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通外语，更不懂外国诗歌翻译，但反思百年新诗，翻译诗歌这一块，是绕不开去的重要话题——那样的一片“深蓝”，与汉语诗歌原本的“金黄”，邂逅、交集、反应、融合，方构成百年汉语新诗绿意葱茏之广原——由此“诗意运思”，便冒出一个“蓝色反应与另一种汉诗”的论文思路，且在汉语的“编程”意识里，直悟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可不通外语也不懂翻译的自己，又实在无法去展开这一论题，便想到或可提供给这一行的专家学者做个参考，自己能做的，只是在论文的外围，谈些有关这一命题的想法而已。

蓝色反应之一：从一首翻译诗说起

　　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诗歌爱好者，大概不必做详细的数理统计，也可以推算得到，大体来说，都是先爱好汉语古典诗歌，然后或早或迟，转而爱好外国翻译诗歌的。

　　其实何止是爱好，至少在笔者个人这里，这爱好很快便转化为依靠，并“升华”为一种理想抑或归宿般的存在。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在青春岁月中遭遇的荒寒和苦难，是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生成并带给我们的，我们无法再在古典汉语语境中生成的汉语古典诗歌里，找到可对应的思想释解和精神慰藉。而一旦转过身去，进入外国翻译诗歌的“话语场域”里，马上有一种无名的亲近与共鸣，有如弃儿幸遇养父，更有如暗夜的漂泊者，一时得以幸遇，落脚于异样而又亲切的“他乡”之客栈。

　　还是具体从一首汉译普希金的诗《我多么羡慕你》说起吧——

    我多么羡慕你，大海的勇敢的舟子，

    你在帆影下、在风涛里，直到年老。

    已经花白了头，或许，你早已想到

    平静的海湾，享受一刻安恬的慰藉，

    然而，那诱人的波涛又在把你喊叫……

    伸过手来吧——我们有同样的渴望。

    让我们一起，离开这颓旧的欧罗巴的海岸，

    去漫游于遥远的天空、遥远的地方。

    我早已在地面住厌了，渴求另一种自然

    让我跨进你的领域吧——自由的海洋！

　　四十多年前读到的这首诗，至今可以像年少时背下来的唐诗宋词一样，随时随口而出随手写来，连此刻电脑上撰写此文，也是直接凭记忆打出，可见印象之深刻。只是一时想不起翻译家的大名了。

　　还得从头说起。

　　1971年春天，二十岁的我终于告别“知青”生活，招工到陕西汉中地区钢铁厂当高炉炼铁工，成了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员。没高兴几天就发现，实在只是由“水深”转为“火热”：不到九十斤重的小身板，要干重体力活，长期神经衰弱，却要上早中晚三班倒的班，工友和家里父母都担心我熬不下去。其实吃苦再多都能扛住，下乡三年的“知青”生活，多少比这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毕竟青春年少，血气方刚。但关键是精神苦闷无从释解，时值“文革”后期，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都一片渺茫，更看不到情感的归宿在哪里。再就是没书看。手中私下保存的两本书，一本《古代散文选》，一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都读过好几遍了，还抄写了不少，并试着写了一些旧体诗词，算是最早的诗歌写作练习。但毕竟是现代汉语造就下的青年人，老读古书写旧体诗，总觉着，还是与当下的生命体验和生存体验隔了一层。

记得是1973年初春，在一位知青工友那里，看到一本破旧不堪的《普希金抒情诗集》，连封面都没有，说半天好话，答应借我看三天，因他也是借外厂朋友的。拿回宿舍细读之下，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的那种感觉，兴奋得像终于见着了梦中情人一样。

　　匆匆一遍翻完，看还有时间，便找了一个本子狂抄起来：《致大海》、《致恰尔达耶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给娜塔莎》、《致凯恩》、《我多么羡慕你》……三天后还了书，整个人却久久沉浸在普希金的诗歌中，被淹没，又被高举——这位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一切开端的开端”的普希金，在一个苦闷于暗夜中的中国青年心里，真的成了精神之父和灵魂的太阳，并成为我日后诗性生命历程的“一切开端的开端”。

　　自从有了那半本子手抄的普希金的诗，此后的钢厂单身生活中，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孤寒了，心中像揣着一团野火似的，燃烧着初生的诗性生命意识。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揪心的事，或情绪低落时，便独自跑到离工厂不远的一条小河边，大声背诵普希金的诗，过后心情就好许多。有时也会更伤感，如背诵到上面那首《我多么羡慕你》一诗的最后几行，常常会泪流满面，不过过后却又有一种被洗礼后的坚强和自信，复生于困顿的岁月年华。

