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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山：诗歌场域也是带有一种天然的辩证法，重新开始写诗的人和已经离开诗歌现场的人，我们暂定命名为“归来者”与“失踪者” 。在我们写诗的一生中，诗歌生命有的时候是潺潺小溪，有的时候是大河汹涌，这与我们自身的性格特点、阅读经验、写作定力和生活经历等因素息息相关。年轻的时候我们提倡“自由的写作精神”，大胆的和缪斯对话；后来，随着里尔克所谓的“诗歌的经验”的增加，我们反而变得小心翼翼了，每个夜晚都被几个词语折磨得东倒西歪，开始领悟了“写作的精神担当”。写作，即是一种修行，是一种生命的悟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被歧路误导，或者是外力所致，主动或者被动离开了诗歌现场。当然，我们也不断的迎来了一批“归来者”，他们某一天悄无声息的落下几个字，纸上的风波又起，诗歌写作又翻开新的一页。写诗是因缘，无怨无悔去留无意才好。

正如青年诗人宋夜雨所说，既然是主题讨论，那么很有必要首先对主题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界定和说明。无论“失踪”抑或“归来”实际上首先都涉及一种位置感，即是以“当下的中国诗歌现场”为参照的，这样一来，“失踪”和“归来”必然既包含着地理层面的横向位移，也关联着历史层面的纵向舒展。其次，“失踪”“归来”在一些情况下往往是“二而一”的，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失踪”又何来“归来”呢？当然，无论是何种层面的变动所造成的写作的“中断”以及“接续”，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变动背后的复杂性。从整个新诗史的角度看，“失踪”与“归来”于现在并不具有多少话语新鲜感，换言之，这是有历史谱系的。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穆旦、艾青、牛汉，其中丰富的政治内涵自不待言，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扮演了“失踪”—“归来”的转化机制？似乎有的“失踪”和“归来”已经不完全是诗歌范畴的，它甚至包括了社会学等等原因。

1、说出你所了解的当下诗歌现场的“归来者”与“失踪者”。

李郁葱：所谓“归来者”与“失踪者”，顾名思义，归来是指有较长时间不写诗现在重新开始的写作者，而失踪者是指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主动或被动从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这两者的人数其实都不少，据我了解，多数归来者是出于生活上的原因，或者是兴趣的转移而离开诗歌，但最终，诗歌还是如启示录一般找回了他们。失踪者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有些放弃写作的，其本身依然是文学爱好者，只是他们内心的那种平静程度使他们不再选择写作。无论归来还是失踪，说到底都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归来的人越多，越能说明文字所具有的魅力。

吴小虫：2009年，我从陕西回到山西，意欲回到出生地陪伴生病的母亲。谁知在太原停留，一呆就是四年。在这四年中，我认识了山西大部分优秀的诗人，对山西诗歌的了解也很深。如果用“归来与失踪”这个概念，山西的一批60后正是如此。诗人李杜在《坚守和回归：山西60后诗人小像》中分析了这一原因：“我们说“沉寂”，是说由于一些客观的或主观的原因，不少诗人（尤其是归来的诗人）来而复去，或改弦易辙，或解甲归隐：山西诗人的庞大阵容渐显萎缩。”

“新千年之后，伴随“博客”的兴起，一些搁笔多年的60后诗人借肋这一新生的媒介，完成了对于诗歌的回归，并迎来自己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一些笔耕不辍的诗人则借助这一平台，佳作迭出，拥有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力——在这些诗人中，雷霆、赵树义、宋耀珍、姚江平、温建生、吴炯等大都属于前者，而唐晋、金汝平、宋连斌（石头）、赵泽汀、赵少琳、陈小素等则属于后者。”

我所了解的，唐晋、金汝平、石头是这批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一个丰富博大，一个锐意前行，一个潜沉于心，他们的文本，为山西诗歌带来了不一样的精神和风骨。

前两年，石头发心从太原步行到长治，足足走了7天，然后写下了《走，去活埋——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长诗。个人以为，此作是对当下诗歌写作的一次有益矫正。

