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档案
冯艺,198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曾任广西民族出版社总编、社长,广西作家协会主席。现任广西文联副巡视员、广西作协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钟山》《花城》《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出版著作有《朱红色的沉思》《云山朗月》《逝水流痕》《桂海苍茫》《边地无声》《瑶风鸣翠》《红土黑衣》《沿着河走》《冯艺诗选》和《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冯艺卷》;长篇人物传记《甘苦人生》等。散文集《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分别获第四、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作者简介
钟世华,广西合浦人,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创作二级,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等刊物,有作品入选《大诗歌》《2009年诗歌年选》等选本,著有《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诗集《冬天里的光》,主编有《广西诗歌地理》。
好的诗人只为内心的理想而写作
钟世华:上世纪70年代你就开始以诗歌“合唱”出道,1975年就发表了处女诗。在经历了“独唱和交响乐”之后,缘何又回归到诗歌“大合唱”?
冯 艺:所谓的以诗歌“出道”,我想是所有文学青年的必经之路吧。据我所知,大多数作家都是从诗歌起步的,年轻,激情飞扬,理想主义,诗是最好也是最直接的表达。也许那还称不上真正的诗歌,那只是青春的歌唱而已。同时,还因为那个时期中国的各种情感纷繁复杂,诗歌可能是表达或宣泄情感的最直接的方式。在喧嚣的背景下,回头想想,自己“出道”时的一些诗作不免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但我绝对肯定诗中的情感是真诚的。随着社会的变革,我从工厂考上了大学,有幸在大学期间得到系统的文学教育。大学毕业后,我从事文学工作,几十年过去,对世间事物和人的状态有诸多思考,自己用文学的其它形式也把这些感悟写成了一些文字。这些年来,是人生让我变得倔强并且沉默,当我从纠缠不清中摆脱出来时,发现自己还能被感动,并能回到感动之中。我在欣喜中倾听,等待体会温暖和自在带来新的气象。似乎自己的“诗性”仍在,自我感觉仍在,还有文字,比过去“出道”时更成熟了。因而,“诗心”之下,我还在行走,还在思考,还想用诗来表现现实生活深入另一个自我,即心灵的我。
钟世华:归来后,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冯 艺:诗歌不仅仅是青春的权利。一切情感都可以用诗的言语表达。它使我的心情变得更轻松。其实我一直都在读诗。读诗的好处显而易见。既可以蕴酿自己的诗心,陶冶自己的情怀,激发自己的想象,还可以让自己训练自己的语感。然后,我就想挖掘内心的隐秘瞬间的感悟与幽微,并坚信诗歌语言的力量,能够穿透岁月里的磨难,让我内心更加丰沛而富有勇气。
钟世华:一些诗人回归后大张旗鼓地张扬,而你只是沉潜低调地写诗,这种姿态很难得。为什么说“心情变得更轻松”?
冯 艺:对于诗,我无从说起,只敬慕那些在沉默中写作并保持纯静心灵的人。我觉得,任何写作都应该是个人行为,尤其诗歌更具个人性。诗人外表应该是沉静,内心激荡的,以心不断地发现和创造美,对仁爱道义的歌吟,没有必要哗众取宠,鼓噪欲望。诗歌是最贴近心灵的吟唱,是最具个人心性气质的表达。我也仔细地观察过,好的诗人只为内心的理想而写作,只有通过自己的作品去书写自己。我在想,低调地写作,需要的恰恰不是愤世嫉俗硬装风骨,而是一份随意与真实的心态,假如其中有情致有风骨,当然是好的。
“诗歌的本质一定和生命的愉悦联系在一起的”
钟世华:现在回过头来看,早年工人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和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冯 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程。我当了几年工人,尤其当过锅炉工,整天汗流夹背,灰头黑脸的。这种经历使我知道什么叫底层,什么叫生活,什么叫平常心,它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及其困难。几十年过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想起这段当工人的经历,我都会心一笑。想想我还有许多患难的工友,他们都下了岗,生活依然拮据。他们质朴,勤劳,无权无势,但仍乐观面对,所有这一切让我对人生有更多的感恩,也让我的笔下有着一种不一样的情怀。
钟世华:为什么说是“不一样的情怀”?
冯 艺: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情怀大的是指人文情怀,这是共性的;而我在这里所说的不一样,是个人性的,比如我少小走西口、青年工人经历、老大上大学等等经历,必然使我有对世事不一样的个人的体验,个人的爱憎,个人的体温,这不一样应该也体现在我的作品。
钟世华:也就是你从80年代关于青春和理想的抒写,转向现在注重挖掘生活深处的东西及自己的人生体验?
