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

2018年初，电影《无问西东》上映，电影结束之后的“彩蛋”里，出现了众多清华大学师生的名字，其中有穆旦。有人看到了，用手机拍了下来，发给远在美国的查英传。查英传是穆旦的大儿子。

“里面的文字有点小错误，但这没有太大关系。”查英传此刻坐在南开大学一处宾馆的大厅里，跟我说起他的父亲。查英传长得像他的父亲，脸部曲线柔和，只是跟穆旦在照片上经常露出的微笑相比，他的面部表情显得更加谨慎。他这次回国，为的是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纪念查良铮（穆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

2018年4月5日的头一天，天津竟然飘起了鹅毛白雪。南开文学院的院子里有穆旦的雕像，雕像上刻着穆旦的《冬》，院子的墙壁则刻着穆旦的《春》，在他一百岁生日的时候，冬天和春天就这么奇异地交融在了一起。

《无问西东》介绍，时年23岁的穆旦为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而其时穆旦已经从外文系毕业，留校做了教师。西南联大时期的穆旦，在低矮的校舍屋顶下，和年轻的诗人们阅读着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喝着普普通通的茶，讨论着写作的技术细节。穆旦给周围的人一直留有很好的亲近印象，“没有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但年轻的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彼时的中国时局令人焦虑。陈寅恪在云南写的那首《蒙自南湖》表达了并不乐观的情绪：“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电影里，穆旦站在操场上，看着台上军人的选拔。电影最为动人的场景是从军的大学生为国舍身。穆旦并不只是时代的旁观者，他投身其中，成为中国远征军杜聿明部的一员，给参谋长罗又伦任翻译，去往缅甸，与日军作战，九死一生。特别是野人山之战，大部分人没能穿过有着“毒烈的太阳”和“深厚的雨”的原始森林。

穆旦似乎不太愿意向人提起这段经历，关于远征军，在他留下的文字里，只有寥寥数行。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他还没有机会多说。这个问题，研究者讨论甚多。在南开大学此次研讨会上，有年轻学者甚至觉得穆旦当时呈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这种症状常常出现在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人身上——回避、淡漠、焦虑，如此种种。上世纪50年代，穆旦在《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至同年（1942年）5月，作战失败，退入野人山大森林中，又逢雨季，山洪暴发；在森林中步行四月余始抵印度，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

从缅甸战场回来三年之后，穆旦写出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的白骨》。“《森林之魅》之中看似多有夸张、奇异的描绘，多有超常规的表述，实际上，熟悉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惨烈情形的读者会知道，它们其实都可说是作战及撤退途中残酷的自然场景的实写——诗歌所写的乃是那样一张在死亡线上穿行的魅影，一个被窒息、饥饿、毒、黑暗、枯萎、痛楚、死亡等自然强力紧紧逼压着的生命，在战争中死去的个体生命也不过是一个终将被淹没、被摧毁、被历史所遗忘的渺小生物。”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易彬是穆旦的资深研究者，这是他对《森林之魅》的分析。12年前，他作为博士研究生来南开大学开会，也是因为穆旦。这些年，他已经写出了好几本研究穆旦的专著。

查平和哥哥查英传一起回国参加这次纪念穆旦的会议。查平是穆旦最小的女儿。穆旦去世时，她未满17岁。她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起过自己在军队中差点死掉，只是长官给药才让他活了下来。她并不知道父亲参加的是哪个军队，不知道他参加的战役是在何处。好多年后，在读到父亲写的《森林之魅》后，看到那些被幻化的惨烈和恐惧，她才明白父亲经历了什么。“年龄大了，我才读懂了父亲的一些诗，年轻的时候真看不懂。”查平如今非常有感触。

在父亲生前，穆旦的子女们只知道他是“右派”，别的了解不多。

年少时，查英传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栏写的是“职员”。穆旦那时候是南开大学的职员。直到2006年，查英传和一些穆旦的研究者在南开大学档案馆看到了父亲的档案，穆旦“本人成分”一栏写的是“伪军官”。

1934年7月10日，天津法国花园亭

在南开大学，查英传继续跟我说着穆旦的“历史”。“他在东北办《新报》的时候，青年军207师给发的薪水，这也是一个历史污点。” 

