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现代性

“第二届中美诗学对话”发起人、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石江山首先抛出一系列问题：“新诗”是什么？“新诗”在中国是什么？在美国又是什么？“新”到底是什么？他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厘清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差异，探索现代诗意的发生机制。

石江山认为，以中国诗歌为例，古典诗歌通过整饬的格式、和谐的韵律来塑造诗歌形象，它所描述的是一个单纯、完整的农耕文明的世界。它的诗歌节奏是古老的二元结构，即“阴-阳”“生-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由此产生了“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这样的“对韵” 。它如同钟摆，在两点之间来回往复地晃动，构成了一个纯粹、完美的整体。

现代生活摧毁了它的完整性。现代生活的碎片化、欲望化催生了崭新的现代节奏。现代形象在古老的韵律中支离破碎，四言、五言、七言已包容不了它。它试图从简单的二元结构中挣脱出来，表达更复杂的经验，于是，自由体诗便应运而生了。它不再拘泥于格律，尽管仍要分行，但依据不再是音律、限定的字数，而是现代人“呼吸”的节奏。

也就是说，诗歌的现代性，是一种否定的、反叛的现代性，它的目的不是怀旧忆故，而是跟上当代人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诗发展逾百年，我们讨论它的“现代性” ，讨论“新”的特质有没有形成，是能够找到适当的标准的。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人臧棣回顾了自胡适以来，中国新诗的“现代性” 。在“五四”运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想象中，新诗被看做是“新旧之战”的武器，是事关国家命运、社会变革的一个文化事件。在具体的实践中，他们致力于重新认识汉语，激发汉语的活力，用一种新的语言与旧的传统决裂，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百年新诗的发展，的确是围绕这一目的展开的。但值得思考的是，新诗之“新” ，仅仅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新的文体吗？新诗发展到今天，对现代汉语的运用日趋成熟，对诗歌形式的探索也更深入，我们能够说，新诗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吗？事实上，在处理“现代性”这一主题时，我们的新诗仍然呈现出疲软的状态：当代诗人热衷思乡怀古，却不擅长描绘城市的日常生活；他们使用“新”的语言，却要么是在翻译诗歌里得到的灵感，要么是从古典诗歌里提取的资源，缺乏贴合个人气质的创造。也就是说，新诗文体的活力并没有被释放出来，新诗的可能性还远远没有穷尽，它需要诗人赋予它既属于当代的、又属于生命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臧棣认同胡适对于新诗的期望：要使用新的语言，塑造现代人新的人格。

自然写作与生命的细节

在“现代性”的主题之下，在诗歌创作实践之中，新诗之“新”如何得到具体的呈现？中美双方诗人聚焦“新”的问题，从创作诗学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体验。

首先，回到诗歌创作的源头，中国诗人王小妮指出，写诗本身就是一种求新冲动，是人对一切既有的、因循守旧的观念的挑战。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她不采取主动攻击的态度，而是选择“守株待兔” ，等诗句自己找上门。“在写作过程中，那些最先跳出来的词语和意象，是谁让它冲到了最前面，我也不知道，但既然它冲到了最前面，那么，就它吧。 ”也就是说，王小妮采取的是一种自然写作的方法。

百年新诗发展至今，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精致的设计感” 。当前，许多学院派诗人追求“知识分子写作” ，使读者只见“学者” ，而看不见个体的“诗人” ；还有一些诗歌为求新求变，试图以写小说的方式写诗，刻意在结尾制造诗意的“反转” ，比起真诚的表达，似乎抖机灵的成分更多。诚然，一首好诗从来不排斥完整的构思，但当前绝大部分新诗仅仅实现了结构上的完整，而不是诗歌形象上的完整。为了打破这种诗歌的“套路” ，自然写作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

此外，在诗歌创作的选材上，美国诗人劳拉·穆伦认为，文学和诗歌应该有一双“不断扩大的眼睛” ，将更多细微的东西纳入视野。劳拉举例，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玩转”古典诗歌，戏谑地将“春眠不觉晓”的下句改为“处处蚊子咬” ，听起来很不严肃，但却为新诗之“新”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诗歌的“蚊子”在哪里？更多时候，我们关注天空、海洋，鸟语、花香，但着实很少去观察更使我们烦恼的蚊子、跳蚤。

为此，劳拉提出一对概念，即诗歌中的“口水和上帝” 。在传统诗歌里，只有上帝具有价值，口水和蚊子、跳蚤一样，是丑陋、有害的，因而不能入诗。现代派诗歌正是针对这一点，要解放“蚊子”和“口水”的价值，复原我们生活的全貌，尤其是被我们隐蔽起来的生活和生命的细节。为此，劳拉还举了一个有关“时尚”的例子：一件传统的衬衫，它的商标势必要隐藏在内里，但一件现代的衬衫，完全可以将商标贴在衣服的外面。这正是新诗可以学习的“新”的方式。

跨越语言的诗意

正如石江山所言，在求“新”的道路上，中美诗歌都遇到了问题。为此，中国诗人向美国诗人寻找答案，开始读庞德，美国诗人也向中国诗人寻找答案，读起了李白和杜甫。百年间，中美诗歌相互影响、碰撞，为中美诗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以中国现代“九叶派”诗人杜运燮为例，简述了中国诗人受美国诗歌的影响。在处理战争等重大现实题材时，美国诗人奥登的作品给了杜运燮许多启发。首先，在创作视角上，写战争不一定要写“大英雄” ，可以聚焦到无名的小人物身上，摄取更真实、更有普遍意义的细节；其次，要具有广阔的生命意识，在名篇《滇缅公路》中，杜运燮以奥登式高空俯瞰的、飞行员的视角来打量世界，为作品注入了史诗的气魄；最后是诗歌的语调，杜运燮从英文中译来“轻松诗”的概念，并由此创造了中国的“轻松诗” ，以一种轻快、反讽的方式揭示战争背后巨大的罪恶，体现了悲悯的情怀。

总之，汲取外国诗歌的养分，对新诗“新”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中美诗人，都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即诗歌的翻译。为探讨诗与翻译诗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光明引用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名句：“诗是诗歌翻译中失掉的东西。 ”的确，作为最难翻译的文体，诗歌在两种语言之间捉摸不定。如果说，原文诗是一首“真正”的诗，那译文诗到底是它的影子、它的副本，还是“另一首诗” ？诗歌真的能跨越语言的藩篱吗？

纽约州立大学学者金咏梅对此作了回应。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诗歌和语言的关系上来。通常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东西，它是人类沟通和交流的工具；经过几千年的使用，我们对语言已经不再敏感，但事实上，语言创始之初，不仅仅承担着“工具”的职能，它更多地包含着人类描摹世界、探索未知的冲动。

诗歌的使命，就在于激活语言的生命力，让它刺激人类的感官，恢复人类对世界的好奇。所以，诗歌的语言不同于大众语言，虽然它仍然建立在社会语言的基础上，但它具有绝对的独创性、反叛性；与其说它使用语言，不如说它试图创造一种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母语”都不是诗歌的本质，真正的诗歌悬浮在语言的上空。因此，在涉及“诗与翻译诗”的问题时，我们不妨认为，诗歌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东西，它为克服语言的局限提供了可能。中美诗学对话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这种“跨越语言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