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石英，1980年生，浙江台州人，著有诗集《独自摇滚》《石头诗》《运河里的月亮》等。曾获第十五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9—2011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2011年浙江省优秀青年作品奖”、浙江省“新荷计划·实力作家奖”等。

方石英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诗如其人，犹如一块质地精良、内敛坚硬的石头，虽不矗立，但棱角鲜明，具有清晰的辨识度。他似乎一直秉持着古老诗学的抒情原则。他用这些抒情的石头，构建起一座“抒情的博物馆”，正如方石英在《抒情是一头孤独的恐龙》中的自我审视：

你的抒情，是一头孤独的恐龙

注定以骨架的形象永久落户自然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的核心建筑材料有二：“石头”和“酒精”。

方石英的名字即是一个诗的意象。这个意象隐喻着一种精神形态：干净、孤独、坚硬、根性。他的诗中频频出现“石头”意象，既是自我精神人格的确证，也构成了方石英家族的精神谱系：“源于石头/激烈的沉默/在海边/家谱是一具大鲸的尸骨/雪白并且坚硬”（《本命年》）。方石英被朋友们称为“石头”，他的儿子被称为“小石头”。“他喜欢收藏石头/并且用石头的棱角概括自己的一生”（《在杭州》）。石头，意味着贴地而行，意味着探触诗学的根性。这块干净坚硬的石头目睹了“世界的疯狂”，“饥饿与贫穷”，“为富不仁者精致的面孔/和精神病院牢固的铁栅栏”，“站在荒诞的边上，相遇一具具风光的傀儡/在霉斑密布的烂树桩上/长着他们虚弱的黑木耳/到处都是投机者/到处都是无助的双眼”，于是，这颗刺穿谎言的绝望的石头，“变成一堆不合时宜的文字/种在远方荒凉的山坡/石头从此隐姓埋名”（《石头之歌》）。“石头”意象为方石英的“抒情博物馆”奠定了基调。

而浇筑“石头”意象的介质是“酒精”，这是方石英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石头的坚硬与情感的丰富柔软，形成了强大的张力关系。“饮酒”与“醉酒”频繁出现在方石英的作品里。酒精里勾兑的是极其强烈的悲伤与苦闷之情，他写道：“到底要喝下多少酒/才能清醒起来/千言万语/我只想做一个沉默的哑巴”（《摇着滚着上天堂》）。其实，方石英的“酒意象”里还蕴含着更多的命运意识，谓之“残酒如谜”，其实也蕴含了人间之苦。

方石英的“抒情博物馆”的架构具有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

先看时间。方石英对“时间”极其敏感。他的很多诗篇都是刻在心灵印痕中的“时间的标本”，每次凝视，都会掀起揪心的痛。他作品里出现了很多“钟表”意象：“在手腕上画一只石英表”（《生日之歌》），甚至在梦里“还有被拆卸成零件的时钟”（《春梦》）。“我把手指嫁接在灯芯上/以心跳为钟表，进入倒计时”（《无法回头》）。这一枚钟表，植于他的心脏，“折射往事绵延的旧时光”，也敏感于未来岁月。他说：“我相信每一个零件/都是宿命的必需/每一次调试/我都全神贯注/忘记疼痛/忘记故乡离我越来越远”（《钟表匠》）。他敏感于时间的行进过程，每到本命年、生日、或者他的出生季秋天，都会写诗以明志，粗壮的时间在方石英的灵魂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方石英诗中还有两个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意象：“暮色”和“暮年”。1980年出生的方石英何以不断强调“我似乎已经不再年轻”，产生一种“暮年”之感？他在《暮色》中“看到/自己的晚年/一件白衬衫挂在光秃秃的树丫上”“白色谎言，企图转移我的视线”，基调冷峻悲凉。在他25岁的2005年，他就开始想象“当老到一定程度/我就开始拒绝出门/独自呆在房间跟着旧唱片转”（《风会把一切吹向身后》）。尤其是他的《青藤暮年》值得反复玩味：“漫游归来，头发彻底白了/不想再远行，也不想/在漏雨的夜变成一个等死的人/趁太阳尚未落山/把所有藏书印进脑海，你清楚/这些书很快就会投奔他处//对饮残月，要喝下多少酒才能/没收美，你把名声关在门外/面壁一个人的家，一个人//写诗、画画、清唱一段《四声猿》/剩下几颗松动的牙，像摇晃的醉汉/在阴冷的空气中无依无靠”。

