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问：“为什么突然就写起了诗？”

是有些突然。除了初恋时写下的三五首献给女友的情诗（如果那也能叫做诗的话），从未写过诗的我，2017年年初却突然写起了诗，而且真的有点“一发而不可收”，整整一年的时间，主要的心思都在写诗上了。写得真是太多了，也发表了不少，还得到不少师友鼓励。有些鼓励的话简直让我有点欢欣鼓舞，有时偷偷地想：也许诗歌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文体？甚至还这样想过：也许在诗歌写作方面，自己真的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否则，怎么有不少人都说被我写下的那些分行的文字“击中”了呢？我是相信，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出于客气和鼓励的。

写诗的原因倒是很简单，就是寒假时家里的电脑坏了，没法写小说和其他较长一点的文字。但是仿佛又养成了一种坏习惯：歇几天不写点什么，就有点惶惶不可终日。解决的办法就是拿起笔，在纸下胡乱写下点什么，尽可能地简短，分行——这就是我最早的诗歌习作。既然写出来了，就想听听别人是怎么看的（也是一种坏毛病），不成想真有人说好。应该是鼓励和真心皆而有之。那就继续写吧。越写越多。然后就开始投稿。发表也还算顺利（其间得到诸多师友帮助），渐渐有了一点信心。

实在是写得太多了。也写得太“顺利”了。最疯狂的时候，一天可以写十几首，产量最高的时候，一天写下了超过二十首，而且有时候真觉得自己写得不错。一年将尽，我的电脑里到底有多少我写下的诗（电脑修好后，当然还是用电脑写作），是我不好意思说出的一个数字。

不用师友们提醒，我也知道了：诗没有这么容易。事实上，进入冬天之后，写诗便越来越难。有时候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也写不出。写顺了也可能一天得诗五六首，但刚开始写诗的那种“高产”状态，是一去不复返了。我想这才是正常的状态。诗是难的。世界上任何创造性的事业，都是难的。诗歌的门槛似乎很低，但这决不是说诗是容易的。

好诗难得，这个道理，任何人都明白。我一直以为，一个写诗的人，一辈子能写出五六首真正的好诗，能够传之比较久远，应已经足够了——既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诗歌。窃以为，诗坛上一些名闻遐迩的诗人，一生也许写了很多，但真正能够传世的作品，也不过五六首，多一点，也不过十几首吧。

知道我“痴迷”于写诗，就有朋友告诉我：“诗坛很乱，慎入……”

确实有一个“诗坛”存在吗？应该没有疑问。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写诗的人也构成了一个“江湖”。不过这也许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早就是一个不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因为水太深了，而我一直没有学会游泳。

如果喜欢写，就好好写吧。也许会继续写下去。喜欢，就是最好的理由。而喜欢，只是因为你有话要说，而如果你最终选择了写诗，可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比较适合你。如此而已。我觉得我应该想清楚了，诗歌不会给我带来任何东西。我也不期望诗歌会给我带来任何东西。

我虽然不是很清楚“诗坛”在哪里，但“诗坛”上有各种“门派”，我也略知一二。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写诗的人，更是如此吧。谁都认为自己的诗写得最好，而别人的诗写得很差。似乎比起其他文类，诗歌更没有标准。“诗坛”上“乱象丛生”，早就有人看不下去了。

而我能做的，就是诚实的表达。而诚实的表达，既关乎技艺，更取决于人。我知道无论是哪方面，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甚至一生的时间都远远不够。

人活在世上，必须有所依凭。写诗也必须有所依凭。我们必须借助于某种传统，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应该是所有的写作者都认同的。

写诗是很晚开始的事，读诗却很早（相对而言）。小时候几乎没有读过几本有价值的书，因为生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又处于贫困的乡村，几乎无书可读。到了高中阶段，才从各种渠道得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其中就有很薄的唐诗和宋词的选本。这是我所接受的最早的诗歌启蒙教育，说起来真是惭愧。但事实也就是如此。我一直坚信文化是需要积累的。人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

真正有书可读，也可以比较安心地读，是到了大学以后。我记得大学时代最初打动我的诗集，是查良铮（穆旦）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记忆中应该是五十年代上海某出版社的版本，封面上有俄罗斯的白桦林，那是我青春年华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后我在南昌的一家书店遇见了冯春先生译的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本书（后来我不断地向人推荐这本书，但估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对这本书感兴趣了）。

大学阶段读过的另一本诗集是楚图南先生翻译的惠特曼的《草叶集》。我曾经在某一年的寒假将这本诗集借回家，在冬日的阳光下，在老家后院的那棵枫树下反复阅读。这是一种美妙而奇怪的阅读经验，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知道诗人在说什么，但读的时候心里充满着欢喜。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这样一种阅读经验。

