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伊蕾在天津海河边粮店后街旧居

她在上世纪80年代写出“你不来与我同居”这样惊人的诗句，成为女性主义诗歌的先锋和“剑客”，也成为污言秽语的靶心。没想到一语成谶，她终其一生住在“独身女人的卧室”里，却也正如她的诗所描述的那样，终其一生，“无边无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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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蕾走了。

　　2018年7月13日傍晚，北京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少见的溽热。古琴弹奏的《阳关三叠》从尚未装修好的新房窗口传来，略带感伤，一遍又一遍。弹琴的是李亚蓉——她是与伊蕾交好三十余年的闺蜜，被伊蕾亲昵地叫作“咪咪”。

　　《阳关三叠》不是李亚蓉常弹的曲子，那天下午，她在正在装修的新家里，工人干活，她练琴，不知怎的就选了这首。

　　约六七点，刚回到住处，她接到一个电话：“亚蓉姐你知道吗！伊蕾大姐走了！”她吃惊：“怎么可能！”一看手机，许多未接来电，都是伊蕾的朋友。

　　消息通过微信瞬间传遍诗歌圈。画家孙建平和他妻子康弘是在从天津驶向北京的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一消息的：“中国著名女诗人伊蕾冰岛旅游期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也有消息说，是假新闻，家属并没有收到中国驻冰岛大使馆的通知——大家松了口气，又燃起一线希望。

　　同样的时间，太原。作家张石山看到消息时，脸上神情顿时异样。他有点胸闷。当年，他和伊蕾在鲁迅文学院轰轰烈烈的恋情尽人皆知——爱情降临时，他已婚有子。尽管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但如今斯人已逝，他无法做到事不关己。他试图询问和伊蕾关系密切的友人——给李亚蓉电话，未接。

　　所有人都在焦灼等待。

　　三小时后，与伊蕾的妹妹有来往的朋友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李亚蓉突然回过神来：《阳关三叠》，不正是送别之曲？

伊蕾 图 / 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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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蕾去世消息传来的几天内，文艺界人士的朋友圈里开始了大面积的刷屏。铁凝、翟永明、欧阳江河、杨炼、于坚、朵渔、王家新……朋友们纷纷表达对于伊蕾在异国他乡猝然离世的痛惜。

　　1987年初，署名伊蕾的一组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组诗的每首都以同一句作结：

　　“你不来与我同居。”

　　在上世纪80年代，这句话的震慑力和冲击力，绝不亚于几年前诗人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当年评论家将翟永明、唐亚平和伊蕾称为中国女性诗人“三剑客”。翟永明说，“前天与唐亚平微信交流，唐亚平说，‘想当年，她遭受的嘲讽和辱骂比我们还多。’……一句‘你不来与我同居’，在今天不算什么，在当年，足以让一个女性被诽谤、被诋毁、被口水淹没。”

　　写出这首诗时，伊蕾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北大作家班，距她以全国第三的成绩被录取已过去三年——1984年，“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刚刚改名为鲁迅文学院，在报考的两百多人中录取了44位，其中有5名女性。

　　伊蕾邀请李亚蓉去过她在鲁院的宿舍。李亚蓉记得推开宿舍门的刹那，吓了一大跳：伊蕾化妆了，头发烫了卷，穿着吊带裙，抽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可时尚了。”再低头看看自己，“整一个土老帽似的。”她俩相识是在70年代中后期的河北军工厂：那会儿伊蕾还只是孙桂珍，二十来岁的姑娘，1969年从天津插队到河北农村，两年后调到衡水滏阳河畔的2676军工厂宣传科，当了第一代广播员。后来，顶替父亲上班的“工厂子弟”李亚蓉也到了宣传科，她是第三代广播员。

　　第一眼，李亚蓉就被伊蕾吸引住了：她伊蕾留着当时流行的“柯湘头”，一身绛黄色西装，身材修长、打扮洋气，在一群穿军装的“大兵”中，格外鹤立鸡群。意外的是，伊蕾一点架子也没有，性格亲和像邻家姐姐，得知李亚蓉爱画画，边走边问了一路：那你爱画什么？你会不会弹吉他？……