1946年4月22日，穆旦和友人在沈阳创办了《新报》，穆旦任主编。《新报》受青年军207师资助，但并非军队机关报。师长罗又伦挂名“董事长”，为办报找房、筹款、供应纸张等等，但并不过多干涉具体业务。这份报纸开始是一张四开小报，5月7日改版，成为对开大报，后来还曾扩版到对开一张半的大版面。《新报》发展迅速，成为东北重要的报纸。

穆旦此时办报，除了罗又伦的邀请，还因可以获得稳定收入，在东北居住，离身处北平的家人较近，便于照顾。“通过办报为战后的和平与民主开始新的‘探险’，不失为诗人再度搏求的初衷。”这是李方的看法。李方是恢复高考之后上大学的那批大学生中最早研究穆旦之人。与穆旦有关的许多著作后来都由他主持编撰。“我当时读了穆旦的诗，觉得写得太好了，但纳闷的是，这样一个人，文学史上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孙玉石，他研究中国现代诗歌，我就跟着他发掘史料，开始寻找穆旦。”李方找到了许多《新报》的资料。

从《新报》刊登的文章能看出穆旦办报的主旨。1947年4月22日，《新报》周年纪念特刊，穆旦以主编身份撰文——《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摘录其中片段如下：

一年来看了不少的新闻稿，发现报纸文字也有一个不自觉的积习，就是好阿谀官吏，这倒是自己凑上去的。时常看到“某局长亲临致训”，“听众无不动容”，“经某市长如此改善，民众无不感激涕零”。有时明明是民生凋敝，偏要说“万民同庆”，“溥海同欢”；明明是随随便便一个仪式，偏要说它“隆重严肃”；明明无精打采，偏要说它“精神奕奕”。报纸文字不但变成僵死的硬壳，对于民众也灌输了不良的概念，仿佛官吏都是高高在上，永无错误，永远庄严的偶像……

要报人富有良心、明智和勇气，三者不可缺一，然后才可以真有“替老百姓说话”的报纸。本报同人愿意本着这个目标，与本市报界同人共勉之。

良心、明智和勇气——这又让人想起电影《无问西东》里的话——“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这不是时代的幻光，这是一个时代的闪耀之处。穆旦希望呈现的是一个“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诗句出自穆旦《诗八首》）。

可是，到了1947年7月29日，《新报》接到国民党辽宁省政府通知，限令其即日停刊。《新报》公开向社会发出呼吁，据理力争。

《新报》被停刊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因为揭露辽宁省主席徐箴有贪污嫌疑。一种说法是“替共军夸大四平战役”。另外，穆旦会讲俄语，和俄中友协人士有所接触，一些人觉得他有“左”的倾向。

李方研究《新报》历史发现，当时207师驻地由沈阳转至抚顺，省政府趁师部换防而鞭长莫及，迫不及待下令《新报》终止发行，根本未容报社注册的属地沈阳市管理当局插手过问，而是直接派省警备厅将报社查封。

1947年2月，沈阳，《新报》办公室

为了办报，穆旦几乎停止了写诗。《新报》开辟了副刊，发表了冯至、沙汀、叶圣陶、俞平伯、袁可嘉等人的作品，也让朱磊这样的失业青年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机会。朱磊的一篇描述新婚生活艰难的日记获得了《新报》1947年元旦征文第一名，奖金一万两千元。这笔钱让困窘之中的年轻人添置了家具，感到了片刻的欢欣。穆旦还亲自去他们“简陋不堪的日式小屋”里访问，看望获首奖的作者。

《新报》被查封之后，穆旦与朱磊夫妇告别，留下了20册《穆旦诗集》。朱磊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年秋天，穆旦来告别，他带着不无感慨的心情说：‘我要去读书，深造，远行……’当年远行抗日，现在他要回到他的诗的世界。”

穆旦离开东北，辗转北平、南京、上海、重庆、曼谷等地，工作积攒了一些钱，然后去往美国。他当时的女朋友周与良已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穆旦到美国后，同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9年底，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结婚。证婚人之一是周与良的五哥周杲良。

穆旦与周与良在芝加哥大学

如今的南开大学校园里，有两栋醒目的大房子，一栋是叶嘉莹的，一栋是陈省身的，房子成为了游览景点，许多人在此拍照留念，这是南开厚待海归人士的标志。陈省身曾经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穆旦与妻子周与良当时都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我们常去他（陈省身）家，陪他打桥牌，然后吃一顿美餐。”