宋夜雨：我认为，生活层面的变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一点，没有生存就没有诗歌，通俗点说，解决不了饭食问题的人同样解决不了诗歌问题，诗歌的拯救并不是人人平等的。

李俊杰：所谓诗坛的归来者和失踪者，是相对于二十世纪波诡云谲的文化与政治生态而言的，他们大多因某些或文化或政治的因素，悄然消失，又在某些叙述中被重新开掘。其中比较重要的可能是陈方竞先生强调的《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梅睫先生的《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相继开掘了废名、许君远、喻血轮、梅光迪、沈启无、朱英诞等诗人。二十世纪下半叶由于诸多复杂的历史因素，又使许多诗人沉寂。“讲话”时代及1949以后，新老诗人相继失语，如穆旦、林昭、胡风、曾卓、牛汉等。他们在新时期以后重新被勘察、打捞、阅读和研究，尤其是1981年七月派和九叶诗派的诗集相继出版，宣告了归来者的诗歌。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归来”与“失踪”更大的因由不仅是指向诗学发展本身的。其背后的复杂性因素相互交织缠绕，值得仔细辨别。

2.对于“失踪”—“归来”的诗人，以何种写作形式重新进入“诗歌场”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就是写作的有效性问题。除了写作自身的问题，是否也涉及到制度化的因素，比如发表、曝光、诗歌节、诗歌评奖等等？

李郁葱：我觉得，如果一个诗人内心没有对写作强烈的渴望，他既然离开了，是不会轻易回来的，至于发表、曝光、诗歌节、诗歌评奖等都是题外之意。

吴小虫：写作的有效性，从来不需要考虑以何种形式进入。写作，意味着呈现。有效与否，说的是技巧、接受程度、传播率和时间等。我也可以选择只写作，然后无效的呈现。这就是我目前的写作观。当然制度是个问题，这或许会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是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的。

宋夜雨：可以说，“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瓦莱里提出过“纯诗”主张，以求写作的超越，而及物的缺失让诗歌很难落实，语词的及物性对诗歌来说相当重要，而这也是诗歌的根本性制度。而发表、诗歌节，当然也是制度，诗歌离不开生产流通环节，写作仅仅是诗歌生产的一小部分。我们常说“诗歌现场”，有“场”就有流通，流通就是生产。制度对诗歌史必须的，但要警惕诗歌的“制度化”，那意味着排斥、压抑，那恰恰是诗歌精神的背面，写作主要在于“物”、“我”之间的流动和自由。

李俊杰：对于或“失踪”或“归来”的诗人，如何重新被划入诗歌生产与消费的环节，充当诗歌阅读质料或诗学知识材料，也就是你所谓的进入“诗歌场”，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诗歌的重新估价，一般有三重标准，一是诗歌水准。这一点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因为本来诗学的主张就五花八门，诗歌也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拿今天来说，你写意象诗可以写成大师，你写口语诗也可以写成大师，诗歌标准飘忽。只要符合大家起码的诗学认知，都可以看作是合乎标准的。二是历史价值。这一点相对有据可依，因为我们对中外诗歌历史的问题，是有相对明确的认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阅读的诗歌在什么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乃至世界诗歌的方向，是可以被明确研究的。第三是文化价值。也就是在现阶段的文化生活中，我们评价的诗歌有无现实性的意义。这里的现实性意义，不是指创造多大的社会经济价值，而是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何种启迪。在这个角度来说，或“失踪”或“归来”的诗人，也应该经得起这样的评判 。

3.一些诗人之所以中断写作，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在于生活所迫，那么，这里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话题，可以称之为“日常的政治”，也就是日常与诗歌的关系问题？二者的“争斗”，相互利用，能否有效互动？

李郁葱：属于个人处理上的问题，并没有对错是非，这考验得更多的是一个人生活的智慧。日常终究会在诗歌中激起涟漪，它并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阴影，它会成就诗。把诗单纯的想象成空中楼阁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也并不存在，我们可以从一些大师的作品中听到那些生活那些持久的回声。

吴小虫：日常与诗歌，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探讨。比如在古代，他们的关系是一体的，而在现代，这是种明显的割裂。我们的日常，早已在一种重视物质忽视精神的价值观中“政治化”了，甚至被扭曲。诗歌写作，当下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平衡这个，坚守精神的旗帜和底线，唤醒内心对世界的感知。