　　两人从此形影不离，按李亚蓉的说法，是她心甘情愿成了伊蕾的“跟屁虫”。李亚蓉后来才知道，伊蕾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做的，旗袍、西装、连衣裙，看得她目瞪口呆，觉得伊蕾简直是“十全十美的一个人”。每到节假日，交好的几个姑娘全穿上伊蕾做的衣服外出，一块拍照——不止一个朋友说，“伊蕾可爱拍照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友们穿着伊蕾设计制作的服装共同出游

　　爱美，讲究，写诗，小资，这是伊蕾在军工厂就有的“标签”，古板的人看不惯，喜欢她的人却喜欢得不行。而推开鲁院宿舍门的一刹那，李亚蓉还是忍不住惊呼：“伊蕾你怎么又变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李亚蓉的惊讶里多是欣羡和肯定。她羡慕伊蕾“不断变化、不守旧、活得特鲜活”，敢于表露个性，又全然没有张牙舞爪的傲慢和攻击性。把闺蜜拉进宿舍后，伊蕾迅速开始了对李亚蓉的改造：捯饬发型，换裙子，化妆——“今晚我们要去参加舞会！”伊蕾兴冲冲地宣布。

　　舞会就在鲁院的食堂里举行，把餐桌挪开腾出中间就成了舞厅。交谊舞是她俩的拿手好戏，说起来要追溯到军工厂时期。军工厂里下放了不少“文革”期间打成右派的文艺工作者，其中一名是宣传科的黎科长——铁道兵文工团乐队指挥，跳交谊舞是一等一的专业水准，直到现在，李亚蓉也没见过比黎科长跳舞更有范儿的人。伊蕾拉着李亚蓉去找黎科长拜师，偷偷在房间里学跳舞，姿势、节奏、步伐，不久就上了道。之后，每到周末，她们会邀上两位朋友到她们“独身女人的卧室”跳舞聚会。伊蕾像是生来就会做西餐，几个黄瓜、西红柿，在她手里不出几下就成了有格调的拼盘，再摆上桌布与红酒。“我经常跟她说，你前世肯定是个西方人，有骨子里的浪漫和情调。”

　　直到有一天，她们分别被领导叫去谈话——那是1981年左右，有人背地里把她们学跳舞的事告到了机关。李亚蓉还记得领导语重心长地告诫她：“你是革命干部子弟，跟着那个孙桂珍学资产阶级那套，你对得起你爸吗？一点政治头脑没有！”

　　批归批，舞照跳。第二年，交谊舞开始在全国流行起来。一年前批评他们的领导也走下了舞池——伊蕾示意李亚蓉：“你看，比我们跳得还欢呢。”

　　伊蕾胆子大，不在乎权贵等级。当时她已经开始写诗，发在河北的文学刊物上。李亚蓉爱读，便想着把伊蕾新写的一首诗当作广播稿朗诵，拿去给科长批示。科长看到这么不伦不类的现代诗大为不悦，批示“不准播”。拿到批示条，伊蕾和李亚蓉笑到肚子疼——时任科长姓胡，字条落款“胡批”。

　　眼看所有人都跳起了交谊舞，伊蕾却不满足于只在室内跳了。选了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她拉上李亚蓉和一位《邯郸日报》的摄影记者朋友，提上录音机，坐了五六十公里公交来到邯郸丛台公园，在花丛间找了片平地放音乐跳起了交谊舞，摄影师在一旁抓拍，渐渐吸引了一群人围观。李亚蓉怪不好意思，但伊蕾毫不在意，旁若无人地带着她走步、转圈……那时候，总是伊蕾跳男步、李亚蓉跳女步。“伊蕾特能转，”李亚蓉说。后来伊蕾写过一首诗，就叫《我和女友咪咪跳的圆舞曲》：

　　“用甩直的长发划圆/ 用相对的红唇划圆/ 用你咪咪的眼睛划圆/用我黑黑的眉毛划圆/……快三，快三……/ 我们涂掉了大地上所有的线条——/ 冲撞的，交错的，迟疑的，松垮的/ 划满我们的一个又一个圆/ 胸脯飘成朦胧的彩云/ 裙子开成并蒂莲……”

　　在华尔兹中旋转的女孩们不知道的是，命运早已在暗中穿针引线。

4

　　鲁院的舞会如期开始。李亚蓉意识到，“她在那就是个明星。”进鲁院不久，伊蕾就因为跳舞出了名。那是刚入学时一次非正式的联谊，有人提议要看会跳舞的同学表演。作家班进修的学员多半已有社会经验与资历，先前互相认识的学员也不少，便有人起哄：“张石山会跳！”