1950年3月，芝加哥，穆旦夫妇与来访的罗又伦夫妇

在芝加哥，穆旦又见到了罗又伦夫妇，穆旦夫妇陪他们游览芝加哥，吃饭，聊中外诗歌。准备离开时，罗又伦对穆旦夫妇说，欢迎你们随时来台湾。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罗又伦。这一年是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恢复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罗又伦被任命为校长。

同时期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还有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人。几个好友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面对中国的变化，巫宁坤和穆旦主张尽快回国。穆旦在芝加哥大学选修了俄语，他认为这是新中国所需要的，他的俄语成绩甚至好过英语。

1953年，穆旦和周与良几经辗转，回到了国内。他们在芝加哥大学一起租房子的室友巫宁坤此前已经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不久，穆旦成为了南开外文系的副教授。周与良则任教于南开生物系，创立了微生物实验室。

回国之后，穆旦把许多精力放到翻译上。穆旦译诗很快，极其投入，平时少言寡语，实际是沉浸其中。“他几乎把每个晚间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夜晚两点以前睡觉。”周与良回忆，“他在物质上无所求，饮食极简单，穿着极朴素，翻译中忘记吃饭，仅吃些花生米之类。”刚回国不久，他就翻译了几部苏联的著作，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

穆旦一家搬到南开大学东村70号，与巫宁坤为邻。很多年后，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里写道：“良铮爱喝一杯，但从不过量，有时他特地骑车从官银号一家老店去买一些酱牛肉之类的酒菜，捎来我家小饮。三杯两盏下肚，海阔天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几乎是穆旦在南开大学最后的惬意时光。

王宏印是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2000年，他从陕西师范大学调入南开大学。入职南开，打动他的一个原因便是穆旦曾经在这里任教。他刚来到南开的时候，问起南开外语学院的学生，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铮，而且曾经就是这个学校的教员。

王宏印拜访穆旦的家人和同事，搜寻他的资料和作品，想给这位诗人和翻译家写一部传记。“也让许多热爱他的诗和他译的诗的人们记住他，至少不要这么快和这么容易就忘了他的诗和为了诗才活过一生的这位真正的诗人。”

到南开外语学院不久，王宏印组织了一个大型的关于《红楼梦》翻译的研讨会。

1942年11月，穆旦《自然底梦》手迹

巧合的是，当年改变穆旦命运的就是1954年在南开中文系、外文系和历史系共同举办的一次《红楼梦》研讨会。“会上，良铮刚发言，只说了一句话，就被召集人阻止，良铮立刻离开了会场，在场的另一位教授说，这样做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当场召集人却大发雷霆。”这是周与良回忆中的“外文系事件”。这件事情被扩大化，校方将以巫宁坤为首，周基堃、查良铮等人积极参与的教师定性为反对领导的“小集团”。

1955年，穆旦填写的“社会关系”一栏里有巫宁坤：“巫宁坤，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和他在美国同学，返国后同在南大任教，来往颇多。群众。但因和他来往可能阻扰自己进步，决定此后不再来往。”

“不再来往”只是应付的说辞。1958年，巫宁坤被下放至北大荒，每次其妻回天津，穆旦都要探问他的情况。1962年，穆旦接到巫宁坤从安徽大学发来急报，立即汇去了数倍于巫因失窃而丢掉的钱。“文革”中，巫宁坤全家被遣送去农村，“良铮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一家无以为生的苦况，又汇来了一笔钱，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查英传现在还跟在美国的巫宁坤保持着联系，这次回国开会之前，还打电话问候了巫宁坤。“他（巫宁坤）现在状态不错，他自己重要的愿望也都完成了。”这些重要的愿望包括写成了回忆录。在其回忆录里，巫宁坤多次写到了穆旦。

易彬认为，南开大学当年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无疑可以看作席卷全国的批判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外文系事件”乃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在南开的一个异种：在相当程度上，巫宁坤、周基堃、穆旦等“外文系事件”的几个主角，乃是受了“红楼梦研究”批判风气的鼓励——一种时代性的风气鼓励，站出来发表意见，如此一来，一种反抗权威的冲动就变成了切实的行动。

