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歌中意义的一点评论

起源于想像或情感（诗歌）的事物的意义往往在本质上不同于起源于理智的事物。它们具有想像或情感的意义，而不是理智的意义，它们将这些意义传达给对想像或情感意义敏感的人。对于仅仅向理智意义开放的人们，它们也许什么都没有传达。简言之，起源于想像或情感的事物往往采取含混或不确定的形式。将单一的、理智的意义附加给这样的事物，而不摧毁它们内在的想像或情感的含混与不确定，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诗人们不喜欢做解释。他人赋予的意义有时不是诗人所要表达的意义，从未在他的头脑中存在过的意义并不对其作为意义造成损害。最近由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唱片的内封面上有一个关于这件作品意义的说明。然而，布鲁诺·瓦尔特说，他从未听马勒私下说过交响乐有任何除了音乐本身的意义。这一点损害到评论者作为意义的意义吗？这支音乐肯定没有任何单一的意义，作者惟一想要表达而我们又必须要去领会的意义。如果它有惟一的意义，那么作曲家有什么理由隐藏它呢？带有标记的乐谱包含着富有想像和敏感的听众所能发现的任何意义。无需太多东西就能在万物中体验到这种多样性。诗人，音乐家，两者都拥有明确的意义，但他们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表达的，并且不做解释。 

《阐释者》，1948年11月

威廉姆斯

在这些书页间可以觉察到秋天细微的烟草味。威廉姆斯已经过了五十岁。

关于他有这么多的事情可说。首先，他是一位浪漫诗人。这会吓着他。但是证据到处都是。就拿第一首诗来说吧，《所有幻想的事物》。给这首诗赋予特色的是女人的意象，在往昔的西班牙曾是波多黎各的少女，现在却孤独而衰老，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回忆着。当然，这是公认意义上的浪漫，而威廉姆斯在公认意义上很少是浪漫的。

这个人用一生反对事物的公认意义。最重要的，就在这里，他的浪漫气质出现了。可仅仅是拒绝还不够：重要的是拒绝的原因。原因在于威廉姆斯拥有一种他自己的浪漫。他强大的精神有尝试自己力量的需要和快乐。

我们将会观察到，在《所有幻想的事物》中的孤独人物和《灿烂悲哀的太阳》中的讲话者都有一点感伤。为了彻底理解威廉姆斯，必须马上提及他有感伤的一面。抛开了这点，这本书就不会存在，它的特色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鳕鱼头》有一点纯粹的感伤化；《公牛》也是这样。感伤有一个如此讨厌的名字，以至你会犹豫。但假如激发威廉姆斯的东西拥有讨厌之名，就他的情况而言，明显的创造性功能会有助于改变它的声誉。整体上看，威廉姆斯所提供的不是感伤，而是对感伤的反动，抑或是一点点感伤，非常小的一点，加上激烈的反对。

他对反诗歌的热情是血液里的，而不是墨水瓶的热情。反诗歌是他的精神疗法。他需要它就像一个赤裸的人需要遮蔽，或者像一个动物需要盐。对于一个有着感伤一面的人来说，反诗歌是真理，是我们永远都会逃避开的真实。

反诗歌有许多方面。令一个诗人上瘾的方面是对他的有效性的测试。它的纯修辞方面是无价值的。作为一种矫情它是平凡庸常的。作为鞭子它的意义要多一点。但是作为个人精神的一个阶段，作为拯救的一个源泉，此刻，在一个困惑的时代，当一个人从窗户里望着拉瑟福德或帕塞伊克，或者当一个人走在纽约的街道上，反诗歌就获得了一种非凡的效力，尤其是如果一个人的天性中就拥有复仇女神如此感兴趣的一面。