一直到许多年之后，我重读《草叶集》，我才知道这本诗集有多么了不起。我知道中国新诗百年以来，有不少诗人从这本诗里吸收了营养。但我不知道，今天还在写作的中国诗人，是否仍然有人在读这本书。

我用心读过的诗人不在少数。我最钦佩的诗人，还是惠特曼吧。我重读了惠特曼之后，才懂得为什么他在美国文学史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有人说，惠特曼之后的所有美国诗人的写作，都是在回应他的那本伟大的诗集。一些美国人是这样看的：美国能成为现代的美国，是和《草叶集》有着极大的关系的。

我心目中伟大的诗歌就是《草叶集》里的诗。无比朴素，又无比深刻。像大地一样宽广，像河流一样深邃，而在其间生长着的一切，都被一种光照耀着，而它们自己也发出一种温柔的光。这样的诗歌直接来自于生活，有一种瞬间将你击穿的力量。诗歌是应该给人力量的。当你觉得沮丧，觉得绝望，觉得生活再也过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去读一读这样的诗，然后你会这样想：人活在世间是艰难的，但生活是值得我们过下去的；这个世界也许永远也不会变得更加美好（像我们经常期望的那样），但这个世界是值得我们爱的。

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伟大的诗歌，首先应该来自生活。有时候，不妨直接一些。我们每天都在生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每天都发生着那么多让我们百感交集的事情。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们直接把自己的感受真诚地记录下来，就会打动很多人，就可能是伟大的诗歌。因为我们置身于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内心有着太多的悲欣交加。

给我一万年的时间，我也写不出一部像《草叶集》这样的书。但惠特曼确实是我心目中永远向往，并希望自己能跟随他的步伐向前走的大师。我认为他依然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他不像其他的古典时代的大师，只是供人敬仰，而很难让人从他们的诗歌里汲取精神力量。

当然，不仅仅是惠特曼。我应该感恩的前驱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中国的冯至和穆旦，以及北岛舒婷韩东海子王家新于坚雷平阳……外国的里尔克，叶芝，佩索阿，米沃什，策兰和博尔赫斯……我无法一一列举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特别提到美国诗人卡佛。我都不知道是怎样和他相遇的。之前看过他的小说，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我是在自己开始学习写诗之后才看起他的诗，很快被征服。又是一位美国诗人。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在我的心目中，他属于最伟大的诗人之列。他当然和惠特曼很不一样，他也许没有惠特曼那样伟大，但这没有关系。这不妨碍我经常读他的诗集《我们所有人》——这本书的名字太好了。他诗里写的都是小人物，更多的是他自己，但是我坚信，他在写自己的时候，是想着所有人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所有诗歌的秘密，以及所有艺术的秘密。

我在另一个场合也说到了自己为什么“突然”写起了诗。当时说的一番话，现在看来，我自己认为仍然是成立的。我觉得也可以解释我为什么那样喜欢卡佛。兹录于此：

一切都与“虚无”有关。我写诗，首先是因为“虚无”吧。很长时间了，我和“虚无”较上了劲。我吃尽了“虚无”的苦头。我认为很多人也吃尽了“虚无”的苦头。我们得想个办法，探测一下“虚无”的深度。于是我开始写诗。

当然，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生活让人欢喜，生活也让人惊慌失措。我觉得生活越来越让人惊慌失措了。以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活得惊慌失措。很多人，都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破碎的生活和破碎的心，让人痛苦，有时候又让人骄傲。也许，诗歌可以带来一点点安慰。

偶尔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自己不写的话，多少有些对不起生活。这个想法太骄傲了一点。但是生活如此让人惊慌失措，就允许一个人偶尔那么骄傲一下吧，这应该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写诗，首先是为了自己。这不是秘密，也无需隐藏。但是，在表达和呈现自己的同时，也许就写出了一个时代。我一再地告诫自己，不能以写诗为“志业”。但是人难免会有些野心。

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人心是相通的。

诗歌是一种古老的技艺，即使在今天，也不会失传。虽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写诗多少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做一个诗人也是。诗人多少都是有些奇怪的吧。但是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受人景仰的。伟大的诗人永远是我们精神上的向导。应该是。也必然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伟大的诗人。这可遇而不可求。但是我应该会一直写下去。也许我会写出伟大的诗。伟大的诗也可遇而不可求。愿上帝和生生不息的尘世赐给我力量，让我永远朝着那个方向，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