1958年底，穆旦被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三年。除了之前有参加国民党军队等罪状，还有“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与南开大学×××形成小集团对抗领导，肃反被宽大处理后仍心怀不满……”

1957年1月，对于诗歌爱好者来说，有一件备受瞩目之事——《诗刊》创刊。当年，许多人排着队去抢购这本文学杂志。臧克家是刚创刊的《诗刊》的主编，他在1957年4月致信周扬：“《诗刊》一下手，就想联系新老诗人，鼓起他们创作的兴致。各种流派的诗人（如穆旦、杜运燮、方令孺、王统照、冰心……），我们都写信约稿。‘百花齐放’后，我们打算约些老诗人聚谈一下，想约朱光潜、穆木天等。老舍先生也给我们写了‘谈诗’的文章。也约过茅盾先生（胡乔木同志也约过）。”

“如果说，刊物的自由风格是一种宽泛的鼓励，那么，这些来自新中国首都的著名刊物的约稿所带来的鼓励无疑更为切实。当然，这种鼓励虽是个人亲身经历及艺术修为使然，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组织行为，从属于时代大语境。”易彬说。

1957年5月7日，报纸刊出了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穆旦”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同年，《诗刊》第5期刊出了《葬歌》。《人民文学》第7期刊出了“诗七首”。

“诗七首”里有一首《我的叔父死了》——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

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

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易彬在分析这首诗时说，“对于庄严的、审判意味浓郁的历史而言，这样一种‘哭’与‘笑’并存的诗歌，在当时无疑是一服充满讽喻色彩的‘毒剂’。”

而这首诗的最后一部分至今仍令许多人惊叹。

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

它的枝叶缓缓伸向春天，

从幽暗的根上升的汁液

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

“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学者赵毅衡对这首诗的评价极高。“这句诗像魔咒似地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像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我只想说，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歌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最高水平。”

时代的变化总是让穆旦思考希望与“希望”。1957年的《葬歌》里的“希望”是打上引号的，这是一种疑问。也许让穆旦产生疑问的是他心中的理想，欢乐总是与痛苦并行。“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对于生活它做不出总结，/面对绝望它提不出希望。”这是穆旦在1976年写的《理想》中的诗句。这是他的思考。穆旦和他的诗像是闯入的“捣蛋分子”，他在1957年发表的那些晦涩的诗句很快遭到了批判，而他本人在1958年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穆旦被赶出外文系，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也就是打扫卫生。他在1959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前两日，冯老（当时的图书馆长）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

穆旦拿到“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判决书，过了两天，先去告诉岳父周叔弢，然后把周与良叫到岳父家才告诉她。穆旦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机关管制三年，但仍和家人住在一起。

穆旦的岳父周叔弢当时是天津市副市长，帮不了自己的女婿么？我向查英传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可能看在我外公的面子上，才没有给他下狠手。父亲应该还是沾了光。”查英传说。

周叔弢是天津的著名人士，实业家、收藏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家是祖籍安徽东至的望族。周叔弢的祖父周馥曾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穆旦和周与良结婚之后，好友杨苡曾开玩笑说他是“豪门贵婿”。

1944年1月30日《智慧底来临》手迹

之后的穆旦只是沉默寡言。“从此我们家没有亲朋登门，过着孤寂的生活。”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穆旦劳动。

1962年初，管制解除，但每逢“五一”、“十一”节假日，穆旦要去图书馆写检查。他受管制三年，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春节期间，他不能带孩子去北京拜年，只能推说忙，把父母接来天津。

“文革”开始之后，穆旦一家境遇更糟。1968年6月，他们被从东村70号赶到了13宿舍。一家六口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仅有17平方米、朝西的房间。许多物品都堆放在楼道和厕所里。屋里有两张床和一个书桌。桌子又是切菜做饭的地方，又是饭桌和书桌。每天等大家吃完饭，穆旦把桌子上的杂物整理到一边，开始工作，直至深夜。不断地工作，不断地翻译，大概是他能暂时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来的唯一方式。

1965年秋，穆旦、周与良和四个子女的合影

1969年11月6日，南开大学将一批人及其子女一律下放到河北完县。穆旦被隔离在一个公社，周与良带四个孩子在另一个公社。两个公社相隔几十里。不久，中小学开学，四个孩子回天津。夫妻两人仍处完县两个村庄。