　　普希金之后，接下来，是莱蒙托夫，是涅克拉索夫，是泰戈尔，是海涅，是聂鲁达，是惠特曼……是“文革”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八十年代之新潮澎湃中，接踵而来的外国大诗人嘹亮的名字和他们的经典作品——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从一种温暖到全身心的燃烧——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后来的现代汉语诗人，整个精神生命的成长与上升，乃至整个肉体生命的安顿与舒张，决然而然，是久久依靠翻译诗歌的存在而存在的。不可想象，若果没有这样的“驿站”的存在，没有这样的“精神之父”和“灵魂的太阳”的存在，我和我的“族类”们，将如何渡过那些深寒之境，又如何开端于我们诗性生命历程的开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荒寒岁月，无依无靠的精神漂泊中，反认他乡做故乡，我，以及无数现代汉语诗人们，认领了一位一旦认领就再也难以割舍的“养父”。

　　这位“养父”甚至还兼有“教父”的“职能”，从而在精神和思想的双重意义上，拯救了我们。于此同时，也抛给我们一笔必须接受的“遗产”：以现代汉语翻译的外国诗歌，不但直接“定义”了汉语新诗的基本“位格”，同时还将自身演化为一直存在于新诗发展中的“另一种汉诗”——因而，作为百年中国新诗发展之主流走向所生成的各种文本，大体而言，就只能是“另一种汉诗”的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的“子文本”。

　　问题由此而生：被拯救而新生之后的现代汉语诗人，之人本与文本，如何重新确认自我拯救之途，并重新找回我们的“生父”？

蓝色反应之二：从两句及一首汉语诗说起

　　上述“蓝色反应之一”二十余年后，1994年的深秋，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访学中，读到青年女诗人沙光自印诗集中的两句诗 ——

    在这块土地上

    我找不到自己的家

    祖国啊，我要为你生一个父亲！

　　沙光这两句诗来自哪一首原作，以及原意所指为何，如今已经记忆模糊，但当时的震撼、以及过后久久共鸣回荡的情状，却一直念念耿耿在心。如今重新溯解此种情结，一下子就联想到，当我，以及可能的同道们终于觉悟到，要返身寻找我们的“汉语生父”的时候，我们找到的将会是怎样的结局？

　　沙光的诗提醒了我：恐怕不是找回，而是要重新“生一个父亲”！

　　再二十余年后，步入生命黄昏之境的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

    父爱的手

    千年虚著

    千年的纠结啊——

    非易

    是难

    子不是子

    父不是父

    佛陀不是佛陀

    ……夏日，在麦积山

    一滴泪，一滴

    非儒非释非道非基督的

    泪，从汉语的眼角滴落！

　　这首题为《佛子》的诗，源自2016年初夏，在甘肃麦积山，参观一组石窟雕塑时所得。雕像寄寓的“本事”，是说释迦摩尼出家为佛祖后，一次讲经说法途中，远远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来朝圣，儿子也远远认出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佛祖由不得上前伸出手来，想亲近抚摸儿子，但伸出去的手终于还是停在了儿子的头顶上方，不能落下。那个在心里眼里认出自己父亲的儿子，也终于隐忍地蹙眉颔首、眼含泪花不敢相认……

　　—— 经典的艺术，经典的隐喻，加之年轻的讲解员动情的解说，渡过深寒之境而早已不再轻易伤感的我，由不得“独怆然而涕下”。

　　是啊，我们从哪里以及如何，才能重新认领我们的“汉语生父”？！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我养我疼我护我的绵绵母爱，但父爱的手，总是“千年虚著” 。我们由此逃不出我们的奴性；我们由此说不出我们的苦难；我们由此以“养父”的精神为我们的精神底背；我们由此以“教父”的思想为我们思想的源泉 —— 两厢“半生不熟”，两厢纠结彷徨，到了，我们只能借移植于“养父”的精神、“养父”的思想、以及“养父”的语感语态语式，来喊出那句“时代的最强音”：祖国啊，我要为你生一个父亲！

何为“另一种汉诗”？

　　回到诗歌上来说话。

　　百年之新之现代化，汉语诗人成了古典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种汉语的“准继承人”，也由此有了两种走向的汉语诗歌，一曰“旧体诗”，一曰“新诗”。旧体诗写作者直接从“汉语生父”那里继承传统皮毛而亦步亦趋，大都成为其描红与仿写者。新诗写作者则主要依赖于“养父”的“调教”不断求新求变，而耽溺于创新性模仿或模仿性创新。诚然，两种诗歌写作者，都总想走出这种尴尬处境，但又总是难以独自“成家”以及“立业”。

　　这里只说新诗一路。

　　新诗百年，其实无须时时提醒或强调，大家都明白，是个由“养父”教养大的“宁馨儿”；没有外国翻译诗歌的“洋奶粉”强筋壮骨，这个“宁馨儿”可能早已夭折。且，汉语中国，从来就讲“养恩”重于“生恩”，这个“谱”，是早晚不可疏忘的。