为了使真实丰饶，不真实的东西是必需的；为了使反诗歌丰饶，感伤的东西是必需的。威廉姆斯在本质上更是个现实主义者，超过了通常诗人的情况。在这点上，人们可能会把自己设定为美学上的林奈，给《作为欲望的阁楼》中未使用过的帐篷指定女性角色，给苏打标志赋予一个男性角色；一般说来，一个人能够匆匆浏览完这些书页，并指出本质的诗歌往往是非真实与真实、感伤与反诗歌联合的结果，是两极不断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似乎可以定义威廉姆斯和他的诗歌。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诗人都是浪漫诗人。所以，最不期望自己如此的诗人往往却是全然如此。例如，除了超现实主义者，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整个流派概括为罗曼蒂克，一遍一遍浸染最为可靠的紫色。那么，在今天，一个浪漫诗人是什么？他偶然成了一个仍然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但却坚持认为那里的生活将是不可忍受的，除非事实上，他在塔顶，能够异乎寻常地看见公共垃圾、斯奈德番茄酱、象牙香皂和雪佛兰轿车的广告牌；他是独自与太阳和月亮一起生活的隐士，但却坚持接受一份腐烂的报纸。只要威廉姆斯，在方式上和出于明确的原因，与其同代人一样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定义他和他作品的企图就不会被当作定义其他任何人、任何事的企图。

这样的定义，使得威廉姆斯看上去有点像那座壮丽古老的石膏雕塑，莱辛的拉奥孔：现实主义者正挣扎着要逃脱非真实的蛇。

通常他是被从外部来识别的。他在此处容纳失败的节奏，几个层面上的词语，没有逻辑的思想，和熟悉的次要事物，这些，当全部被说到时，就仅仅是晨歌和黄昏曲之间的先知的消遣。人们将会发现，他为诗集制造了某些十足的附加物，当然，它们对于他比之任何人都更神圣。他对反诗歌的特别运用就是一例。赤裸产生的模棱两可是另一个例子。暗示的意象，比如在《年轻的悬铃木》中，在一个人的想象中被他刺激得跃起来的蛇，就是意象主义的一个附加物，是威廉姆斯总是觉得合宜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阶段。在风格方面他是个行家。他的花写得很是精美。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仅仅是被提到。威廉姆斯本人，作为当代诗歌中的第欧根尼，要有活力得多。事实上，如果你碰巧没有把他当作拉奥孔，那么把他当作第欧根尼可能是非常合适的。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诗选1921—1931》序言，1934年)

纪念哈丽特·门罗

门罗小姐的工作使她能接触到最为可怕的自我主义者。我指的是总体上的诗人。你能够看到她敏锐的理解力随访客不同而调整。当他们离开她的办公室时，她保持着同样的和蔼可亲。她一定给她的许多撰稿者留下这样的感觉，她不但喜欢他们的诗歌，也喜欢他们的人，正如她通常那样。

没有任何更讨人喜欢的人了，但是她没有一丝忙于迎来送往的迹象。她需要更多的时间以便更好地了解你。她会陪你一起吃午饭，然后再邀请你去她家吃晚饭。她为你尽其所能，把最好的给你。引用一个不是特别拔高的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晚餐后她拿出一小瓶利口酒那样的威士忌，她说那东西好像有九十年那么久了，几乎是殖民地时期的，仿佛是贮存起来专门为了那个冬天夜晚的。

我们有幸在哈特福德见过她几次，她再次以其诚挚和善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诗刊》里面，它很容易变成低于它本身的东西：成为一个集团或一种模式的宣传工具，或者是形成一种僵硬的标准。但显然，它是很多人的杂志；它可能是最宽泛的。她使之成为如此。她喜欢置身于人们中间；在一群人中她总是最为热切的。不仅仅是谦恭有礼使她把人们想得很好、说得很好；她这么做是因为她喜欢这样。

（《诗刊》，1936年12月号）

有关诗歌的一则笔记

我在诗歌中的目的是写诗：在没有任何特殊定义的情况下，抵达和表现每个人都认为是诗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需要。

今天，在技巧方面，存在着完全的自由，我宁可倾向于不理会形式，只要我是自由的，并且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关于形式，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造成太大差别。有关形式的根本之处是使用任何形式时都能自由无碍。一种自由的形式并不能确保自由。作为形式，它仅仅是又一个形式。所以，我信任与形式无关的自由。

原载《牛津美国文学选集》，1938年

向T.S.艾略特致敬

我不知道有关艾略特还有什么可说。他的巨大声誉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有一种事物，如果完全接受，就会在多少有助于创造每个诗人的诗歌的同时，也有助于摧毁它。

偶尔我会捡起艾略特的诗歌，读一读，脑子里一点都不想他是什么立场。这就如同偶然在一个不妥当的地方，看见一幅引起过巨大轰动的画：例如，就像在一个所谓的早餐角里有一副乔托。

