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对我影响很大，当时间来到九十年代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停留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一次我去街上，进了一个日本的糖果店，糖果从天花板铺到地面。而从前的我们最渴望的就是上海的亲戚带回大白兔奶糖，从来没想过糖果是可以变成海洋的。在那个瞬间，对我来说，八十年代终于过去了。”

2018年4月28日晚，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早已搭起鲜红的舞台，条幅高悬，红底白字一行平平展开：“诗歌与时代”——第十九届未名诗歌节朗读会。舞台偏左坐落着当晚的讲台。讲台之上，一支鹅颈话筒自繁花中斜斜探出。

临近开场，整齐摆放的金色座椅大半已被人占据。在场的除了学生以外，更有些岁月沧桑的面庞，在暖色灯光的照耀下同样焕发着熠熠的光彩，屏息待气，等待着某件大事的发生。

三十四年前，在第二届未名诗会上，后来与海子、骆一禾共同被誉为北大诗歌“三剑客”的西川还是一个大三学生。在与此相似的三千张面庞前，他朗诵了自己的《秋声》：

让我咀嚼这秋声吧
像一匹老马
咀嚼散发着土香的草料
像蔚蓝的天空
咀嚼消逝的雷鸣

台下掌声雷动，他获得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

大风吹来的傍晚灵魂动荡

1983年。

彼时“反精神污染”尚且如火如荼地占据高考政治题目一隅，而在这一年，诗人、批评家、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臧棣入学，校长在五四操场上给新生训话，将谈恋爱和穿拖鞋上课明令禁止。

然而，开放带来的天然氛围又令整个社会充满了全新的展望。这种热情和自觉性在校园里体现得就更为明显，横冲直撞，无所顾忌，“不太着调”。西川讲北大学生“动不动就上街游行”。1981年女排胜利，电台发布喜讯后，所有人欢呼雀跃，拥出房门，准备游行。游行得有火把，没有火把就拿笤帚点着。学生都聚集在楼下，楼上的学生就拿笤帚直接点着了向下扔，偏偏扔到树上，把树整个从顶上点燃了。学生反应迅速，拿盆接水，从楼上向下泼，火虽然灭了，楼下聚集的学生都被淋了透湿。湿了也没人在乎，照旧举着笤帚燃成的火把，一路浩浩荡荡，从宿舍游行到未名湖。

此时，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以其精悍性和音乐性天然地在传播中占据优势，如同一把剪刀凌厉地剪开时代的裂口，昭示着人们蓬勃进取的决心。80年代，诗歌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形式，如臧棣所言，“那时候任何一个事件只有反映在诗歌里才能在文化生活里被讨论”。在当时谈论一切就是谈论诗，谈论诗就是谈论一切，无论是高涨的公共热情还是宣泄性的个人情绪，都在诗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被祝福的火焰熊熊燃烧

整个社会的诗歌热潮也极大地感染了校园之内的学生。谈到当时的诗歌写作，西川更愿意称之为一种氛围，“你不用跟着谁走，你就跟着你自己走，但是都在同一个氛围里面。”而臧棣提到这与当时娱乐手段的匮乏密切相关：“当时大家的青春没有别的发泄渠道，就是踢踢球，也没有那么多游戏。”诗歌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选择。“很多时候语言无法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但语言本身的弹性和褶皱又能造就很多意外。”

西川说如果没有朦胧诗自己现在一定是个画家。他对绘画的热爱由来已久，在北大读书期间，西川只加入了美术社和五四文学社两个社团，就连诗歌创作都是从题画诗开始的。“我原来刚进北大的时候，第一个加入的不是五四文学社，是美术社。当时美术社的顾问是吴冠中。”但在校园诗歌氛围的影响下，诗歌渐渐成为他自我纾解的主要方式。“我天生就有一种对艺术的热情，只不过当时大家都写诗，我也就走了这条道了。”

而在另一个访谈里，他曾提到：“在北大未名湖，我是在越想越想不开时写诗。”

1982年，大二的西川和英文系的同班同学编自己的小杂志，第一期取名《五色石》，对应五个人，第二期叫《早秋》。中文系的同学看到，就邀请他们五人共同加入了五四文学社的诗歌组。“当时理论组的组长是骆一禾，就这样认识了。海子没有加入，我是83年夏天才认识的海子。”

于入学伊始的臧棣而言，是1983年初秋的诗歌大会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本来对小说戏剧感兴趣，诗也读了很多，但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当诗人。”同龄人的激荡文笔在他心里点燃了诗歌创作的可能性。恰逢当时五四文学社招新，选拔方式是上交作品，给出了一个月的交稿期限。“回去之后我花一周末写了四五首诗，修改一星期就交了。”