宋夜雨：说到诗歌“日常的政治”，我认为臧棣是一个重要的路径。“诗歌”与“日常”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认为，在这一层面上，诗歌与小说是互通的，小说的“日常”构造类似于一种排列组合，也就是说如何利用小说的节奏、空间把“日常”的微观参量布设在合理的位置，神奇的是，静态、“死”的“日常”会获得一种整体性，而这种整体性就在于“位置”，在于参量与参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类似于骨头之间的筋络，从这个角度看，小说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张力。诗歌同样如此，我认为，“缠绕”是形容“诗歌”与“日常”之间最恰切的方式。

李俊杰：一个人的一生关注的事情很多。爱恨情仇、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日常生活多姿多彩。写诗在这之中占据多大的比例，各有各的择取。我个人并不太在意一个人是不是写诗。拿穆旦来说，共和国时期，他不断被剥夺各种权利，尤其是写诗、发表诗的权利。他还是写。他女儿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个诗人，在他离世后，在他的书里陆陆续续找到很多写诗的小纸片，才知道他父亲是个伟大的诗人。从政者角度来说，日常与诗歌往往是紧张的关系。为了保持日常之“常”，诸多诗人不得不与诗告别。这里的日常有时候指的是政治，有时候指的是世俗生活，有的时候值得是精神困境。这里是否有互动，我看还需要考察诗人的诗，能在日常中起到什么作用，有的人性格倔强，生活之中所有的事务都相互抵牾。有的人性格圆融，一切事物都会相互滋润。这里除了诗，更重要的是人生态度。

4.写作的“中断”多少会影响到诗歌技艺的保持，据我所知，中断十年写作的70后诗人梁雪波“归来”之后风格更加成熟，这实际上指向诗人的成长问题，“归来”之后，诗艺如何重获、精进？

李郁葱：这是一个错觉。如果我们深入去了解“归来者”，很难说他们彻底离开过诗，诗人的成长一定是出于他隐秘的那部分，他不会掀开来请人参观的，实际上，也不可能掀开，这是个人的纬度和经度上的重合。对于诗艺的获得和精进，个人觉得人生经验的把握和对世事的见地真正影响着诗，这是个人地理学的问题，也是天赋的一种。

吴小虫：诗歌确实需要不断进入，这样才能保持自身的柔韧。这里的柔韧，可以等同我们所说的技艺。但一个好的诗人，终究是靠心性成就的，成就自己，同时也成就他人。比如水，这是最好的诗，也是最好的诗人，还是最好的技艺，更是最好的万物。

李俊杰：重新回归写作，或更成熟、或更平庸，都不是因为“回归与否”、“诗学几何”，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整体性的精神素质的发展方向。有诗人建国前很不错，历经二十世纪的苦难，回归后却很平庸。梁雪波归来之后，诗学主张中积淀了更多的思想性因素，将历史性和思想性熔铸进诗歌，本质上来说不算回归，算发展。告别青春期的发展。诗歌也有年轮，会成长，会发展，也会早夭，早夭的或许就是永逝降临，永不回归了吧。我认为应该考察的是动态的诗学，归来一词，应纳入一个写作个体的动态诗学之中去考察。

5.“失踪”、“归来”关涉的自然不是物理位置的表层变动，诗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变动的诸多因素重新改写和塑造，生活情境的转换是否也涉及到写作资源的重新整合问题，比如多多、张枣“去国”前后的风格变化？

李郁葱：这是肯定的，诗是心灵的产物，是内心气候的外延。

吴小虫：有次在公车上，由于拥挤，我只能面对一个姑娘的脸，不能转头和转身。我知道，我只能面对这个姑娘的脸。如果要写作，我就只能写这个姑娘的脸部和她的表情、皱纹等纵深。但转过身，我可以看到其他的事物。我可以书写不同于姑娘的脸部的诗歌。这在诗歌题材上，是加分的。