　　高大的山西汉子张石山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当时他已是《山西文学》主编，年近不惑，没有怯场这一说，中气十足地回应：“有舞伴吗？”

那一厢有人应道：“孙桂珍会！”

这一天我中了巫术

你伸出手，我就跟了你去

跨过惊慌的灯光

我是这样光明正大地贴近了你

蓝外套一下子变成敦煌彩袖

你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百依百顺

我已经孤独地站立了很久

可是我曾经说过

我不会绝望

这一次相遇照亮了历史的缺陷

不安定因素从此诞生

——组诗《情舞》之一《这一天我中了巫术》

　　1984年，伊蕾33岁，张石山37岁。初见伊蕾，张石山觉得她“文静知性，在人群中醒目”，最后浓缩成两个字，“楚楚”。跳完舞，两人聊起天来。张石山在山西已有家室，一儿一女，听说伊蕾单身，他觉得奇怪。伊蕾告诉他，当年在军工厂有过一段感情，已到谈婚论嫁地步，最后对方查出白血病，去世了。

　　这段经历，李亚蓉曾听伊蕾提起。她和伊蕾相识时，伊蕾衣服上还戴着黑袖章，正是刚刚失去爱人、精神接近崩溃的至暗时光，但表面看去，还是平常的样子——在许多朋友的记忆里，伊蕾总是阳光灿烂、温和亲善，从不向人透露悲伤与痛苦，哪怕是李亚蓉也从没见过她发脾气。后来伊蕾告诉李亚蓉，那段时间她在军工厂“不敢哭、也哭不出来”，只在某次出差去苏杭时，独自隐匿在一片芦苇荡里，大哭了一场。

　　男友下葬时，伊蕾把自己的照片和书信放进骨灰盒里陪伴他。“我已经孤独地站立了很久”，却从未将就。很多年后，“两束目光相撞成为闪电”，她终于在探戈中等到了张石山。

　　鲁院宿舍里，李亚蓉见到了伊蕾时常提起的张石山。“穿着大背心、像土匪一样”的张石山大摇大摆地出现。李亚蓉嫌他不好看，伊蕾却说：“你不了解他，他特别有才，满脑子故事、出口成章，长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李亚蓉听得出来，伊蕾喜欢这个“很男子汉、高高大大”的北方爷们，尽管他满是“山药蛋气质”。

　　那时候，伊蕾与张石山已经选择在一起，在鲁院这事几乎尽人皆知。并非有意为之的公开与高调，只是两人一来二去的接触无意间被同学撞见，一度流言蜚语、议论纷纷。流言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张石山问伊蕾：“你对大家八卦我们俩这事什么想法？”

　　“我没想法。”伊蕾回得很利落。这态度反而把张石山惊住了：“怎么会没想法呢？我可想了。”

　　伊蕾接下来的一番话，让张石山真正开始对这个女人另眼相看。伊蕾说：“如果我们没什么，他们说了也白说；如果我们有什么，他们也不白说。”

　　张石山心想，这女人不简单，大气、洒脱、智慧，全在这两句话里了。

5

　　伊蕾写了许多许多诗。

　　《情舞》、《独身女人的卧室》、《被围困者》、《叛逆的手》、《女性年龄》、《流浪的恒星》……后来伊蕾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鲁院、北大作家班的1984到1988年完成的。

　　那些诗里，有压抑已久喷涌而出的生命力，有自我毁灭式的张力，有挣脱围困、投身自由的叛逆，暗流汹涌，乖张狂野。许多朋友说，伊蕾是个矛盾的人——现实中的伊蕾，温和、亲切，用南开大学学者罗振亚的话说，是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人”；但其他人又说，伊蕾是少见的“诗格与人格合一”、“人如其诗”的人——用行动而不是用口号宣誓，诚实地面对人性本来的欲望与阴暗。