这么说吧，在教堂长椅上读艾略特，能使人保持年轻。在一个已经变得极其松垮且越来越松垮的世界，他始终是一个正直的苦行者。

（《哈佛倡导》，1938年12月）

为《这是我最好的》所作的笔记

诗歌对于其作者来说，也许有着在读者看来并不明显的价值。在下面这组诗中，《黑色的统治》，是计划写的一个系列中的惟一一首，所以，对于它的作者来说，它有着一种指称很多实际上没有写出来的诗歌的价值，对于别人它可能就不会有这种价值了。其他诗歌，例如《在卡罗莱那》和《甘蔗的负担》，复活了一些时刻和地点，这些诗歌可能是与它们有关的最为微末的记录。所以，对诗歌的个人选择是晦涩难解的。这组诗是一种个人选择，不是一种批评的选择。它包括了很多我最初一本诗集中的诗，大大超过了我最近的诗集，尽管我最近书中的诗无疑比最初书中的那些诗更为重要，更为重要是因为，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他的各种目标也变得更为清晰了。

生活的主题就是诗歌的主题。很显然，政治家或者哲学家的生活目标，也应该成为诗人的生活目标，而他的重要诗篇应该抵达那个目标。但是诗歌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哲学。诗歌就是诗歌，一个人作为诗人的目标是抵达诗歌，完全就像一个人在音乐中的目标是抵达音乐。有些诗人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会说一首除了作为诗歌的重要性之外根本没有任何重要性的诗是没有重要性的，一个除了抵达诗歌之外别无目标的诗人是在浪费时间，还不如一个有理性的人。然而，我们有一种依赖意外之物的奇怪方式，其中就有意想不到的诗歌的变形。也许收在这里的诗歌将会证明这些说法。这些诗歌的写作时期，最近二十年，一直是极其生动的，这些诗至少与那种生活有关。

（1942年8月10日）

一份答卷（1946年）

你认为今天的美国青年作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或本质问题是什么？

今天，在美国，所有的角色都屈服于政治家的角色。

诗人的角色可以用政治家的反面来确定。诗人吸收的是总体生活：公共生活。政治家是被其吸收。诗人是个体。政治家是总体。诗人身上的个人是其诗歌的来源。如果这一点真的关系到诗人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与其诗歌来源的关系，那么接下来，他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他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隐秘人物。在另一方面，这确实意味着他必定不允许自己像政治家那样被吸收。他必须保持个体性。作为个体他必须保持自由。政治家期望人人都像他那样被吸收。这种期望是对个体的一种蓄意破坏。那么，诗人的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保持他的自由，那是他有望创造出有意义的诗歌的惟一条件。

如果人们想要凭借诗歌获得本质的满足，诗歌就必须不断扩大其智力范围和力量。这是一个为最高诗歌准备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来都没有现在这么少，而且即便我们理解了，我们也不喜欢它。我们从来不想更多地理解它，也不需要更多地喜欢它。这些强烈的限制对适合创造价值与信念的诗人构成了挑战。这最终说明了问题。

我没有触及到形式，尽管它意义重大，但在今天，它不像内容那么重要。当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内在组成部分时，形式才是重要的。

（《耶鲁文学杂志》，1946年春）

莱昂-保尔·法尔格三件作品的意译

现在，用很少几分钟，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人的作品，法国人莱昂-保罗·法尔格，作为诗人他终生生活在巴黎，两三年前在那里去世，我愿意以此来结束这个项目。八九岁时他是洛林初中马拉美英语班上的学生，十多年以后，他成了经常在马拉美寓所聚会的沙龙成员之一。他与保罗·瓦雷里做了四十年的朋友。我推测，上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他认识巴黎每一个与诗歌有关的人。如果不提及他的多数诗歌都是散文诗，就无法评论他的作品。克洛迪娜·肖内在《今日诗人》系列中（第66页）研究过他，谈到他诗节的庄严，即使不是戏剧性的，至少也具有某种仪式性。我将朗读《诗篇》（1912）中两首诗的意译，那是他第一本重要著作，也是最受人喜爱的，还有《家庭画像》（1947）中的一页散文。我称这些翻译为意译，因为，为了保持节奏感，意译似乎比直译更有用。

1.在一片地区里(《诗篇》第59页)

