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文艺高峰告诉我们，由文艺理论、艺术史和文艺批评等所组成的文艺研究，总是能够为文艺创作提供智慧支持，并且为后世体验和把握这些文艺高峰确立话语规范。今天，在筑就新时代中国文艺高峰的道路上，文艺研究更应当与文艺创作携起手来，致力于创造“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与文艺精品佳作一道成为文艺高峰崛起的醒目标志

新时代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艺研究的作用。如果说，文艺创作的核心使命在于以优秀文艺作品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那么文艺研究的重要使命就在于以优秀文艺理论、艺术史、文艺批评等成果，为文艺高峰建设贡献必需的智慧支撑。中外文艺发展史诸多事例早已为当前文艺研究界勇于承担使命，提供经典范例。

以理论反思和历史总结启迪文艺创作

历代文艺理论家对文艺高峰的透彻思考意义深远。钟嵘的“滋味”、刘勰的“隐秀”和“风骨”、黄休复的“四格”、郭熙的“三远”等，都成为后世品味既往文艺高峰并筑就新的文艺高峰的富于感召力的美学标尺。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在前人基础上提出完整、有序的山水画审美价值“四格”说：逸格、神格、妙格和能格。而其中的妙格和能格又分别再细分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个价值等级。他的这种划分及论述成为后世品鉴中国画的经典理论根据。

艺术家对自身文艺创作的理论反思，更会成为其创作的内在精神指引。透过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理论思考，可以找到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艺高峰的成功要诀。可以说，缺乏文艺理论导引的文艺创作，终究难以真正通向文艺高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文艺理论应当成为文艺高峰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理论上准确回答当前文艺高峰的内涵、标准及其构成条件等基本问题，解决文艺创作中遭遇的种种理论与方法论疑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创新，如“巨人时代”“典型”“莎士比亚化”等，成为理解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艺高峰的精神指南，并且至今仍照耀我们的文艺创作之路。毛泽东有关《红楼梦》的系列谈话，是我们体验和认识这座古典小说高峰的重要理论指导：他认为“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同时肯定该小说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两方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强调“可以学习《红楼梦》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他还高度肯定这部小说的“社会历史”价值：“《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今天的文艺理论家应当通过对中外古今种种文艺高峰的比较分析，为筑就当代中国文艺高峰提供思想引领。这里说的当代文艺高峰，并非指那些旨在填补人们茶余饭后休闲时光的畅销之作，而是指能够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同声共振的旷世杰作。推出这样的时代艺术精品，需要同样杰出的文艺理论去引领。

进一步看，文艺史研究可以通过对文艺史上文艺高峰的深入考辨和分析，发现其赖以产生的思想、语言、技巧、手法及媒介等构成秘密，既为欣赏以往文艺高峰提供参照，也为构筑未来文艺高峰提供可师之范。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且完整的绘画艺术通史型著作，既总结前人有关绘画史和绘画理论的研究成果，又为新的绘画创作及研究提供可遵循的典范。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中，可以约略感受到他身上积累的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丰厚滋养。温克尔曼的《古代美术史》、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沃尔夫林的《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古典艺术》等艺术史研究经典，早已同希腊雕塑、文艺复兴艺术等欧洲艺术高峰融为一体。温克尔曼把古希腊美术的美学特质定义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总结的希腊美术取得高峰成就的五点原因，更堪称对文艺高峰论的杰出贡献。

今天的文艺研究更应当为筑就文艺高峰贡献来自中外艺术史典范的启迪和激励。要知道新的文艺高峰该怎样筑就，与其主观地凭空臆测，不如暂且追随艺术史编撰的步伐，返回古典文艺高峰所赖以生成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之中，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从既往艺术史中寻觅新的启迪，找到新的途径。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充分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开放讨论，这样的社会环境是文艺高峰赖以孕育的丰饶大地。

以真诚批评和卓越洞见推动文艺创作

还应看到，文艺批评可以直接成为及时衡量和精准评判文艺创作成就高低的利器。正是仰赖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等小说批评家的精当“评点”，以往被斥为“小说小道”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长篇白话小说的文艺高峰成就，才真正得到承认和礼赞，从而得以从无数的白话小说作品中脱颖而出，赢得读者认可和接受。金圣叹毫无保留地推崇《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更是把这部小说同《史记》加以比较：“《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又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黄宾虹愈到晚年画艺愈精而臻于高峰境界，这固然同他终其一生坚持不懈的创作与理论紧密交融的习惯密不可分，同时也和批评家傅雷长期知音般评论和激励分不开。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通过《星期一漫谈》和《新的星期一漫谈》等著作，开创通过文学家传记评判当代文学家成就的传记批评道路，既使得雨果、拉马丁和乔治·桑等作家的卓越文艺成就被同时代人所认可，也使得文艺批评家作为一种现代职业为世人所认可。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建设深入，文艺作品的商业价值不断成为关注焦点，这时文艺批评就需要以真正意义上的“批评”立身：“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够是表扬甚至是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当前文艺批评应该遵循三条准则：一是以坚定的批判性思考直言文艺作品的不足、缺点和错误；二是以充沛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国人的审美传统；三是果断超越商业标准或消费标尺而坚持客观的艺术标准。可以说，敢于以中国式审美传统和客观艺术标准去揭示艺术品的不足、削弱廉价吹捧的负面作用，恰是当前文艺批评应当全力做好的工作。

古今中外的文艺高峰告诉我们，由文艺理论、艺术史和文艺批评所组成的文艺研究，总是能够为文艺创作提供宝贵精神支持，并且为后世体验和把握这些文艺高峰确立话语规范。今天，在筑就新时代中国文艺高峰的道路上，文艺研究与文艺创作使命相同、角色各异，二者应当携起手来，共同奋进：与文艺家致力于创造“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相应，文艺研究需要尽力贡献来自文艺理论、艺术史和文艺批评等方面的卓越创造，让它们与文艺精品佳作一道成为中国文艺高峰崛起的醒目标志。

在这里，一种流行的迷误需要及时澄清：似乎文艺高峰的建设就只是文艺家自己的事情，而与文艺研究者没有多少干系。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到，高水平的文艺创作需要强有力的文艺研究去推动、支撑和引领。在当前时代，随着全球化时代、全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文化消费时代等一系列时代特征的叠加式呈现，文艺创作随时随地受到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物质与精神条件的重重制约或影响，这使得加强文艺研究，进而运用文艺研究去帮助文艺家更加准确、清晰地认识和把握自身所处时代的物质与精神挑战，进而调动起精神积累和艺术想象力去创造，成为文艺高峰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时代的文艺高峰建设，固然需要仰赖文艺创作及其作品的鼎力构成，同时也需要文艺研究成果的智力支持。以优质的文艺研究成果助推文艺高峰建设，恰是当前文艺研究重要使命。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8年7月10日24版，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