冯 艺:对,随着自己的不断成长,语境变了,心境也变了。回过头来,思考自己人生走过的足迹,路过的风景,或美丽或悲凉,总有许多让我回想思量。这份生活的意义这点滴精神、卑微的人生和幽微的人性,值得我不断地挖掘和发现,沉静地捕捉不再如年轻时随意挥洒,也许就是你所说的转向吧。
钟世华:其实读你的诗,无论是怎样的悲苦,都能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
冯 艺:对新诗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优秀诗人的诗歌,都起到精神救赎的功能。他们视诗歌为生命,诗歌就是离热爱诗歌的人心里最近的教堂,而不是便宜的文化消费。其实,我在写诗中,让我感触深切的是人性和爱的力量。对诗歌写作而言,诗歌的本质一定和生命的愉悦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诗歌写作在本质上必然体现为一种强烈的快乐,语言上的快感,心智上的欢乐,想象力上的愉悦。这不是说,诗人没有悲催,或是对人生的苦楚缺乏敏感;而是说,只要进入到写作中,进入到文学的世界,悲催基本上都会转化为一种创造力的快乐,哪怕抒写自己情感的块垒,都会给人感受到精神抚慰。
钟世华:谈谈你最新出版的诗集《冯艺诗选》?
冯 艺:新诗集主要收录了近几年来的诗作,也收录了八九十年代的部分诗歌。近几年,有机会不用为人作嫁衣,不为行政工作所累,我有整整七年时间,太舒服了。想想真的感谢,要是我一直耗在杯水之争里,真的就把我毁了。我有很多时间自由行走,让诗心回归。随之而来的叙述因素加入,使我的写作获得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和语言快乐,迎来我又一个写诗的快乐期,至于高峰期之类大词,不敢用。
改革开放给创作带来活力
钟世华:也就是说自由行走也成为了一种姿态,让您获得了身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从而促进了你的写作?
冯 艺:对,这种自由对一个作家来说太珍贵了,它使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思绪任意地飞翔,对人生与人性,生存与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并能用诗歌的形式去表现。真的感谢生活!实在开心呵!
钟世华:这种更深的认识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是吗?
冯 艺:我把写作作为自己的快乐。因此,我把自己的情感和心血放到诗歌之上。而在诗歌面前一律平等,诗歌没有年龄歧视,我的心灵是自由飞翔的,认识世界就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
钟世华:国内外不少地方好像你都行走过了,现在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写诗的冲动?
冯 艺:生活即诗,诗即生活。我要让生活丰富,作品鲜活,就愿意到陌生地方去。所谓生活在别处,看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生,尤其看到处处自由享受生活的人,才发现那便是诗意,而我们常常忽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引起我的兴趣,让我动情,让我遐想,让我思考,我就写诗。吟我云淡风轻,唱我苍海桑田,在我的语言中呈现那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我愿意在这种背景下过一种经过审视的生活,它使我变得更加澄明,使生活变得更加纯粹。
钟世华:较之八九十年代,你最近几年的诗歌在风格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冯 艺:好像更开阔一些了吧!入诗的方法好像丰富些了。也许与年龄、与生活历练有关。年龄使你改变,犹如河流在河水的冲刷下会将河面变得更加开阔。早期年轻,满怀激情与理想主义,笔下满纸纯净与抒情。如今,平实多了些,所见所思多了些洞明与沉思,对人性的幽微多了些捕捉和表现。当然,对生活也多了些宽容和达观,我不介意别人对自己的作品如何评论,高兴就好。
钟世华:有评论家指出“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个观点你认同吗?
冯 艺:1980年开始的那个80年代,似乎正逐渐成为一个符号。80年代是伟大的,因为它是开拓的时代,创新的时代,因此也是勇敢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说,它代表思想解放、理想主义、启蒙振兴等种种令人怀念和向往的东西。我认为,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复兴时代,当然包括了诗歌,人们刚刚摆脱了思想的束缚。比如人道主义精神的倡导,以及自然人性理念的催生,诗人们力图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道德伦理,用以反叛违忤人性、无视自由、压迫与戕害人民群众的封建思想,改良诗歌伦理、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诉求,这些观念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形成,改革开放确实给诗人们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活力,而且诗歌也独领了那个时代的风流,真是黄金时代。
钟世华:80年代广西的诗歌创作情况如何?80年代你参与策划出版的《含羞草》丛书轰动一时,丛书收录了广西80年代最有影响的12位青年诗人的处女作。你们是在什么情形下想到要策划出版这一套丛书的?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
冯 艺:我80年代初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回到广西民族出版社工作。在文艺编辑室做编辑时,我就十分注意广西本土的文学创作。那时候,广西文学界也和全国一样,春潮涌动,诗歌创作十分活跃,诗在旺盛地生长。韦其麟、莎红、包玉堂、黄青、黄河清、黄勇刹、柯炽、张化声、农冠品、韦革新、何津、孙南雄等一批诗人正值中年,又推出了他们的新作,而青年诗人除追女朋友各自为政之外,他们谈诗,写诗,迅速成长。许多大学里都有诗社,如广西师大就有《芦笛》诗社,大学生写诗很活跃。只要你留心,仍然能读到许多好诗。张丽萍80年代初就在《诗刊》上发表诗歌,杨克、黄堃、邱灼明、黄琼柳,后来写诗的林白(原来叫林白薇)等在诗歌写作方面十分活跃。那时我和莫非先生一起策划,专门为这批势头正劲的广西青年诗人出了一套“广西青年诗丛——含羞草”, 诗丛收录了杨克的《太阳鸟》、黄琼柳的《望月》、黄堃的《远方》、张丽萍的《南方,女人们》、林白薇的《三月真年轻》、李逊的《黑土地印象》、李甜芬的《“四叶”草》、孙如容的《海的变奏曲》、孙步康的《苦楝树》、梁柯林的《藤的恋歌》、何德新的《秋之素描》、刘桂阳的《爱之歌》共12本诗集,应该说,丛书整体展示了80年代广西青年诗人的风貌,并且在广西文坛独树一帜,影响重大。
“百越境界”的提出是广西文学界的突破
钟世华:80年代广西有影响的诗歌活动主要有哪些?