这几首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那届中文系进入五四文学社的只有两个人，臧棣成为其中之一。如果说递交最初几篇诗作的时候，臧棣只是出于试探，随着学习压力的增大和社团同好之间的凝聚力，轻盈简短的诗歌渐渐成为他闲暇时光的大部分内容，“就比如你写小说读小说都需要很多时间，但一首诗吸引你的方式是直接、强烈、迅速的。”

五四文学社是北大最悠久的文学社团之一，钱理群、刘震云、骆一禾、西川等人皆是从这里走出。而在当时，这里聚集着北大最核心的诗歌爱好者们。西川回忆往昔，他不满于当时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学生腔调，“年轻人特别喜欢夸张自己的绝望，人人都碰到的事儿，年轻人就当成天大的东西。”当时学校里最流行的是小爱情诗，“什么你是那帆我是那船，风一来咱们就一块去远方吧，当时把大家伙都迷坏了。”毕业后西川几度千里壮游，遍观山西、陕西、青海、甘肃等地风光，自言从旁人的生活中才逐渐打开眼界。相比而言，臧棣则肯定了青涩写作的奠基性作用，“用羞耻感来激发你去写出更好的东西。”许多社员在上大学前甚至没有接触过诗歌，而在这里他们与诗歌亲近谈心，渐渐知道“诗究竟该怎么写”。

由此理念上的争执并不鲜见。但西川强调，“那个时候的争执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仅仅是纯粹观点的交锋和碰撞。臧棣还记得与同人们到鹫峰的旅行，坐在山顶喝啤酒、嗑瓜子、谈诗，谈到兴起时跳起来激烈争辩乃至动起手来。“回过头来也会觉得对方说得有道理，但当时就死不认。回头又去读对方提到的书。” 

西川则引用E. E. 卡明斯的自述：一辈子，不为私利打架。与别人打架必然是出自想法或是观念的不合，而非从私利出发的争斗。“当时我们这些人都觉得，这种人格太让人着迷了。”

80年代初北大五四文学社部分社员合影

所有的召唤都是自我召唤

诗人们与诗的亲密是多样的，而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朗诵会。一群人聚在一起，朗诵自己新写的诗，互相评价和比较。最正式的朗诵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的前身大讲堂举行，那时学生们都还称其为“大饭厅”。不同于今日的繁复构造，当时场地上不设桌椅，听讲者自带凳子或是干脆就坐在地上。最盛况空前的时候，就连窗户边上也坐满了，总共能有两三千人。西川说就是1984年那一次朗诵会他上去一举成名。“我为什么成为诗人？就是因为坐满了，人全部鼓掌，我就下不来了。” 

著名诗人的到访则往往成为盛会，为校园诗人的创作理路摧枯拉朽地开辟另一种可能。1984年中美作家会议，冯牧、王蒙、索尔兹伯里、金斯伯格等人相聚一堂，到北大来做朗诵，一个大教室坐满了人，从墙边挨挨挤挤到楼道里。西川到得晚，索性坐在第一排桌椅前，和金斯伯格距离不到五米。金斯伯格双脚跺地，手里还拉着一架手风琴，口中唱着威廉布莱克的一首诗：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 of the night.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火一样照亮深夜的林莽。时隔三十年，西川依然能够清晰地背诵出当时的诗句，“把我彻底地打开了。”加里斯奈德在外语学院的朗诵他也追过去看，加里斯奈德让全场观众都站起来，举起右手，在手臂的丛林里高声朗诵。“我*，简直像宣誓，那个震撼。那是84年，我第一次见到世界级的诗人。”

除了大规模的朗诵会，五四文学社也会定期组织社内小规模的成员交流。圆明园小树林或是静园草坪，捡着一片草坪就能围坐一圈。西川特别记得和诗人朋友们在海淀区夜游，小胡同，五道口，半夜三更一群人从北大走到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那时候校园里还有毛主席像。一般毛主席像一定有一基座，然后有台阶，我们就坐那台阶上，高高低低的，聊新诗，聊现代派。” 

西川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述民刊作为中国的诗歌小传统。中国诗歌的地下色彩由来已久，市场因素和政治环境的压力催生了一批批民刊，北岛的《今天》就是其中赫赫有名的一本。
西川讲，有一段时间，“在民刊上出名”，甚至比“在官办刊物上出名”更能确立一个诗人的位置。80年代武侠小说风行，诗坛的气氛更接近于江湖，而在民间刊物上发表作品就意味着一只脚踏入了这片风云之地。“比如我去了一地方，我得知道这地方谁写诗最棒”，最棒的人就是总舵主，“你得拜码头，你得跟人见一见。”

