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的李劼，似乎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李劼，才气横溢，又不辜负这才气横溢，大声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在一个规规矩矩的舆论场里，这样的表现有些生猛。李劼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他常感无奈。

诗为心声，词乃情物

在中国文学舆论场中，李劼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唱随传统，也不附和主流。

譬如在今年新出版的《唐诗宋词解》中，李劼告诉读者，“世人认为已经定论的唐诗宋词，其实积着历时千年的尘垢。”

在李劼看来，审美是民族文化最敏感的神经，即使如王国维、陈寅恪、龙榆生以及钱锺书这样学问深湛的大家，其审美观念也未能幸免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污染，以至于他们在解读唐诗宋词时，依然受诗言志、文载道这种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史记》中所涉的女人，都跟国家兴亡有关，根本没有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没有自己个人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理由。历史是为男人写的。同样，诗词也必须体现男人的意志，从而因为男人而存在。就此而言，陈寅恪也罢，施蛰存也罢，包括钱锺书、甚至王国维乃至龙榆生，都与司马迁高度一致。”李劼在《唐诗宋词解》一书的自序中如是写道。

在对苏轼苏词的评说中，就有这样的偏见。李劼解释：“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扬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认作豪放，很有男儿气度，根本无视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空洞以及源自无知的茫然。其实，最出色的苏词是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但历代词话从来不那么认为，因为在那些词话者心目中，悼念亡妻只是家事小事，惟有心怀天下或者凭吊历史才是国事大事。”

李劼最不认同的，恰恰就是他们与司马迁的这种“高度一致”。他认为，诗为心声，词乃情物，言志、载道不是诗词的义务。刘勰的《文心雕龙》之龙，便是理学家所谓的文以载道，它一直压在之后的历代诗论和词论头上。以诗论词话为主体的中国诗学，便一直以这条龙为美。

“文心，不是用作雕龙的，而是文人墨客借此倾诉情爱的挚爱之心，借此抒发胸臆的悲悯之心。有我无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情无情，有爱无爱，有尊严无尊严，有悲悯无悲悯，”李劼在他的《唐诗宋词解》中写道，“功名如云，情如风。风，是常在的。”

赏心乐事，不喜研究

李劼对唐诗宋词的解读，不仅是对传统审美的一种挑战，也颠覆了诸多读者的固有印象。对此，李劼表示，他的解读观点，不会改变，“无论别人怎么非议，绝不改变。至于读者的反馈，读明白的，会心一笑。不明白的，也只能一笑了之。”

在李劼看来，不仅是诗词，整个文学都没有载道的义务，它是心灵的自由放飞。“中国的文学史，肯定需要重写。因为过去的文学史，太过文以载道。虽然‘道’的涵义有些不同，但载道的要求，始终不变。”李劼告诉记者。

对李劼来说，读唐诗宋词，也只是赏心乐事，跟听古典音乐一样。“不喜欢研究。一研究就会没感觉。我以前有位朋友，也是上海人，一拿到新的碟片，首先关心的就是，是哪家唱片公司出的，哪一年的版本，非常有讲究。我却从来不在意。但我会注意，是哪位指挥家指挥的，或者哪位演奏家演奏的，抑或哪位歌唱家演唱的。”李劼说。

阅读《唐诗宋词解》的过程中，会感觉到李劼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解读有一种了然于胸的自信，语言生动，甚至带有些许轻松的戏谑。他写得畅快淋漓，读者读得畅快淋漓。

曾有人将李劼的写作风格比作马拉多纳踢足球，但李劼以前一直不知道马拉多纳是怎么回事，直到这次世界杯，他在网络上顺便看了马拉多纳的诸多采访报道，领略了其风采。

“那样的畅快淋漓，确实很相像。不同的是，我不像拉丁裔人那么不羁，既不喝酒也不抽烟，甚至连烟味都受不了。对空气的新鲜与否，极其敏感。就此而言，我的风格更接近曹雪芹，时而放得很开，时而非常细腻。”李劼说。

除了解读唐诗宋词，实际上李劼也试过写格律诗或者填词，但是不行，放弃了。李劼对记者说：“有些艺术是无法重复的。唐诗宋词更是无法重复。格律词牌俱在，但唐人宋人，不再。”

很不生猛，非常无奈

学者丁东曾将李劼形容为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无论是野马，还是马拉多纳，给人的印象中都有生猛的一面，但李劼认为自己其实不生猛，反而常感无奈。

“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个无奈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感觉无奈。”李劼说。

李劼告诉记者，最近，他的《论<红楼梦>》手稿突然在网上被人公开拍卖，而且这份手稿已经被经手之人乱涂乱改一气，其中没有一处曾经得到过他的许可。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却又无可奈何。李劼说，这份手稿是当时出版社编辑从他那里借走的，等书稿编完之后还要还回来。他相信了这位编辑，结果一借就是二十多年。到美国后，他曾向那位编辑要过手稿，但对方说已经离开出版社，答应帮他问问。

“听上去好像是他在帮我的忙，而不是归还我的手稿。”李劼说。发现手稿被莫名拍卖后，李劼的一位朋友代他去向当年那位编辑询问，对方却回答，所有作者的手稿在出版社被保存十年，之后就被当垃圾处理掉，而被这样拍卖算是幸运的，并且还说，某某某的手稿也被别人拍卖了。

在李劼看来，这变成了一种理直气壮的“盗窃”，仅就责任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当初借去的手稿，多年后被人在网上拍卖，“不说朋友间的信任，仅仅作为责编，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么？”

对于这件事，至少眼下，李劼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但很不生猛，而且非常非常地无奈。”李劼说。

另一些事上，李劼也常常有无奈之感。“我其实在自己的书文中说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简单的道理，这就好比看见一棵树，我说这是一棵树；然后看见一根木头，我说那是一根木头。就这么简单。一点不生猛。”可让他无奈的是，几千年来，世人一直把树说成木头，把木头说成树，而且大家竟然也都认可了，甚至将其当做永恒真理。

李劼说，他只能退到一边旁观，没有任何参与的意思，就像他写了《论<红楼梦>》，但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红学家，因为他不想参与红学。在李劼看来，地域并不影响态度，无论在哪里，他都遵循自己的内心写作。

李劼在美国所居住的社区，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上苍待我不薄。我以感恩的心情，思考，写作。古印度的奥义书是从大森林里走出来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出奥义书那般文字。可以明确的是，我的心境正越来越安静。”李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