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新时代呼唤新创造，中国作家艺术家正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去年本版推出“高峰之鉴”栏目，聚焦中外历史上的文艺高峰，总结过往经验，提供镜鉴启迪。今年我们新开“高峰之路”栏目，约请文艺大家，面向中国文艺建设现状，从各角度各领域出发，为筑就新时代文艺高峰提问题、想办法、出思路。

——编  者

 人心是衡量文学高度的一把“尺子”

如何创造新时代文学高峰？这是当前中国文学界面对的重大命题。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自此，“文学高峰”成为文学界讨论的热点。作家如何写出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理论批评家如何助力作家创作出时代文学的高峰？文学工作者如何为作家创造条件倾力打造文学高峰？大家从不同角度展开广泛、深入、富有创见的讨论。与此同时，这个话题的另一面也值得我们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那就是：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被称为时代的文学高峰？判定文学高峰的真正标尺是什么？

这个话题本身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多元性，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答案。一部作品，如果形式足够精美，在技术手段上抵达前人不曾抵达的境界，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在专业技巧上显示了自己的高度；一部作品，如果处理的是很典型、很重大的题材，展示出对历史和时代的总体性把握和揭示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写作在视野和格局上抵达某种高度；一部作品，如果在“两种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市场畅销、拥趸者众，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同样可以说，它在传播效果上标记了自己的高度。这些不同“高度”，在各自语境中都可以成立。但同时，如果仅止于此，那么文学的“高度”依然不全面，不具根本性。它们是山峰上某块岩石的高度，而非整座山峰的高度；是“相对高度”，而不是“绝对高度”；是“高峰”之所以成立的诸多侧面，而不是完整的“高峰”本身。

那么，根本的“高度”和完整的“高峰”，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尺去判断？我想，这样一把最具涵盖力的标尺，就是人民的心意。

习近平同志说，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学创作的根基和源头，深深扎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文学自身历史的建构与成立，也必须经由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纵观人类历史，文学银河中那些璀璨的巨星，没有哪一位是仅仅依靠自我标榜或者小圈子内的相互肯定而闪耀出持久光芒。大浪淘沙，但凡能够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家作品，必然先要经历人民的检验，赢得人民的心。习近平同志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既是文艺表现的主体，也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是文艺创作价值意义的最终赋予者。写到纸上的文字，未必有想象的那么牢靠，时间长了纸页会发黄、藏在图书馆里也可能有落尘和虫蛀；但写到人心里面的文字，却永远不会磨灭，将随着阅读记忆的传递和精神价值的传承，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记取、相传、仰望，最终成为本民族文化传统乃至精神形象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在此意义上，一部文学作品，能不能把故事讲到人民心里去，能不能获得人民的认可和认同，能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内心世界和文化潜意识的一部分，是衡量其文学海拔的一把尺子，同时也应成为广大作家的根本关切与恒久追求。

 人心是照亮文学价值的一面“镜子”

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关乎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这里的“人”，指的就是生活在祖国大地上、奋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最广大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社会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学，它源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学最鲜明的特征。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学，就是要坚定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

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指导创作、开展文学工作的一面最鲜明的旗帜，把它坚定而高昂地立在中国文学的第一现场。旗帜要立得起，更要展得开、让人看得见；文学以人民为中心，不能仅仅停留在嘴上，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中、体现在效果上。因此，作家的文字是不是得到读者的认同、能不能敲开人民的心扉、有没有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与喜爱，既是一种最有效的检验，也是一项很切实的目标。

把故事讲到人心里，源于文学艺术自身的本质要求。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这不仅是指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同样也意味着，好的作品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到、喜爱上、对广大读者有所启迪，它的价值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离开人民，离开人民对作品具体而实在的阅读接受，再好的文学作品，再出众的艺术价值，最终也将无处落脚。“百川东到海”，人民既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同样也是文学创作的最终归宿。

事实上，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接受，历来都是文学研究内部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理论话题。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甫认为，“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强调的是文学作品对读者的作用力和在读者心中激发起的情感或思想效果。20世纪中期，西方文学理论界兴起过“接受美学”思潮，把读者及其文学接受活动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加以考察，认为只有在读者的阅读接受过程中，作品才得以最终完成并获得生命力。我国古代文论同样看重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教育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左传》将“立言”同“立德”“立功”并称为“三不朽”，说它“虽久不废”，强调了“言”对世道人心的深远影响。柳宗元说“文者以明道”、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都是看重文学对读者的教化功能。到近现代，梁启超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文学对民众的影响和教育，被认为与现代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则更具体地认为，“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因此需要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村妪妇孺皆可懂”的“活的语言”“活的文学”，将文学的传播效果以及对民众的启蒙教育功能，抬到重要位置。

