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史略》  谢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一部能够与重大事物相处的新诗史

“他的心中能够容得下贺敬之的那片桂林山水，他的眼中能够看到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他的胸中也能装下郭小川的南方的甘蔗林，他的目光能够追随何其芳，听《叶子》给我们讲讲南方的故事，他也非常地赞同有诗人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他也同样为海子的春暖花开潸然泪下，但是不妨碍他欣赏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 ，也不妨碍他那么欣喜地站在臧棣的《未名湖》边，看着那些青年孩子们在谈情说爱。”

谢冕作为评论家，所经历的新诗发展历程，所面对的不同风格、流派和创作方法的诗歌，所参与的针锋相对的论争，被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用文学的话语一笔带过，却又历历在目。

谢冕始终身在诗歌现场，而且一直在系统地回顾从胡适开始到现在的诗歌道路，反思诗歌的历史，直到如今，他又写出了一部新诗史。近日，这部《中国新诗史略》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活动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培文联合主办。

这本书中看不到任何关于“一、二、三流”的诗人的讨论，作者说，因为根本不排座次。分析和呈现脉络是另一种写作和阅读的趣味，这背后有作者秉持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理念。陈晓明回忆道，谢冕平时跟他讨论一些很平凡的事物的时候，会非常自然地说“这是北大的精神，这是新诗的精神”，“北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包容多样、兼容并包，就是永远地秉持着自由民主的精神。 ”陈晓明说。

这部新诗史既承担了对诗歌道路的反思，也承担了作者对自己的研究的反思。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看来，《中国新诗史略》掌握的材料之多，只能将其中一部分以注的形式呈现，而作者完成使新诗脉络清晰而准确呈现的愿望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辨析。他举了书中两例，在总结20世纪初新诗草创的最初几年间受外国诗歌的影响，作者写道：

那时的人们并没有从“西风”中去寻找、去获取外国诗歌中艺术和诗意的借鉴和启发，而是汲取了西方诗歌中那些最耀眼也最浮表的意识形态化的经验，包括反抗、斗争，以及普罗文学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却是与诗歌的内在品质几乎没有关联的。（《中国新诗史略》，第131页）

在关于新诗潮的章节中，作者写道：

朦胧诗代表着对于时代的反省精神，它有着异常锐利的批判性。但若把它等同于简单的政治意识，则可能产生认识上的误差。朦胧诗究其实质是一次艺术的革新运动。（《中国新诗史略》，第369页）

“我们看到了现象的多义性，各种观念之间看似微妙而实质上却有极大不同的差异性” ，曹文轩认为，除了依赖于对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与辨析，这本书更注重对那些往往容易被我们忽略不计的历史细节的描述与辨析：一封书信、一篇日记、一次聚会，让大历史有可能从这些历史细节中鲜明地被折射出来，并且使历史变得可以伸手触摸。

用一本书呈现一百年的诗歌史，一定是有取舍、有技巧、有哲学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认为，“谢老师的笔风自然带着感情、带着爱憎” 。陈晓明认为，“他能够把大历史自然地转化为他的体验” 。曹文轩认为，历史事件的时间与作者的叙述时间之间存在着张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人臧棣说，研究诗歌的人要像作者这样，除了对材料敏感，还要把材料提起气魄和气势，诗歌跟生命的关系非常密切，要在杂乱的文献中提炼出生命之气。

曹文轩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三大哲学原则：对立统一的原则、量变到质变的原则、否定之否定的原则。曹文轩认为，百年新诗史的脉络完全契合这三大原则，特别是契合了否定之否定的原则。“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该书让我们看到这一怪圈式的过程。有共时性的同与不同，又有历时性的同与不同，互相认同，又互相驳斥，而就在这否定之否定的状态下，新诗的雏形显示了，继而是成长，羽翼丰满。 ”

写一部各美其美又贯穿哲思的诗史无疑是困难的，仅仅描述每一位诗人的状态、抽象作为某个整体的发展与境遇、定义每首诗的意涵就需要许许多多的出自作者创造性思维的辞藻、句子，但《中国诗歌史略》的作者却独力完成了这趟需要强大个性的精神独立之旅。吴思敬认为，该书的表述方式、所选择的问题全是作者独到的发现，极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文字值得发扬。曹文轩从中看到了“形象化语词背后的隐性力量” ，因为形象在表达理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面对变化了的、众口难调的读者，写史的意义是什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认为，谢冕给新诗确立过几个关键词，第一是自由及其限度，第二是诗韵和诗美，第三是口语如何入诗。而《中国新诗史略》似乎有一种新诗愧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原罪，就是为了维护新诗与古典诗歌中血脉的贯通。臧棣说得更加形象：谢冕讲课时，总是讲着讲着就离开讲台，那个讲台让臧棣感觉像战壕，原本应该在后方指挥的司令，却总是冲在最前面。

诗人林莽认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谢冕总是能击中每个时代的诗歌的进展和要害。“《在新的崛起面前》为新诗指明了一个方向，宣布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并且这个开始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八十年代中期当新的诗群大量崛起的时候，他说就像太阳下突然打碎的镜子，到处闪烁着诗歌的光芒，但是在诗歌的美丽之中有它的不美丽，谢老师看到了新诗崛起之后的某些混乱。他是以鼓励为主。到了九十年代，当诗歌沉寂的时候，谢老师又说有些诗歌离我们远去了，他指出有些诗人开始写那些让人摸不到头脑的东西，所谓学习先进的理论，甚至一些批评家也在说一些使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实际上是伪先锋、伪现代，现在看来更是这样。到了新世纪初，谢老师说好诗是不论主义的。”曹文轩认为，谢冕的文字不仅是写在节点之上，更有一些是前瞻性和引爆性的，经常是创造了诗歌发展的节点。臧棣说，这种胆识和胆略是比史实更重要的学术精神。

那么，这本书在前瞻什么和引爆什么吗？它展示、分析、理解、呈现，却没有把新诗历史审美化去挖掘、寻找、放大对象，作者与新诗历史是完全平等地对待相处，它是“把日子过成诗”“一生只做一件事”态度的产物，它是因为作者没有完整的时间的写作策略，而形成的“散文体诗歌笔记”。这种成书方式的结果是必然有别于一般的对象化研究看待对象的距离和视角。这本书对于写文学史的视角和态度极有参考价值。里尔克说：“去珍惜重大的任务，并努力学会与重大事物交往。”陈晓明觉得，一生把新诗放在心上的谢老师，配得上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