　　在亲密的朋友看来，创作的高产和这段恋情不无关系。尽管在鲁院、北大作家班这个相对开明的氛围里，这对爱人不合规但顺乎人性，并未受到过多非难；何况80年代的高校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读尼采、萨特、弗洛伊德，讨论虚无与存在的哲学，讨论人性和欲望……张石山回忆，当时的北大频频举办各种讨论会和沙龙，性解放、身体解放是经常性的话题，大家自由发言，热烈讨论，说得好会赢得喝彩，说得不在理会引得场下一片嘘声。张石山爱说，每每上台便滔滔不绝，伊蕾正相反——不爱张扬，不怎么说话，每次都是在台下安静地听。

1996年，伊蕾与寒松等人合影

　　但在知识青年圈子外，在世俗世界，他们不可避免被扣上“婚外恋”的帽子。来自现实的责难和谩骂大多指向张石山，但从伊蕾当时创作的诗作中分明能看到，这份精神的压迫也在伊蕾心上留下烙印。

　　“我的渴望被层层包起/ 崇拜就是禁忌/ 我禁忌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无视一切/ 却无力推开压顶而来的天空”

　　“在客人的掌声中我们不能接吻/ 瞬间叛逆将付出重大牺牲/ 进行曲是白天鹅最后的歌声/ 等待而死或者叛逆而死/ 为什么我不能获得生存”（《情舞》）……

　　1986年9月末，伊蕾把刚写好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给张石山和班上学员们看。这组诗由14首短诗构成，《镜子的魔术》，《土耳其浴室》，《窗帘的秘密》，《自画像》，《小小聚会》，《哲学讨论》……每首短诗末尾，都是同一句“你不来与我同居”。

　　看过的人一致说好。带着伊蕾和她的手稿，班上与《人民文学》熟络的黄瑶同学直接去了编辑部，向当时的副主编推荐。次年年初，《独身女人的卧室》刊发在《人民文学》1、2月合刊号上。伊蕾的名字与莫言、王蒙、马原、孙甘露、刘索拉一起出现在那一期的目录里。新增的理论批评板块“作家对话录”中，叶君健和高行健在讨论“现代派”，叶廷芳在分析“泛表现主义”……该期编辑部开篇语题为《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

2010年在水城威尼斯

6

　　在许多诗友的回忆中，当年《独身女人的卧室》横空出世，无异于在诗坛扔下一颗炸弹。

　　争议之声不仅因为那一句大胆的同居之请，也源于诗中直白赤裸的对女性身体的自我凝视，比如：

　　“顾影自怜——/ 四肢很长，身材窈窕/ 臀部紧凑，肩膀斜削/ 碗状的乳房轻轻颤动/ 每一块肌肉都充满激情……”（《独身女人的卧室》之《土耳其浴室》）

　　“有人说她写的是性体验，是‘性而上’的一种挑逗，是情欲、性欲变成的魔鬼，是爱的感觉的错误，也有人说这样一种书写又落回到男权主义窥视的一个圈套，有一种非道德主义的享乐倾向，说她是趣味低下，没有什么美感。你想想，那个年代看到她写女性照镜子，把身体哪个部位都写得清清楚楚，比起以往的观念，走得太远了。”罗振亚教授说。

　　社会上对伊蕾的种种道德抹黑，让身为闺蜜的李亚蓉格外气愤：“80年代好多人污蔑她，说她性压抑、对性特渴望，都什么呀！她根本不是那样的人。那时候她也跟我说过，挺痛苦的，但她说她不怕。”

　　在李亚蓉看来，伊蕾写的不是生理冲动，而是精神上的呼喊。看到这首诗的第一眼李亚蓉就明白过来：“这不就是我们当时在军工厂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吗？”

　　李亚蓉所说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是2676军工厂时期她和伊蕾的房间。那间宿舍是办公楼里一间闲置的空房，伊蕾特意向单位领导请示拿来作两人的宿舍。屋子是伊蕾一手布置的：中间拉了一道帘子，里边是两张床，外边摆了书桌、画架，也当作小客厅接待朋友。“床上堆满了画册/ 袜子和短裤在桌子上/ 玻璃瓶里迎春花枯萎了/ 地上乱开着暗淡的金黄/ 软垫和靠背四面都是”。床头的木框镜子、铺彩色台布的小小餐桌、喝红酒的聚会、李亚蓉给伊蕾画的第一张画像、伊蕾总爱拉上的窗帘……诗里的摆设、物件，和那间宿舍一模一样。