在一个被花园和树木的气息弄得昏昏欲睡的地区，梦的斜坡，远处，它的和弦时疾时缓，在秋日的天气中……

怎样灿烂的形影聚集在它们苍白的髑髅地！怎样的姿态激活了潜在的未实现的梦的吟唱！怎样的手打开了进入风景的突破口，回忆的事物进入视野，就像借闪电看见屋顶上的远景……

一盏路灯在通往绿叶遮掩的别墅的砾石小径尽头耐心等待，那里还滴着一场小雨。

无疑，天使在那里，在键盘旁，在羽毛的阴影下；他面容高贵，将双手上的光环，伸到光芒前去检验，坚定的火焰使之焕发明亮。

鸟被群岛的某个秘密所困扰，群岛依然隐藏着它，把它的歌，装入它黄金的篮中！

秋天的一片台地。苦涩的气息中，一座白色别墅等待在路的尽头。一个金子般的思想带着悲哀的血统坠落。盲人被拖进牧歌已死的房间。

2.夜晚的气息（《诗篇》第90页)

一种夜的芳香，无法解释，带来模糊的怀疑，微妙，温柔，从敞开的窗户进入我正在工作的房间……

我的猫观察着黑暗，壶一般僵硬。命运敏锐的目光从它的绿眼睛里注视着我……

灯轻轻唱着纤弱的歌曲，柔和得仿佛发自一只贝壳。灯伸出抚慰的双手。在它的光环中，我听见连祷，歌队和苍蝇的回应。灯照亮了露台边缘的花。最近处的花羞怯地上前来察看我，像一队小矮人发现了一个吃人妖魔……

一只蚊子的微型小提琴没完没了。你以为有人在远处的一座房子里孤独地演奏……昆虫斜坠下来，在桌子上优雅地蠕动。一只黄如稻草的蝴蝶拖着身子在我书的黄色小峡谷中爬行……

外面，一口大钟发出单调的长鸣。记忆活动起来，像儿童在一个圈子里跳舞……

猫把身子伸到最长。它的鼻子在空气中追踪觉察不到的进化。一只苍蝇在灯里合拢它的剪刀……

咭咭呱呱的厨房闲聊在后院高起来。争吵声在扮演鸽子-田鼠。一辆马车出发，离开。一列火车吱嘎开向下一站。一阵拖长的呼哨远远地升起……

我想起我爱着的某个人，她这么小，这么孤绝，也许远在夜晚覆盖的陆地之外，远在水的深渊之外。我无法吸引她的一瞥……

3.艺术家赛贡扎克（《家庭画像》171）

这二十年的事物之间，这二十年的感觉和赛贡扎克的眼睛之间，存在的是交换，隐秘、强大、可靠，他把它们刻在牢固的石头上。他的面孔，他的画像，他的莫兰，他像一个儿子一样爱他，他在马戏场周围的漫步，他的圣-特罗佩兹的沐浴者，他的牛犊脑袋，他的柳树和丰收，对我来说，它们有时被自己邮票一样的档案价值所压倒。我想说的是，它们说明了信息的确切来源与清晰感觉，这些是不可能搞错的。对我来说，真正的艺术家似乎是这样的：他是个见证者。有时也是向导。通过他，那激励了他的时代闪耀出光芒，他释放了它的火焰特征，用特殊的象征，形式，视野，精神习惯，属于这个旋转木马时代的树或村庄的位置。国家图书馆现在急于从赛贡扎克身上辨认出这种社会角色，这种由本能与权威组成的天才，表明我们可怜的古国远非一无所有。

我最近在一篇评论中读到这些句子，它们让我沉思良久：“今天还剩下了什么，柯罗的那些雾蒙蒙的水面，那些筛下金色阳光的林中空地，丰富而清晰，透过库尔贝编织的丛丛绿叶，塞纳河的那些著名斜坡，还有雷诺阿的、马奈的、莫奈的第二帝国。莫奈的玫瑰和蓝雪还剩下了什么？”

“是的：可是去年的雪在哪里？”

剩下了什么？哦，首先，有赛贡扎克这样的人，还在继续，非常简单地，用手牵引着传统，到达与现代相遇的地方。他们所经历的现代性没有变得水花四溅，在约定的日子，总能再次发现持久、经典、无可置疑的事物。

（朗读于希伯来青年会诗歌中心，纽约，1951年）

马永波翻译   刊于《诗歌月刊》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