青年诗人方石英的“暮年”意象，显然基于他虽然年轻但是颇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似乎在青春初期骨子里就有一种“失败情结”。“失败感”贯穿了他的“时间”体验的始终：“我尚未出世的儿子站在石头上/细数我失败的消息”（《我的心是一块多余的化石》）；“但是失败是注定的/我想回家/却一步步走向客死他乡”（《生日之歌》）；“挫败感，这比毛孔还要密集的挫败感啊/终于将我扫射成痴心妄想的形状”（《哀歌》）。《运河里的月亮》里反复出现“我宣布，我终于失败了”。方石英以他的生命历练书写的一部“失败之书”，是对命运残片的清醒审视，体现了方石英对于无限时空里人的生命限度的觉悟，是人生大悲剧的觉醒。

《独自摇滚》

再看空间。方石英出生在台州路桥的十里长街，19岁高中毕业后来杭州学习生活，2015年秋，又去山东微山工作。从路桥的十里长街到杭州、到微山，再到父辈的大兴安岭、到想象世界中的玉龙喀什河边，构成了方石英宏阔的诗歌空间。十里长街就像一条隐秘的河流，在他灵魂里永远流淌着。无论在哪里，故乡都像一滴宿命的墨水，在他诗意氤氲的心灵宣纸上，永不枯竭。他是带着故乡上路的。“在他乡，我就是一块沉默的石头/身上长满怀念的青苔……/我还欠故乡一首不长不短的诗”（《在他乡》）。方石英以诗的方式将历史定格，从而实现了为生命记忆赋形的功能。

方石英还将诗歌空间格局拓展到父辈。《父亲的大兴安岭》是他在深情回眸中的一次灵魂寻根与精神还乡。方石英兼具南方文化的温和性情与北方文化的坚硬品质，或曰：刚柔相济。这或许与其父亲20出头就远赴大兴安岭的十多年知青经历与人格陶染有关。大兴安岭不仅是父亲“命中注定的第二故乡”，也是方石英的精神故乡。方石英的生命中一直凝结着一颗尖锐、坚硬而内质安宁的石头。在很大程度上，大山和石头，已经成为方石英父子的精神图腾和坚实的生命形态的外化。

2015年秋，方石英调入山东微山工作，他称之为“深入生活”。此时的方石英，抒情的境界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微山》一诗堪称杰作：“可是我还在喝酒，尽管整座小城/都睡了，都在梦里做一个好人/那又如何？重要的是我还醒着//微山，微山，空空的城/荡荡的月光洒在微子墓前/也洒在张良墓前，万顷荷花已败/秋天早已深入骨髓//可是我还在喝酒，幻想一把古琴/断了弦，高手依然从容演奏/弦外之音，驴鸣悼亡也是一种幸福//微山，微山，微小的山/不就是寂寞石头一块/异乡的星把夜空下成谜一样的残局/趁还醒着，我喝光，命运随意”。荒凉颓败的精神境遇下，渗透着魏晋行吟诗人的风度。气韵沉雄的大境界，或许与其深入北方大地的生命体验有关。可以说，微山时期的方石英，真正触摸到了伟大诗人的境界。《娜杰日达》对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圣徒般的品格和精神境界做了富有历史深度的刻画，显示出良知之重。“在独裁者死亡之前/所有的俄语都在提心吊胆/到处都是特务/告密者扭曲的脸癌细胞般扩散”，粗笔勾勒，力透纸背。这些诗篇，承续了方石英早期诗作《陆秀夫》《最后的夜》那种清醒的历史意识和良知写作理念。

方石英的写作由早期总体上的纯净抒情品质，开始变得孔武有力。他的“抒情博物馆”除了石头、酒精之外，又增加了更加丰富的现实和历史元素。从1999年走出路桥的方石英，经过近20年复杂的人生境遇，已经真正摆脱“文化断乳期”，开始迈向诗学成熟期。

