乔亚诗人，用轻盈、柔美的语言书写爱情和理想……但事实上，徐志摩的诗‘泥沙俱下’，还有多种类型，如暴烈、粗伧的社会批判之作，如充满宗教虔诚的人生玄思等。”可喜的是，近年来徐志摩（诗歌和其他各类写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逐渐为研究者所探掘和认知，未来的相关研究同穆旦研究一样值得期许。

　　总之，面对穆旦这样的独特诗人个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新的语境中读出穆旦在今天可能具有的强度，读出他的诗歌同我们的现实的关切。只有通过重读而重新获得或建立起（绝不是恢复）穆旦的强度和关切性，我们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讲述穆旦是有意义的，甚至是迫切的”。这样的“关切”意识，正是今后穆旦研究获得持续更新之动力的基石。

原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