　　“‘你不来与我同居’只是喊出了精神上的孤独、压抑和渴求，是在呐喊人性呀。人性的东西，不管怎样都不是丑陋的。”李亚蓉说。

　　罗振亚也属于“支持派”。他记得自己当年看到那组诗后“受了很大的冲击”，“感觉到她那样的诗歌和此前的那些诗歌，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放在女性诗歌的维度来看。”罗振亚梳理了一遍中国女性诗歌的历史：从传统的温柔敦厚的女性观支配下的书写，到二三十年代以冰心、林徽因等为代表的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再到70年代后期，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诗歌的独立力量——

　　“但朦胧诗时期她们的进步还是有限的，她们的‘我’的背后是一个群体的现象，是一类人的情感。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尤其85、86年的时候，翟永明的《黑夜》组诗，特别是写‘黑夜意识’的那篇文章，标志着中国的女性主义时刻真正地出现了。把这样一种东西写到极致的，我觉得是伊蕾，尤其是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我感觉到她是在做一种纯粹自我意识的表达。诗歌从‘诗言志’发展到了‘诗言我’的转换，这是对整个传统诗歌的一种裂变，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女性原来一直都是一个被书写者，甚至一种象喻、符号，被男性书写。而到了翟永明、唐亚平和伊蕾的时期，她们就突然从被书写者反过来变成了书写者，成为了书写主体，这是艺术观念上的革命。”

伊蕾和俄罗斯画家聚会

7

　　1988年鲁院、北大作家班结业，伊蕾选择回到家乡天津，去《天津文学》当诗歌编辑。

　　她家在海河北岸粮店后街的一个普通民居区。几十年前，那里有七弯八绕的小巷胡同，灰色砖瓦砌成的平房，绿树从院墙里伸出来，不远就是李叔同故居。这是伊蕾长大的地方——如今，除了仿造的李叔同故居，旧景象无迹可寻，成片的高层住宅拔地而起。

　　从18岁赴河北农村插队算起，她已经离开天津19年。父亲从单位分得一间单身公寓，伊蕾暂住没多久就为弟弟腾出，给他作了婚房，自己只得回去与父母同住。家里平房一共三间，一间住父母一间住大弟，只剩既是厨房又是杂物间的中厅。中厅拉个帘，前一半是厨房，后一半拾掇拾掇，成了伊蕾又一个临时的“独身女人的卧室”。

　　自那以后，伊蕾又换过许多住处，普提河桥边、西站西大道、顺义潮白河滩上太阳城……伊蕾好客，每次租了新房、收拾打理一番后，都会向朋友们发出来家做客的邀请。几乎所有人，只要去过伊蕾的住处，都会异口同调地从描述伊蕾居所的“布尔乔亚情调”谈起：墙上挂着俄罗斯风格的挂毯，餐桌上铺着碎花或格纹的复古桌布，摆上铜制的精致烛台，屋内四处点缀着鲜花，永远拉着的窗帘，盛满的水果，煮好的红茶，伊蕾亲手做的一桌中西式餐点……

　　画家孙建平就是那时被诗人王向峰带进了伊蕾的“沙龙”，他甚至在那儿的聚会中遇见了自己的爱人康弘——康弘是当时伊蕾在《天津文学》的同事。孙建平熟悉民国那段文人名流交往的历史，而伊蕾的圈子，在他看来就像是80年代版本的“太太的客厅”——他称之为“伊蕾家的客厅”。他在悼念伊蕾的文章里怀念80年代的沙龙氛围：

　　“一般是清茶，间或有清香的蔬菜和瓜果，奢侈时有咖啡、葡萄酒，酒后我常常一曲悲凉长调，把大家带向那遥远的草原；诗人向峰书呆子似的朗诵；艺术家常工‘歇斯底里’嚎叫的摇滚；还有‘羊二’的吉他弹出自己的大俗大雅的歌谣；胡子莫毅只会憨笑，爱喝酒的李津和守虹不知侃啥，面红耳赤……”