1970年1月，穆旦步行几十里去探望妻子。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他向妻子自责，不是因为他一家人不会这样。他只停留了半小时，便又往回走，因为还要走几十里地才能回到公社。周与良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当时他仅52岁。”这是那个年月里动人而心酸的一幕。

许多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查良铮是因为王小波。他在那篇流传甚广的《我的师承》里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查良铮，他认为查良铮的翻译让他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文字。

与王小波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很早就知道了查良铮。查英传在内蒙插队当知青的时候，有一次到别的公社去玩。有人见他姓查，来自天津，就试探着问和查良铮是什么关系。查英传感到惊讶：你们怎么知道我父亲？别人说，我们读他翻译的诗都好多年了。孙志鸣就是这样认识查英传的。

穆旦喜欢跟造访的年轻人聊天。“父亲要是在世的话，一定会跟你交好朋友。当时好多年轻人来我们家。我记得有一个部队的战士，工农兵学员，到我们家去，我父亲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他说他喜欢诗歌，想找他请教，父亲特别高兴。”查平说，“他自己整天在屋子里写东西，可能是翻译诗，也可能是在写诗。我那时候学弹琵琶，制造了很多‘噪音’，家里人不愿意听，他就叫我到屋里弹，他写东西是非常投入的，周围的声音不会干扰到他。我在那里弹，他在那里写。我以前以为做学问的人都这样，可是后来，我再没见过像他那么疯狂工作的人。”

查平提到，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她看到家里一本“穆旦”写的书。“我爸爸对我说，这是我的笔名。我说为什么叫穆旦呢？他说把‘查’字拆开，就是‘木旦’。”这是穆旦极其少的向子女说起他就是“穆旦”的时刻。在查平的印象里，父亲虽然这么倒霉，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仍然是挺幽默的。

那些年的来访者中，有一个年轻人叫郭保卫。郭保卫跟穆旦的交往几乎为中国保留下了一段重要的诗歌史，让后人了解了更多的穆旦。

70年代，穆旦与杜运燮

郭保卫与穆旦结识，是通过老朋友杜运燮的介绍。1975年夏天，穆旦在北京度暑假。郭保卫当时是北京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在此之前，他看过查良铮翻译的《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选》等作品，他向杜运燮打听，明白了查良铮就是穆旦。

他把自己写的诗给穆旦看，此后，他们多次书信来往，谈论诗歌。

郭保卫与穆旦有过三次会面，留下书信29封。郭保卫说：“他需要的也许并非有资格的诗歌与翻译评论家，而迫切需要和久久渴望的，应是心灵的理解与沟通。”

穆旦和郭保卫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在北京火车站告别，穆旦向郭保卫提出了问题：“你为什么弄诗呢？”“你当个演员，多快乐，为什么要和我认识呢？”

此后的通信中，穆旦发表了对诗歌或写作的真知灼见。

——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注意：别找那种十年以后看来就会过时的内容。

——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会成了时代的作品。

——谈到文学写作，过去的文学题材内容既窄而又不符合许多现实现象。因此留下生活上的一大片空白没有得到反映。这是我感到值得注意的。

……

穆旦喜欢鲁迅，他在信里跟郭保卫谈到过鲁迅。

1973年后，穆旦买了不少重印的鲁迅著作。穆旦在《热风》扉页写下鲁迅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查英传在穆旦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说到了鲁迅的那本《热风》以及父亲的题字，他觉得这就是父亲的人生信条。“他面对人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一件令穆旦高兴的事情是，“四人帮”倒台了。“‘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是我告诉他的。我说，‘四人帮’倒了，你知道吗？他就笑一笑。”查平说得很生动。

此时，穆旦觉得寄出多年的《唐璜》译稿可能会有机会出版。他写信给北京的郭保卫，托他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问一问。出版社的编辑告诉郭保卫，这部稿子他们早已看过，觉得很好，只是由于当时形势所限，才一放五六年。这对穆旦是一个很大的振奋。

他跟老友杜运燮谈道：“我相信中国的新诗如不接受外国影响则弄不出有意思的结果。这种拜伦诗很有前途，可发挥相当影响。不只在形式，尤在内容，即诗思的深度上起作用。我把拜伦和普希金介绍毕，就可以睡大觉了。也不再想占用时间译诗了。”