一个问题是，你自身的心理机制发生了什么。

在心的空间里，或许有更多未知的“景观”等待我们去探索。

宋夜雨：时间空间的变动当然不仅是物理参量，时空的间距所造成的写作空白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能量的集聚、打磨，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并不完全就是他自己的，这有赖于个人主体性的在场，以及一种距离障碍的消化、认知，当然，还有一种诗歌感知的加入，这应当是写作的前史。“中断”、“空白”我认为对写作很重要，除了写作能量（资源）的积累，更在于一种对“风格”的警惕，“风格”既是一种秩序的构造，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规训”。而如果问诗歌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恰恰是这种“警惕”，诗歌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警惕”，是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态度，正是这种“警惕”在世界和语言之间为“个人性”提供一个位置，诗歌有时候就是一种“位置感”。

李俊杰：一个人处于何种文化氛围中，酝酿出什么样的情绪，滋生出什么样的思考，迸发出什么样的激情，都会影响他的写作，更不消说诗歌写作。地理性的变动，及这些变动背后的原因，皆是我们考量诗学嬗变的基础性原因。多多、张栆，包括北岛、早年的徐許、以及台湾蓝星诗人们，他们的生活场景变化，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应该分别考察。我认为“失踪”也好，“归来”也罢，都是诗歌主张变动背后的人生变动。

6.“失踪”—“归来”的转化机制是不是关系到诗歌的诱惑力问题，正如布鲁克斯的“精致的瓮”？“瓮”的“精致”，也就是说诗歌的诱惑力是什么？

李郁葱：我们对于生命的自我肯定，对于我而言，这就是诗的诱惑力。我们总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或生命所表达的张力和某种带有炫耀性质的斑驳，但我们的表达始终是有缺憾的，而诗，是对这一缺憾的补偿，甚至，它是在诗行之外的。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流行写作的僵化，并不是指一些常用的名词或意象，而是它缺乏一种对生命的观照：它是假的。但在另外一些杰出的灵魂那里，它可以创造出璀璨。

吴小虫：诗歌从来就是我们的命，这个无需置疑。但失踪与归来，归来也许正是失踪，失踪可能是归来。

宋夜雨：“诗”的诱惑在于表达，个人经验的凝聚召唤着内心之外的一个“他者”，经验在这个对话空间既生产、规定着一种话语形式，同时语词的铺排、编织也在构造着一种流动性关系，由此，“我”在其间得到舒展，结果是一种美的愉悦。我认为这是诗歌诱人之处，如果说诗歌是一种“装置”，那么，无疑，“个人”、“自我”的发现是这种装置的使命。

李俊杰：诗歌的诱惑力，这对于我一个不写诗的专业读者而言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失踪-归来的系统中，重新考察诗歌的诱惑力，是值得去深入探讨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失踪往往因为诗歌无法实现某些现实性的追求而沉寂。归来往往意味着诗歌又可以重新唤醒某些超现实的追求而活跃。诗歌的诱惑力或许就在于将现实性的追求转换为超现实的追求。这是我一个读者的感受。

7.对于“消失者”而言，是否可以探讨其中隐含的写作源动力问题？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缺乏“写作精神的担当”？

李郁葱：不，我不这么认为。消失有很多种，有肉体的消亡，有精神的缺失，但也有可能消失者找到了更好的出口和平衡，这和担当并无太多的关系。

吴小虫：我们不能在一个层面上理解事物。“消失者”并不代表没有继续写作，以及写作的无效。有人站在山顶，有人站在中腰，这都不妨碍我们体验生命。

而这个“体验生命”才是我们隐含的写作源动力。

一个写作者，如果对写作含有某种非表达的念头，那结果是很糟糕的。

写作，终究是一门心学，是感觉的全部学问。是在一滴水中见世界，或者在世界中只看到一滴水。写作精神的担当？我认为就是打开自己。

李俊杰：在什么程度上“消失”、因何“消失”、“消失”之后怎么样，是我们探讨问题的根本。我个人认为，从一般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角度来说，一个人的写作，未必需要有多么大的担当，一个人的消失，随他消失去吧。然而一个诗歌观察者、研究者就需要去认真对待，因为这背后关系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为何如此不稳定，不可靠，不像爱情一样，即便伤痕累累，也要继续去爱；不像工作一样，即便极端厌恶，也要继续去做；不像家庭生活一样，即便焦虑庸常，也要努力经营。所以文学生活似乎不那么稳定。文学生活该是这样的吗？我也不知道。