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北大也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学生刊物。中文系的《启明星》，西语系的《缪斯》，法律系的《晨钟》，就连计算机系（现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也办了一本《西风·沉诵·太阳节》。五四文学社则有自己的刊物《未名湖》，刊名三个字甚至请来了茅盾题写。1988年，西川和友人共同创办了《倾向》。“杂志中文名和英文名Tendency都是我起的，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一种思想倾向，审美倾向。”1990年《倾向》为海子和骆一禾出版的纪念专号，如今在市场上已被炒到了极为昂贵的价格。

当时有为数不少的誊印社。编好稿子交给誊印社打蜡纸，打完自己再校对一遍，就可以印出来，非常方便。《倾向》一类的同人杂志没人给经费，都是各自凑钱印刷，一般印500到1000册，印完通过邮寄的方式传播到全国各地。“那时候写诗的，脑子里都有张全国的诗人地图。”这一点也催生了全国性的诗人交游，各地的人们，由诗歌形成松散而庞大的联系，如同潜入地下的熔岩河流，翻滚着息息相通的躁动。

这种蓬勃的诗歌运动直到今天依然显露着它的影响。西川自称如今区分诗人时，会特别注重是否有“小杂志背景”。有小杂志背景的诗人更能接受前卫先锋的思想观念，敢于反抗主流审美、抛弃传统叙事，进行大胆激烈的诗歌实验。与此相对的“作协系统诗人”在描摹世界、创造文学乃至社会交往方面，都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你得知道，那时候大家很放松，干的那些事儿，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西川说。

在世界中央用亮光撕碎云天

毕业以后，西川进入新华社工作，但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诗歌交往。当时一个办公室有三个人，另外两个都是老同事，每天中午都要铺开沙发午睡。西川不睡，趴在桌子上翻译博尔赫斯对话录，每天翻译两页，一年就基本完成。下班以后，“同事走了，可是你就不适应上班的那种束缚。办公室剩我一个，我就自己高声朗诵诗歌。”西川说他读得最过瘾的是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在新华社办公室里面自己高声朗诵，我自己都快疯了。”

在诗人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姜涛至今都记得，自己的工人姐姐当年在梳妆台深处放的是一本诗集。“梳妆台里放的都是女孩子最宝贝的东西”，而她放了一本诗集。西川更提到当时诗人与流氓的亲近，“诗人也不着调，流氓也不着调，不靠谱的人一看互相就知道，对上眼俩人就成朋友了，咱们一块不靠谱”。流氓成天在街头混着，“心里又没着落”，诗歌便在此时成为新的信靠。在当时，诗歌宛然已成为全民性的文学形式。舒婷一本《双桅船》印出一百多万册，北岛顾城去四川做朗诵，观众堵得水泄不通，最后只能从厕所窗户跳出来逃跑。

西川说：“一旦你开始写诗，就进到一个广阔的天地里，社会关系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对艺术的热情，对生活对社会的热情，在“第二代人”北岛等人掀起的朦胧诗风潮里翻腾、表达，最终在八十年代后期形成了全新、以“反思性的诗”为本质性内涵的“第三代人”。“就是你忽然觉得，哦，这个世界有一些人，你可以跟他走近，可以跟他谈这些东西。”

但是，臧棣承认：“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局内人回首往昔，是尘埃落定的幸存者视角；局外人心驰神往，在镀金想象中叹息生不逢时。西川坦言自己很少回忆80年代，二十世纪后三十年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风云激荡，历史被目不暇接地创造，一个十年又是一番新天。“一直我只能说我赶上了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我什么都没落下。”

2018年的未名诗会，西川来晚了。一排正中的位置放着他的名牌，他却固执地坐在了毫不起眼的最边上。轮到西川上台朗诵的时候，他凑近话筒，一口京腔铿锵有力。他说：“时代就是众人，时代就是大家伙儿。”

同一个场景里，金勇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与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与悲。而江汀诘问：对于历史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对于当代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诗人朱朱则讲了一个糖果店的故事。“八十年代对我影响很大，当时间来到九十年代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停留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一次我去街上，进了一个日本的糖果店，糖果从天花板铺到地面。而从前的我们最渴望的就是上海的亲戚带回大白兔奶糖，从来没想过糖果是可以变成海洋的。在那个瞬间，对我来说，八十年代终于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