　　孙建平画过一幅《如歌的行板——第二乐章》，画里，最左的白色长裙女子轻托下颚，神情宁静喜悦。孙建平想留下这“不会再来的记忆”。

　　但美好的另一边，《独身女人的卧室》余波再起。口诛笔伐在1990年发展到顶峰：3月31日，刊于《文艺报》、署名肖卒的一篇评论《文学的歧路——试评<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及其影响》，对《独身女人的卧室》大加讨伐。据伊蕾当时的同事、《诗人报》主编傅国栋回忆，文章里出现了诸如“街头妓女式地向男人呼喊”、“猪狗式地滚倒在一起”、“流氓黑窝里的‘黑灯舞会’”、“同时和许多男人淫乱”之类的侮辱性用词，远远超出文学批评的范畴。

　　两周后，伊蕾找到天津第三律师事务所，交了50块钱，签订合同委托一位叫王殊的律师帮忙。王殊问：你怕不怕？”伊蕾说：“不怕。”

　　很快，他们去北京找媒体，寻求刊登消息的途径，但全部落空。又回到天津继续找——最后，《天津日报》刊发了一篇《女诗人伊蕾状告文艺报》——不求事件得到解决，但她坚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8月18日《文艺报》发表署名余悬的文章《万万不能做压正扶邪之事》，之后被《文学报》等转载，号称旨在净化文坛。次年5月，《文艺报》再次刊登批判文章《为何赞美策划私奔及其他》，署名刘志洪。直接的影响体现在伊蕾作品的出版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伊蕾爱情诗集》不得不把《独身女人的卧室》撤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诗集《女性年龄》中也拿掉了这组诗。

　　后来开庭，朝阳区人民法院传讯《文艺报》时任主编郑伯农。

　　伊蕾身边的朋友、同事，都替她捏了把汗。“现在大家说起80年代，都肯定那一段诗歌年代。殊不知，80年代诗歌的兴盛时期，是先锋诗歌冲破各种阻力获得的；与诗人们的抗争、努力分不开的。”翟永明在怀念伊蕾的文字里这样写道。

8

　　与伊蕾回到天津同时，张石山回到自己的家乡太原。他与原配的离婚闹得天翻地覆，辞去《山西文学》主编之职，但舍不下父母、两个尚在学龄的孩子。在他的观念里，人生最终要回到安稳的家庭生活。

　　伊蕾不愿去太原，两人就此各在一方，但还保持频繁的相互看望与共同出游。好几位天津友人回忆，1989年“野三坡”诗会，伊蕾把张石山带到现场，大方地向所有人介绍；再后来，两人在天津举行了婚礼。

　　两三年后，李亚蓉陪伊蕾到太原，见证了这段婚姻的和平结束。

　　爱情不顾一切，生活却只能扎实到土地里——在哪个城市生活，向往怎样的生活方式，是否要孩子，在这些重大却具体的人生选择上，两人不能达成完全的一致。被朋友们认为“极爱小孩”的伊蕾，最终没有自己的孩子。

1992年伊蕾在莫斯科寓所

　　那时伊蕾已经把生活重心放在去俄罗斯经商——1992年前后，受朋友撺掇，她辞去天津的公职，与三个朋友结伴去莫斯科“创业”。90年代初，正是下海潮轰轰烈烈时。但伊蕾的破釜沉舟，主要与她在天津的生活状态相关：生活空间狭小、频频更换住所难以安定，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买得起一套房子；最初爱情的激烈逐渐归于平淡，客观上的异地、主观上的差异，都把两人越拉越远；事业上也不再处于高峰期……从公共生活到私人生活，无不陷入低谷。

　　离开天津，来到莫斯科；离开文艺生活，选择经商——诗人伊蕾逐渐淡出文学界。逐渐淡出的不仅是诗人的圈子，她甚至远离了诗歌。进入80年代，诗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迅速被边缘化，失去了八十年代的光环。

9

　　1996年，伊蕾母亲逝世；约两年后，伊蕾终结俄罗斯的种种事务，回到天津。俄罗斯的几年让她得偿所愿：尽管最开始办中俄交流报纸的想法付诸东流，但他们先是卖服装接着卖景泰蓝，以伊蕾为首，几个合伙人带着翻译，分头一家家谈下了莫斯科四十多家大商场小店面，打开了莫斯科的中国景泰蓝市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治安极差，一同赴俄的朋友李宁修不停地重复“太乱了”：“俄罗斯那会儿，打劫、杀人都经常的事。我们最开始四个人，有个来了一个月就不干了。我也只待了两三年。身边两个有过合作的人都被杀了之后，实在害怕，待不下去了。”