重视读者、重视文学的传播能力和社会效益，既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漫长历史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优秀文学传统。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如果要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价值、鼓舞人民精神，就更应当树立读者意识，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故事真正讲到人民心里去。

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关系作家自身价值的实现。文学创作是一个艰辛过程。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从灵感诞生、决意创作开始算起，一直到写作完成、发表出版为止，其间可能需要一年、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艰苦劳动，需要写作者强烈的情感投入和巨大的精力付出。更不用说，在创作过程开始之前，写作者还需要付出更多无形的努力，去广泛地阅读作品，系统地学习各种知识和理论，并进行一次又一次可能并不成功的练笔摸索及写作尝试。作家经过这样艰辛的劳动过程创作出来一部作品，从心底是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读者的喜爱并实现自身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价值的。而文学创作者的价值，是一种形态比较特殊的价值。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可见，它并不简单等同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指可以超越人生寿限和实际境遇，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光辉。那么，这种价值从哪里来？本质上讲，是从人民的肯定中来。心系人民的作家，人民也会把他高高托起。

法国大文豪雨果一生坎坷，在国外流亡近20年，直到晚年才回到法国。但人民真挚地热爱这位道出他们心声的作家。雨果1881年生日那天，多达60万人浩浩荡荡地从雨果家门前走过，游行队伍足足走了六个小时。对作家来说，这是一种无上荣誉。真正心怀人民、能把故事讲到人民心里的作家，终将得到人民的热爱。而这种真诚热烈的爱，正是对写作者生命价值的最高肯定。

"心心相印"才能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去

作家是讲故事的人。习近平同志说：“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作家想要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去，不能只靠理论观念上的认知和重视，而是要在创作实践上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在我看来，广大作家至少应当努力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要关注人民的关注。人民群众关切的话题，是文学作品敲开人民心扉最有效的“敲门砖”。当年，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小杜丽》在报纸上连载，出海航行的水手一靠岸，第一件事问的先是小杜丽的故事发展得怎么样了。一部小说为什么能让读者如此牵肠挂肚？就是因为故事人物的艰难生活和曲折命运，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核心病症，与广大读者自身的现实处境有关。路遥30多年前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到今天还拥有大量读者，原因在于小说讲述青年人的奋斗故事，直到今天依然为广大人民所关心。作家只有面向人民的大关切、思考时代的大问题，在挖掘和处理现实重大题材上多下功夫，不断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才能创作出人民喜爱的好作品。

第二，要深入人民的生活。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不体验人民的生活，就摸不准人民的心思。文学的路上没有捷径，作家想要写出留得下、叫得响的作品，就必须扎扎实实地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之中。在这方面，许多前辈作家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柳青为写《创业史》，在陕西皇甫村蹲点14年，中央一个文件下来，他一看就能知道农民喜不喜欢、是要哭还是要笑。刘白羽68岁高龄去前线采写，是拄着拐杖登上最前沿山头阵地的，全然不顾那里甚至已在对面炮火的射程之内。接待的人怕出危险，劝他不必那么靠前，他说：“那怎么行？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是随先头部队行动。”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值得今天的作家学习。广大作家要像优秀的前辈们那样，时刻跟随时代生活的“先头部队”行动；对生活的体验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心思与人民靠得近，故事才能够写得好。

第三，要强化讲故事的本领。讲给人民的故事，要让人民喜闻乐见。老调重弹、形式陈旧，人民是不愿意读的。过度高深甚至追求形式大于内容，人民也是读不进去的。既要有创新、又要接地气，这是人民和时代向广大作家提出的高要求。要广泛学习最前沿的艺术探索经验，熟悉和掌握各种表现技法和艺术手段，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大胆发展改造，既要有博采众长的“慧眼”，也要有为我所用的“匠心”。当一部作品具备了特点鲜明的个性风格、新颖有效的形式手法，同时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阅读接受能力，它自然也就会得到人民真正的接纳和发自心底的热爱。

巴金说过：“古今往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作家向读者交心，向人民交心，人民才会把自己的心向着作家和他笔下的作品敞开。这是以往文学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真理。坚持付出真心的态度，树立引领人心的志向，增强叩开心扉的本领，与人民始终同甘共苦、心心相印，才可能把故事讲到最广大人民的心里面去，成就无愧于新时代的文学高峰。

（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