8.“诗人自杀”是诗歌史上聚讼纷纭的话题，自杀的诗人也构成了“消失者”的一部分。相较于“诗人自杀”话题的娱乐化倾向，在“诗人”与“自杀”之间是否还有别样的认知路径，刘小枫似乎写过《诗人自杀的意义》，“诗人自杀”似乎也成为了世界诗歌史的一个传统，是否能够更深入讨论“诗人自杀”的哲学意味？

李郁葱：在这个地球上，选择放弃生命的好像并不限于诗人，从比例上来说，也并不特别。这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我没有看出更多的意义来。

吴小虫：这里更应该讨论我们的文明的问题。现代化的文明使我们存在的方式有了转折性的改变，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我们生态的恶化、生存资源的缩小、人性的扭曲和灵魂的挣扎。而诗人的自杀，在更高的意义上，肯定和这个有关。

于坚曾写过一些具有挽歌式的的诗作。他在1983年的诗作里描写的滇池是“年轻人常常成群结伙坐在海岸/弹着吉他”，而1997年的《哀滇池》中就发出“怎么只过了十年，提到你，我就必须启用一部新的词典”的感叹。

文明的长兴与衰落，似乎有个规律。而在这中间，是我们的互相争夺和残忍。

李俊杰：我在给学生上课时，谈到顾城，我会清晰地告诉大家，他的诗还行，人太不行。是一个病态的样本。谈到海子，我会清晰地告诉大家，他的诗还行，但遭遇了某些危机和意外。谈到昌耀，我会清晰的告诉大家，他的诗还行，但他面对病魔，没能坚持下去。诗人的自杀，各有各的原因，农村妇女也喝药上吊自杀，不宜放大诗人自杀的问题，更不宜做很多玄虚的探讨，这样会偏移讨论的方向。我个人认为，专门性的哲学探讨、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可以做。但对于诗歌专业而言，这是一个伪命题。

9.在“消失者”的诗人类型中，“校园诗人”似乎比较常见，借用韦伯“以学术为志业”的说法，这里可以引申出是否能够以“诗歌”为志业的问题？或者说，诗歌写作的理想以及条件性问题？

李郁葱：和上个问题一致，只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吴小虫：没有必要以诗歌为志业。诗歌或许越业余、越边缘，诗人或许越匿名，越具有能量。有大量的时间，就是诗歌写作的理想。至于能写出什么，这要看每个人与世界的交流程度。

宋夜雨：据我的观察，大部分“校园诗人”的写作都很差，甚至，连写作都算不上。问题自然是多方面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世故”的，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写出好的诗歌基本不可能；后青春的冲动很大程度上是校园诗歌的主要动力，诗歌作为符号标签具有很大的覆盖性。当然，也不乏具有良好写作品质的校园诗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非常出色的语感、节奏把控力、结构空间感。能够写出如此出色的诗歌的校园诗人，很难说他们没有诗歌理想，但有了诗歌理想并不一定能够实现，这是常识。如果说理想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话，我认为大量的阅读、思考、仿写，以及一定的内心伤害是基础条件，当然，语言天才也不是不可能的，诗歌离不开一种天分。

李俊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以诗歌为志业，以诗为生活方式，是解放我们的重要方式。以诗歌为志业，使跳脱出一般性的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有一个好的社会，给予诗歌写作者宽容的环境，那对于整个民族国家的精神气度的培养大有裨益。

10.最后，针对“消失”“归来”的诗歌流通现象，为当下的诗歌写作者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李郁葱：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无论哪个时代的写作者，这是唯一也是最高的准则。

吴小虫：借用《菜根谭》句子：

诗思在灞陵桥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

野兴在镜湖曲边，独往时，山川自相映发。

宋夜雨：我理解的是写作的持续性问题，诗歌，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李俊杰：挺住意味着一切。

（原载《端午》诗歌读本第一卷，主编：赵卫峰，执行主编：西楚，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