“盛夏有雪/熬夜者把黑暗熬成镜子”（《熬夜之歌》）。方石英目前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蜕变，就像“蜕皮中的蛇”那样，他在诗艺的锤炼中，在慢镜头中，“打磨一枚青玉，它纯洁的野心/在冬天之外的黄昏盛开/崭新的皮肤，闪着光/缓缓移过织锦覆盖的梦境”（《蜕皮中的蛇》）。那枚“青玉”已经闪烁出迷人的色泽了。

  诗是活着的证明  

文 | 方石英

我喊儿子方路杭叫“小石头”。

小石头曾在他5岁的一个黄昏很认真地问我：“爸爸，你是做什么的？”

“我写诗，”我告诉他，“爸爸是一个诗人。”

从此，小石头经常会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人，然后告诉对方：“我爸爸是个诗人。”

我写诗，似乎和少年时代深埋下的孤独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待到年纪稍长，我读到清人杨晨编著的《路桥志略》，发现故乡历史上两大诗歌社团——清咸丰十一年创立“月河吟社”及民国时期复举的“月河诗钟社”都有家族先人参与其中。仿佛宿命在召唤，也许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我成为诗人如同继承了一项无用之用的祖业。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背景，对我而言，我最大的写作背景就是“故乡”。更具体的说，我曾生活过整整19年的台州路桥让我的诗歌写作拥有了永恒的背景。在我每天经过的十里长街，每一块青石板都是我写了又写的草稿纸。这岁月的底片，记录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而一个人真正拥有故乡，是他离开故乡之后。在他乡，是漂泊，是动荡，是不确定的无限可能；我的他乡，始于杭州，后来我有了孩子，便取名“路杭”。故乡是真实的存在，也是虚构的源头，每一次回忆都是在虚实之间雕刻时光。在他乡，我对“温度”日益敏感。是的，我要写有温度的诗，直抵人心深处。

我是个温和且坚硬的人，也许这是受了自己名字的潜移默化。当年祖父冥思苦想很多天，终于给我取了一个很像笔名的真名——方石英，他是冀望我能学习古人刚柔相济的品性。而选择写作的道路后，我同样希望自己的诗是质朴的、坚定的，并且是感人的，像一块宿命的石头，呈现作为个体的人在时代与命运的迷局里所应该持存的生命的尊严。

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艺术与其说是更好的，不如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存在，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一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我想，诗歌正是我存在、并且依然活着的重要证明。所以，我一直信奉并坚持独立写作，追求对美、对良知、对真实内心负责到底的写作状态。

布罗茨基

新诗的“自由”常给人一种当代汉语诗歌写作门槛较低的错觉，事实上，诗歌绝非简单的文字分行术，一首好诗的诞生也并非易事。它要求诗人具备高度综合的能力，所谓“诗有别材”，是写诗的料才有可能写出好诗。写诗又如挖井，一个诗人惟有心无旁骛地深挖，才有可能获得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水。

一个自觉的诗人，会选择有难度的写作。这个“难度”应该建立在纯粹与真诚的基础上，在我看来，任何故作高深的装腔作势或不知所云，其实都是虚弱的表现。

18岁那年，我在路桥小镇惟一的新华书店里发现了波德莱尔。当我读完《恶之花》，顿时有一种被电流击中的感觉。也是在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新诗的题材是如此自由广阔——诗是诗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秘密通道，诗人用诗歌回应或还击世界是一种天性本能，而世界的复杂性也注定诗歌题材的无限丰富。诗无禁区，什么都可以写，但如何写出佳作则需要琢磨推敲。从语言、腔调、形式、细节、肌理、滋味……诸多方面一一去观照，最终淬炼出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品。我觉得一个诗人是否优秀，关键还是看他的诗歌文本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大浪淘沙，岁月只会把好诗留下。

《恶之花》

当然，诗人也要吃饭。这些年为了能自由自在地写诗，我也在不断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十几年间辗转多方横跨数个行业。很多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仿佛有两个方石英生活在我的体内——向往爱与自由崇尚个性的诗人方石英，和置身庸凡人海坚持世俗劳作的隐者方石英。分裂又统一，幸福又煎熬，因为写诗，我拥有了两条命。

写创作谈是我的弱项，我想和世界说的话其实都已在诗中。如果非谈不可，那我坦白——诗歌是孤独的事业，我向往诗与人合而为一，努力写好诗、做好人是我毕生的追求。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8月13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