1976年12月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在信中一再和友人分享这样的喜悦。在翻译过程中，他也在分享这样的喜悦。查平还记得，父亲整天埋头译诗，吃饭的时候，他就拿着刚译的诗稿给家里人念。

但穆旦的乐观是谨慎的，他在给巫宁坤的信中说：“你别替我高兴太早，那本译诗只是编辑先生赏眼而已。我的傻劲、神经、太闲和不甘心，才支持我弄这些劳什子。”

穆旦与友人的通信中，有了许多对人生的感慨，他在给老朋友董言声的信里写道：“咱们一混想不到就是六十岁了，这个可怕的岁数从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过。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便要让你来扮演老人；以后又是不等你准备好，就让你下台。想到此，很有点自怜之感。而且世界也不总是公平待人，它从不替你着想，任你自生自灭去……”

穆旦在1976年5月写了一首《冥想》：“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仿佛是他的人生总结陈词。

彼时，穆旦的腿伤仍然糟糕，一年快过去了，骨折处不仅没有痊愈，反而有了新的裂口，需要手术。

1977年1月5日，他给巫宁坤的信里说：“我的腿也立足于天津治疗，正在设法中。一点小事，可以闹到致命，但愿我这一局尚不致于此。人生多变化，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还要再稀里糊涂结束。莎翁说，生活是个坏演员，的确演得很乏味而不精彩。”现在看着些话，有点一语成谶。

1977年2月25日上午，穆旦被家人接回家洗澡换衣准备手术。吃完午饭，穆旦感到胸疼，医生来家里做心电图，查明是心肌梗塞，下午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好转。26日凌晨，状况突然恶化，抢救无效，穆旦去世。

查平回忆起父亲去世前几天，在要入院之前，他把一个帆布小提箱交给她，里面全是译稿。

查平今年已经58岁，在南开大学的会场里，有读者拿着穆旦写的书和翻译的书来找查平签名。外语学院的大厅里，摆满穆旦的作品和研究他的著作。

许多年轻的研究者抓住查英传和查平难得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问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丘特切夫诗歌的翻译。1963年3月，穆旦就已为译著《丘特切夫诗选》写好了万字以上的《译后记》。到了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突然来信告诉穆旦家人，诗集已经出版，请家人去领稿酬，穆旦家人才知道他曾经翻译过这么一部诗集。

穆旦并不是所有的写作都告诉家人。许多写作他都是背着家人进行。他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诗，是写在了信札、小纸条、日记上。1980年代初，小儿子查明传准备把一个家里的旧衣架送给同学，搬运的时候，发现衣架底座有一个信封，信封里有几张纸，纸张上有穆旦写的长诗《父与女》，这首诗至今没有发表。

1979年，穆旦去世两年后，被摘掉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70年代，穆旦与母亲

周与良为穆旦写过很多平反申请，但是开始并不顺利。查英传特别提到了李政道。1970年代末，李政道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回国，受到国家贵宾级别的招待。李政道提出要见自己的老朋友周与良。“我母亲说不能见，他（李政道）是国家的贵宾，我们这是什么家庭身份，我们家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呢。有关方面马上让南开大学去查，为什么还没平反？这一下就解决问题了。李政道对我们家帮助很大。我的妹妹查瑗北大毕业，准备出国，李政道帮她申请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查英传说。

穆旦平反之后，起到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唐璜》在1980年出版。当年送给穆旦《唐璜》英文原著的好友萧珊（巴金的妻子）已经在1972年去世。

到了1990年代，穆旦为人瞩目是因为北师大的王一川和张同道在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时候，重排座次，把穆旦列在了中国现代诗人的第一位。那套文库另一处轰动的地方是，在小说家座次上，金庸被排在了第四位。非常有意思的是，穆旦和金庸是堂兄弟关系，他们的先祖都来自浙江海宁袁花镇的查家。穆旦从未到过海宁，但他在所填表格“籍贯”一栏写的都是“浙江海宁”。他的祖辈是从海宁移居天津。查良铮把“查”姓拆为“木”和“旦”，取笔名穆旦。查良镛把“镛”名拆为“金”和“庸”，取笔名金庸。两位查氏后人用一种相似而又奇异的方式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