　　后来，伊蕾也不再常驻莫斯科，只频繁往返于中俄之间。景泰蓝在俄罗斯意外地好卖，“定多少价就是多少”，几个合伙人不久就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她转而把兴趣投向了俄罗斯油画，干起了艺术品收藏投资、文化交流的行当，把特卡乔夫兄弟的油画推到国内。诗写得少了（伊蕾曾对李亚蓉说，没有强烈的情感冲动，干脆不写了），却拿起了画笔——不仅如此，她还“教唆”许多朋友从零开始画画。

1998年在俄罗斯油画收藏室

　　伊蕾总在换新的阵地，李亚蓉说她爱折腾，铁凝说她“想起一出是一出”——跟她频繁更换住处一样。在俄罗斯经商赚钱后，她先在天津买下了自己的一栋小房子，后来又几度搬家；2002年，她亲自设计监工建成了喀秋莎美术馆，也当作住处招待留宿朋友；2003年非典，美术馆门可罗雀，她卖掉天津的房子，在北京798附近买房当工作室；2010年左右把北京的房以三百多万的价格卖了，在宋庄租了一个大厂房当画廊，托付给李宁修看管，自己拿着卖房换来的经费开始了“十年百国”的游历计划，有合适的朋友便结伴远行。

　　王向峰记得伊蕾在电话那头说：“反正都快‘世界末日’了，还不抓紧想做啥就去做？”伊蕾的语气半开玩笑半严肃。那是在2012年之前。伊蕾已把瀑布般的长发剪短，干脆利落，比年轻时更显英气犀利。

　　伊蕾年轻时写过一首《流浪的恒星》，“我在被囚中到处流浪/ 我在流浪中到处被囚”，有点一语成谶的味道。许多朋友确实觉得伊蕾居无定所、命里漂泊，而频繁更换的住处就是她一个又一个“独身女人的卧室”。卖掉房子开始四处游历，每次回天津，她住妹妹家；回北京，住宋庄的画廊里。不管回哪里，必定邀约当地朋友见面，参加聚会或上门拜访永远手持鲜花。画廊不赚钱，三百来平米的大厂房，成了朋友们聚会的空间。“伊蕾是中心，我们这群朋友的中心。”李宁修重复了两遍，随即语气变得落寞，“大家都说以后还要聚啊，但伊蕾走了，谁知道还能不能聚起来呢。”

　　有朋友说她骨子里孤独，才喜欢热闹，却又不停地漂泊；但李亚蓉羡慕她的自由——相比之下，李亚蓉缠身于家庭琐事和社会事务，被各种“稳定”困住，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与伊蕾共同旅行一次。毕长泰是伊蕾发小毕金祥的侄子，也是《伊蕾诗选》的英文译者之一，他记得伊蕾阿姨说过好几次，“人生的重要意义在于体验。”

　　8月2日，天津。伊蕾的追悼会很安静。来的人拭泪，静默。等待入场时，一身白衣的李亚蓉轻轻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眼泪了，心里很平静，好像该流的眼泪前几周已经流完了。伊蕾这样走，应该为她高兴似的。”

　　来这里悼念的，既有文学艺术界人士，也有司机、理发师、医生、律师……李亚蓉感叹，伊蕾待人不论身份，不设界限，有缘相遇便倾力相助。她总觉得奇怪的是，“就算那些我看着很讨厌的人，比如太功利、明显在利用她的人，她也能和人家相处得很好。她好像总能体会别人的处境和难处。”

　　当年从河北来到北京，为推荐李亚蓉的作品，伊蕾在人不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独闯中央美术学院找雕塑系老师游说，也在信里鼓励闺蜜一定要考出来。李亚蓉觉得，自己一生的命运是被伊蕾改变的。“但我好像什么也没为你做过，什么忙也没为你帮上。”李亚蓉曾经这样对伊蕾说。

　　伊蕾说：“你在我精神要崩溃的时候、特孤独悲伤的日子里陪伴了我。”

　　只是从此，西出阳关无故人。

（参考资料：《伊蕾诗选》、《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著）等。除文中提及的受访者外，一并感谢毕金祥、孙桂珠、王向峰、萧沉、徐柏坚、毕长泰等人接受采访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