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江
有一种人,不写诗,却也可以称为诗人。这种说法,用在像赵振江这样一流的诗歌翻译家身上,是贴切的。身为资深西语诗歌翻译,在过去几十年里,赵振江将包括聂鲁达等在内的西班牙语重要诗人诗作翻译成中文,词准意达,诗意盎然,让很多国内诗人以及广大文学读者受益。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带给很多诗人启发。如果说,诗人使用语言,是在用语言的花朵部分工作,诗歌翻译家琢磨语言,是在语言的根部工作。赵振江在诗歌的内部、根部浸润之深,领悟之透,早就抵达一名优秀诗人的高级水准。赵振江虽然自己“不写诗”,但他的翻译也是诗歌创作,也在“写诗”。好的翻译,是用自己的母语,替原诗作者“写诗”。比如当赵振江将聂鲁达的西班牙语诗歌翻译成中文时,就相当于在替聂鲁达用中文写诗。
对于很多喜欢阅读外国诗歌的读者来说,赵振江,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从1983年与人合译出版第一部作品——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开始,赵振江迄今已翻译出版了30余部西班牙语文学名著、多部研究西班牙语文学的专著。在西语国家目前已有的11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他向中国读者已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其中的5位诗人(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成为国内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国内诗歌出版界,来自西班牙或西班牙语美洲的重要的诗人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他手。除了上述的5位诺奖诗人,他还翻译帕斯、鲁文·达里奥、塞萨尔·巴略霍、胡安·赫尔曼、加西亚·洛尔卡、安东尼奥·马查多、阿尔贝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人的诗选。也就是说,只要你阅读西语诗人的中文诗作,那很大可能,出自赵振江的翻译之手。因为诗歌翻译,赵振江也获得中外文学交流方面的诸多嘉奖荣誉。其中包括,2014,因翻译西班牙诗人埃尔南德斯的《人民的风》,赵振江荣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翻译奖。授奖词中说他“传达了诗人的激情和幻想,做到了形似和神似的平衡。……比较成功地在意境和韵律上予以适当体现。”
“自娱自乐”翻译阿根廷文学经典获“五月骑士勋章”
《马丁·菲耶罗》是在阿根廷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文学经典。赵振江将这部作品翻译成中文,背后还有着戏剧化的一段故事。在北大读书时,赵振江读到《马丁·菲耶罗》选段,觉得很有意思。在读书之余他就动手翻译了三分之一。1979年他去墨西哥进修,顺便把后面的三分之二也译完了。赵振江说,翻译时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版,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自娱自乐。然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84年,《马丁·菲耶罗》的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150周年诞辰。阿根廷官方要搞一个大的纪念活动,展览全世界各种语言版本的《马丁·菲耶罗》。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一位教授翻译的《马丁·菲耶罗》中文版被送到了阿根廷。中国驻阿根廷使馆知道后,文化参赞就往国内发消息,希望赶紧找人出这本书。此时距离展览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要保质保量地翻译出《马丁·菲耶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赵振江此前凭借兴趣完成的翻译稿,就派上了用场。他的译稿成功出版,取代了中国台湾的版本,成为中文译本在阿根廷展出的代表。因翻译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赵振江还被阿根廷总统授予“五月骑士勋章”。如今想起此事,因勤奋而得以抓住机会的赵振江也很谦虚、感恩,能出版阿根廷的民族史诗《马丁·菲耶罗》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机遇。”
除了将西语作品翻译成中文,赵振江曾与西班牙友人合作,将汉语文学经典《红楼梦》翻译成出西班牙语,让广大的西班牙语读者领略到这部世界名著的独特魅力,影响甚大。1998年西班牙国王为此授予他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
凭“良知和热情”将《红楼梦》翻译成西语 去西班牙辛勤工作四年