冯 艺:就80年代而言,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都是最有影响的活动,被称为“南宁诗会”,它对于后来中国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当然也推动了广西的诗歌创作。到了80年代中期,特别是韩少功等人的“寻根文学”新观念的产生和影响,让广西诗歌界受到较大的思维冲击,并有后来的所谓“百越境界”的创作主张。黄堃的《南方的根》、杨克的《红河图腾》就是那时产生的诗作。
钟世华:对于“百越境界”你如何评价?当时你参与到其中吗?
冯 艺:我以为在当时“百越境界”的提出,是广西文学界在观念上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一种共同的审美趋向,是文学的自觉。这一观念在当时虽然没有立即产生较大的创作成效,但它能引起作家们的热烈讨论,激活了广西文学界的思维,调动起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诗人的参与生活,走向乡土,调动创新的激情,为90年代广西青年作家走出广西,走向全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铺垫作用,做了创作观念上的某种必要的准备。同时,它也算中国当代“寻根文学”的支流。我当时在出版社,编辑工作十分繁忙的,在这些讨论中,我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信息收集者,更是一个学习者、实践者。
钟世华:朦胧诗潮来的时候,主要是在青年诗人中的反响大,是吗?
冯 艺:朦胧诗潮对青年诗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80年代以来的诗歌从那时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特征,年轻人思想活跃,敢于质疑现实,接受新思潮,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及敏感性都会比老人们强,所以,当朦胧诗出现后,许多青年诗人都在纷纷加入了朦胧诗写作的行列。
钟世华: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朦胧诗潮给您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冯 艺:其实,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很多,但对我而言。朦胧诗潮的出现的确为我的诗歌写作带来新的观念,它使我更注重在诗歌中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种表现需要更加隐喻,并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思,使诗歌文本处于表现自已与隐藏自已之间,并带来新的观念。比如意象、隐喻、暗示、通感之类,这些我过去忽略的东西,也一改了过去那种大白话的抒情方式。
“民族历史文化对我影响极大”
钟世华:诗和散文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冯 艺:我以为,散文诗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的某些特征,但它本质上仍属于诗,它有诗的情绪和意象,给读者美和想象;在内容上,散文诗保留了富于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在形式上散文诗有散文的外观,而没有诗歌的严格分行和押韵,但却有内在的音韵美和节奏感。
钟世华:无论你是写诗,写散文诗,还是后来写散文,其实三者之间还是有很多想通之处的,是吗?
冯 艺:是的,这三者相生相应,它们都属于抒发自我情感、传递美感的文体,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文体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钟世华:刚你也提到过广西是民族地区,那你觉得广西作为一个民族地区有哪些独特的诗歌资源?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凸显少数民族的优势与位置?
冯 艺:诗人必须热爱故乡和拥抱土地。民族历史文化对我的影响极大。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在百越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原及中原文化始终与之发生着密切的甚至是血脉相连的关系,这里面就有了许许多多的诗歌资源,并十分厚重与沧桑。一个诗人的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地域,这个地域是客观存在,但一个诗人一般只能从一个观点来观察它们,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形式的,心理的,皆为不同之视点,皆可以窥视到诗人或作品之一角,却无法把握全部。如果没有宽广的视野,如果生活经验肤浅,又缺乏丰富的思想资源,是写不好诗歌的。少数民族诗人在这片土地上能沉下去,就能写出很好的,与汉族诗人不一样的诗作。我觉得这一点,云南的少数民族诗人做得比我们好。
钟世华:其实无论是之前散文诗集《朱红色的沉思》、散文集《桂海苍茫》,还是2014年获得广西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项目扶持的诗集《相遇》,尽管现在诗集还没有最终出版,但从题目来看,我猜想着这三本书存在的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循着广西的人文,挖掘着广西地理深处的历史”;二都是你不同时期的力作,前两本书分别获第四、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现在这本诗集又获得了重点文学项目扶持。不知道我这样的猜想对不对?
冯 艺:对。广西的历史文化影响着我的心灵的感受力,这本诗集是与我相遇的广西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其中出现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均有现实的关怀,这些对我影响很大。我曾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经历的那些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的细节,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我要说出它们不同的神秘与美丽。我去过的某一个地方,当时我就会知道,它将注定变成我挥之不去的回忆之诗。我希望自己的诗歌越写越好,希望与一切与我相遇的人事万物结缘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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