我曾经去过浙江海宁袁花镇，那里有一处“金庸旧居”，其中一部分空间用来介绍查家在袁花镇的历史，这一部分写到了穆旦。查家是江南望族。旧居里挂着康熙给查家题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在清朝，最有名的是查慎行，他因文字而获罪。查家人跟文字之间一直充满故事。

穆旦最近在大众媒体上被传播极广的一次，是因为凡客诚品的老总陈年。

陈年年轻时就是穆旦的粉丝。他17岁时，在老家山西闻喜县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九叶集》，知道了穆旦。他曾经走在路上，大声朗读过穆旦的诗。他当时的女友给他读过穆旦的《冬》。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陈年在2016年做了以穆旦为主题的T恤，其中一件便是大大的“查”字。这是穆旦头一回以这样的方式为世人所见，陈年只选了四个人的作品印到自家T恤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穆旦、张爱玲、鲁迅。这是他喜欢的作家。

T恤做出来之后，陈年上了一个节目，接受采访。谈到穆旦时，主持人说，“这就好像我们看到周杰伦吧？”陈年回答，“穆旦应该甩周杰伦几十万条街吧。一百年后，大家肯定都还记得穆旦，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了。”

这番言论一出，陈年在网络上被周杰伦的粉丝怒骂，一时掀起轩然大波。

“主持人说到周杰伦时，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我问陈年。

“这是自然反应，”陈年有些无奈地说，“这么好的一个诗人，竟然通过这样的事情被大家知道。”

“这件事对你有困扰吗？”

“困扰谈不上，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个世界，你很难把一个真相，一个高低，和别人来讨论，尤其和大众讨论，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足够了。没关系，我们就身处这个时代里，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

“你不怕得罪人？”

“为什么要怕呢？我都安全地活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怕的。”

“为什么要做穆旦的T恤？”

“就是因为我喜欢穆旦。别人喜欢什么我搞不清楚，但我自己喜欢什么我知道，我就做我喜欢的。”

2016年，查平回国的时候，陈年通过别人联系上她，请她吃饭，很少发朋友圈的陈年发了一张和查平的合影，表达自己的欣喜。

南开大学纪念穆旦的诗歌朗诵会上，学生们念的最后一首诗是穆旦翻译的奥登诗作《悼念叶芝》：

跟去吧，诗人，跟在后面，

直到黑夜之深渊，

用你无拘束的声音/仍旧劝我们要欢欣；

靠耕耕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在苦难的欢腾中/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从心灵的一片沙漠/让治疗的泉水喷射，

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朗诵会结束，很多人都在跟查英传和查平合影、聊天。早些时候，我看到一位外语学院的学生上来跟查英传说话，使用的竟然是英文，她大概以为查英传是在美国出生的ABC。查英传马上说，请讲中文。我在一旁看着这个场景，忽然觉得，在这一番热闹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穆旦呢？穆旦如果活到今天，他在会上又将如何发言？

穆旦在30岁的时候，写过一首给自己的诗——《三十诞辰有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一个没有年岁的人站入青春的影子：

重新发现自己，在毁灭的火焰之中。

查良铮和夫人周与良之墓

4月里，我乘坐西郊线轻巧的有轨电车，去往北京香山，空气在升温，春天的气息已经很浓郁，车窗外，“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我找到了穆旦和周与良合葬的墓。周与良在2002年去世。墓前有许多凋谢程度不同的鲜花，显然最近有不同的人来扫过墓。墓地的青石板上刻着穆旦的生平。墓里面放着一套穆旦翻译的《唐璜》。

在墓前，我想起2001年10月2日，88岁的北大历史学教授周一良给自己78岁的妹妹周与良写的一封信：

……几十年来，你与穆旦同辛苦、共患难，酸甜苦辣不知尝了多少。对穆旦而言，你是很大的安慰，对你而言也无愧于心。

我进一步想到，人死之后，都不会立刻被人忘记。但是后人记住你多久，就大不一样了。像我这种历史学家，也许三五十年以内，还会有人想到，过此就无人问津了。自认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以及×××、×××等，他们的发明创造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为他们的后学所记忆，为人们所称道。只有文学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才能够千百年为人传诵，可谓真正的不朽。

我常常幻想，多少年以后，“泰山情侣”的墓前，未必有人流连，而诗人穆旦的墓前，千百年后还会有人低迴徘徊，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