1987年,北京外文局想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合作出版西班牙文版《红楼梦》。他们提供一个从英语转译的西班牙文初稿作为翻译基础。而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拿到译稿后,认为这不是从中文直接翻译的。于是就去找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文化处,请他们推荐一位西班牙文学者去校订这部译文。我驻西班牙使馆的文化参赞正是当年驻阿根廷使馆的文化参赞张治亚先生,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赵振江。
当赵振江一开始校订,他发现,不仅仅是校对的问题,而是“要逐字逐句的修改,乃至重译。”他为此去西班牙那所大学工作了近四年时间。“在这四年当中,我几乎没有旅行,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学校放暑假了,他住的大学招待所(一座美丽的花园别墅),人去楼空,只剩他一人。学校给他配了一把大门钥匙。食堂关门了,他就自己出去买些面包和火腿。他还得给一窝猫咪(一只母猫和六只小猫)买一份。食堂关门了,它们也没的吃了,他每天都跟小猫一起用餐。
那所大学对他管吃管住,但没有工资,也没有翻译费,只有一点津贴,就是给一些零花钱。以至于有人笑说,给他的报酬还赶不上为他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好在,后来他在那所大学有了教书的任务,教书就能获得一份工资。他每周上十四节课,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翻译《红楼梦》。
西班牙语版《红楼梦》
西文版《红楼梦》问世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西班牙“国家报”和一些地方报刊以及电台、电视台都做过报导。西班牙ABC杂志1989年第二期“书评家推荐图书”栏目中, 在十四位书评家中有两位同时推荐了《红楼梦》。《读书》和《喀迈拉》等文学杂志也相继发表评介和推荐文章。格大副校长卡萨诺瓦教授在西文版《红楼梦》前言中说:“……《红楼梦》向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情节, 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和智慧的无限崇敬更加牢固。……对格拉纳达大学来说, 此书的出版意味着极大的光荣和优越感, 因为我们首先将这智慧与美的遗产译成了西班牙文……”
《红楼梦》在西班牙获得了成功,但无人知道的是,赵振江教授既没得到稿酬,也没有版权。如今谈及此事时,他却轻描淡写地说,“当时就是凭着良知和热情去做的。只是想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弘扬中华文明做点事。能把这件事做成,就是人生之大幸,当时,没想别的。”
“翻译过来的诗,不是复制也不是转换,而应该是原诗的再现”
在赵振江教授看来,诗歌有可译的部分,也有不可译的部分。在《诗歌翻译是二度创作》的演讲中,赵振江细致分析了汉语与西方语系有诸多差别。比如汉语是汉藏语系,表意,单音节,方块字。而印欧语系,是拼音,音节不等,有重音,没四声。在西方语言中,最忌讳在一句话里重复同一个单词。但在汉语里,“花飞花谢花满天”“ 秋风秋雨愁煞人”却是一种修辞手段。所以,在将汉语诗翻译为西语时,要想汉语诗歌的原貌,是不可能的。
但诗歌依然是可以翻译的,事实上也一直被翻译着。那么该如何译诗呢?赵振江想到的是“以诗译诗”:“在将外文诗译成中文时,你的读者对象是中国人,就该遵守中国诗的规范。当你将中文诗翻译为外文时,你的读者对象是外国人,那你就应该遵守外国诗歌的规范。”因此,在赵振江看来,诗歌翻译是二度创作,既不能离开原诗,但它又不是原诗。由于汉语与西方语系有诸多差异,是两种不同的载体,中西方诗歌互译,“不能依葫芦画瓢,否则, 会水土不服。”
赵振江记得,曾经有人去问朱光潜先生,说王勃有一首诗,叫《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此人问朱先生如何译成英文,朱先生说“没法译”。朱先生说的“没法译”指的是要译得和原诗“一模一样”,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前面说过了,汉语和西方语言是完全不同的载体,但诗的意境当然是可以译的,就是用英文写一首与其相似的诗。这就是“以诗译诗”,就是“二度创作”。译诗不是原诗,又不能离开原诗,译者追求的是译诗和原诗的“最佳近似度”。赵振江还提到,常有中国诗人请他把他们的诗作译成西班牙语,他一般都婉言拒绝,“西班牙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不能用西班牙文写诗,我怎么能把你的诗译成西班牙文呢?”
对于写诗与译诗的区别,赵振江教授说:“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 帕斯的观点,译者的活动与诗人的活动有相似之处,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诗人开始写作时,不知道自己的诗会是什么样子;而译者在翻译时,已经知道他的诗应该是眼前那首诗的再现。翻译过来的诗应该是原诗的再现,尽管它既不是复制也不是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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