　　但问题是，即或如我等不懂翻译的诗爱者，也多少明白两个常识：其一，所有的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最后最终见出高低的，不是你外语的水准如何，而是你母语的水准如何？从结果来说，翻译既有可能减弱母语原本的感知与表意功能，也有可能增加母语的感知与表意功能，关键在于，你若根本不解或弱于母语的精粹所在，又何来经由翻译而为母语增华加富？

　　其二，外国诗歌的翻译，至少就这一百年而言，很难用古典汉语去“操作”，译了也不受“待见”，而只能用现代汉语来译。这其中的内在逻辑，在于现代汉语是我们引进西方的现代文法、语法、句法改造后的汉语，只有这种“现代化”了的汉语，才能与外国诗歌有一定的语感亲和性，作为翻译，也就会有更多些的还原性。

　　而问题又来了——其一，你操持的母语原来并不完全是“你”原本的母语；其二，你翻译的外国诗原来也不完全是“他”原本的外国诗。

　　反过来的逻辑推理即是：只要我们还在完全信任和依赖现代汉语的“编程”，

　　我们就走不出听由“养父”主导的阴影。亦即，我们的新诗写作，极而言之，大体只能是翻译诗歌之“另一种汉诗”的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的“子文本”，而很难完全真确地写出汉语诗性的“你自己”。

　　同理，至此境地，我们也无法再完全返回古典汉语的“编程”中去 ——那样的“生父”，早已成为一种过往并不免隔膜的记忆，而非当下的真切存在，乃至要重新了解他，还得像翻译外国诗歌一样去翻译他。而那些在今天依然乐于描红与仿写的旧体诗写作者，也只是起到了一个反证的作用：此路也非生路。

　　最终的尴尬在于：两个“父亲”都在场，却又不知如何来两厢认领？

　　尽管，经由百年来的急剧现代化，来自外国的“养父”教会了我们熟练操持起另一套汉语，并在不断增殖衍生的“与时俱进”中，丰富活跃其感知与表意功能，但这个“现代汉语”的“编程”之“基本因子”，说到底还是汉字 ——这就麻烦大了！因为这个“汉字”实在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因子”，你只要还用它做话语“编程”，就迟早会陷入它“成字”之初，对世界的感知和表意的特殊“魔法”里去，陷入它那种“惚兮恍兮其中有道”的感知与表意之“魅惑”中去 ——尤其是有关文学及艺术的感知与表意。

　　由此，我们现在才反向度理解到，“五四”那一代学人，何以连鲁迅在内，都极端到要主张废除汉字？因为这个我们生来遭遇的“语言生父”，实在是太“基因”、太“自主”、也太“顽固”了！任你怎么折腾，怎样“与时俱进”、“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等等，只要你还使用汉字来“编程”，你最终都得重新认回你的生父之所在——尽管，这个生父的父爱，如我那首《佛子》诗中所痛感到的，几千年来，都不是那么令人亲近，甚至薄情寡义而近乎“虚著”！

　　到了的我们，至少是作为汉语诗人的我们，都会纠结于此：热爱汉语是一种痛苦，不热爱汉语，更是双重的痛苦！

　　这个悖论，可谓百年中国，包括诗歌在内，一切文学艺术乃至文化问题的根本悖论。这一根本问题想明白了，其他一切都好说。

　　具体到新诗来说，最终，我们还是得找到源自汉字“编程”，和由此汉字“编程”所生成的现代中人自身处境的思想之痛苦与精神之彷徨的感知与表意方式，而这样的感知与表意方式，又如何能总是以外国翻译诗歌的“编程”来左右，以至于两厢纠结而至两厢不明？

至此，结论似乎只有一个：我们必须为自己重新“生一个父亲”？！

尾 语

　　汉语是汉语诗人存在的前提；

　　汉语是汉语诗人存在的意义。

　　百年革故鼎新，仅就文学艺术而言，世界已然成为我们挥之不去且深度作用于我们的一部分，或许还是主要的部分，而我们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却并没有能够成为世界挥之不去且深度作用于世界的一部分。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器物层面已基本上失去了汉语中国的存在，如果在语言层面再“本根剥丧”（鲁迅语），那可真是连“彷徨”也“无地”的了。

　　故，在“后现代汉语”语境下，作为代替着“宗教作用”（林语堂语）的汉语诗歌，重提“汉语诗性”、“汉语气质”，以及由此引申的汉语新诗的诸“形式问题”，不但必要，而且正当其时——

　　汉译英（以及其他拉丁语系的外国诗歌），丢失的可能是声音和语境的那些部分；

　　英（以及其他拉丁语系的）译汉，丢掉的，则必然是由神秘而伟大的汉字编码，所生成的“文”亦即文心、文脉、文字、文采的那些部分。而这一部分的丢失，实际上，几乎等于全部的丢失。

　　那么，由现代之“英”以及其他拉丁语系改造后的“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诗”，到底丢失了什么呢？

　　——或许，这是“重新生一个父亲”的可能有效的思路之入口。

2017年8月22日改定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来源：原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