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7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整体上呈现了三个向度：首先，学界在有关“新诗百年”问题的思考中，由“话题”层面的讨论转变为将其作为“视点”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思维的精细化发展，即在摆脱一般性的总结式、扫描式、结论式研究“假面”的基础上，开始探究熔铸诗歌生命本体的研究方式。其次，作为概念的“新诗研究”受到重视，学者们在理论思维的导引下，一方面围绕着研究视野、方法、意识等要素展开讨论，构筑出了“新诗研究”概念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探讨“新诗形式研究”的理论化问题，试图建构研究方式的理论机制。最后，新诗研究载体建设持续精进，尤其建立了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当代意识”，即在认识到诗歌研究与时代之“对话”关系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已有问题，精准捕捉研究热点。

关键词：新诗研究；新诗百年；理论思维；当代意识；视点

　　2017 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整体上呈现了三个向度：一是对“新诗百年”的关注发生了本体性的偏转，由“话题”转向了“视点”；二是作为概念的“新诗研究”受到重视，学者们在理论思维的导引下，有意地将其理论化；三是新诗研究载体建设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建构出了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当代意识”。

一、作为研究视点的“新诗百年”

　　“新诗百年”最初作为“话题”出现在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中，在近些年来之所以被频繁地触及，一方面得因于时间层面的新诗发展“百年”历程，另一方面则由于其本身犹如一块强力“磁石”，能够通过吸纳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组构成强大的研究“磁场”，并在不同因素的相互扭结中生发出纷繁多样的研究焦点。就内容层面看，已有的“新诗百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诗起点与命名的辨析、新诗发展历程的回望、新诗百年成就与问题的梳理等。这些研究将“新诗百年”作为“场域空间”，在自觉的“总结”意识的前提下，更多地着眼于新诗百年“话题”层面的探讨。

　　“2017 年”作为“新诗百年”的重要节点①，再次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目光。但与上述研究相区别的是，研究者在“新诗百年”的大背景下，有意地将“新诗百年”这一话题“视点”化，呈现出了强烈的理论建构意识。《文艺争鸣》2017 年第8 期和第9 期连续开辟了专栏“新诗百年研究专辑”，刊发了孙绍振、唐晓渡、张桃洲、姜涛、冷霜、熊辉、余旸等学者和诗人的研究文章及访谈。其中，孙绍振通过分析中、西诗艺的差异性，试图建构起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与西方理论之间的“转基因”工程，从而把对“新诗百年”的考察置放在某种理论机制之中。他将中西方“诗艺”的融合作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强调了百年新诗的发展要坚持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继承，在激活古典诗学话语的基础上进行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他看到了新诗百年来在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与理论过程中，所出现的“饥不择食态度”“缺乏批判自觉”的弊病，以此强调了合理的“融合”方式的寻找。［1］与之相应，谢冕发表在《中国文艺评论》上的《我有两个天空——百年中国新诗与外国诗》一文，也谈及“中西方”诗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重心在于阐释外国诗歌在形式与内容层面，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积极影响。［2］而谢冕自觉建构“新诗百年”批评意识的文章是《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6）》，该文以极具建设性的视野构筑了“新诗百年”的发展图景，在细致探究“新诗与传统”“新诗与旧诗”“新诗的理想形式”“新诗与当前时代的关系”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将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看作“始于‘破坏’而指归于建设的一百年，是看似‘后退’而立志于前进的一百年”。［3］尽管这种全局性视野容易将某些问题“本质化”，但它在“新诗百年”理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在“新诗百年”的话题范畴中，谢冕、孙绍振的研究自然带有明晰的理论建构意识。但由于他们着眼于研究的“整体性”视域，相对“遮蔽”了新诗百年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细部”问题，而对“细部”问题的考量则成为了本年度“新诗百年”研究的创新点。需要强调的是，在“新诗百年”的理论“装置”下，这种“细部”问题的研究自觉融入了“延续”“对话”意识。比如姜涛在“五四时期新文学、新文化、新社会、新政治之间相互激荡”的研究视域下，通过考察早期新诗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由“修养论”到“源泉论”的转换，深入地把捉了早期新诗人的“特定心态、诉求、及言论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该文的结尾极具发散性，有效地反思了早期新诗历史的“剧情主线”：“从五四时期的‘修养’与‘泉源’论，到30 年代后经由西方现代诗学洗礼后生成的‘经验论’，在新诗发生及自我纠正的‘剧情主线’之外，是否存在这样一条强调人生社会深切‘触着’的诗学线索？其间的差别与变异是什么？从中能看出新诗社会位置、文化形象怎样的变动？”［4］张洁宇致力于呈现早期新诗在“语言”“格律”“旧诗”“文化”“现实历史的关注与介入”等层面的“本土化”探索，以之来对抗其时出现的“薄古厚西”倾向。同时，她还指明了“本土化”探索对于“当下诗坛”的启示意义，建构出了新诗百年的“对话”语境。在她看来，“新诗百年的历史都是‘对话’的历史”，而“本土化的问题就正是发生于对话性的语境当中”。［5］

　　区别于“话题”层面的把捉，本年度有关“新诗百年”的研究还深入到了“诗歌本体”维度。一般来说，外部语境对于新诗的影响不可忽视，甚至在某些时期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但新诗的发展本质上依靠其“本体”机制的变化，因此，立足于“诗歌本体”的研究更容易把捉到新诗发展的关键。比如敬文东的《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之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一书②，选择“词语”这一诗歌本体性要素作为研究“刺点”，有效地反思了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他在书中指出，“词语”问题生发于欧阳江河有关“词语……直接等同于诗的状况和命运”的“诗学之问”，进而引申出了“新诗现代性”意义上的“词语的一次性原则”（“对新诗而言，词语及其分析性只可能是一次性的，亦即一个诗人不能两次在同一含义上使用同一个词”）。欧阳江河在其写作初期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原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写作中逐步生成了由“词语的直线性原则”“瞬间移位”“诗歌方法论”等要素所构筑的“词语装置物”，这不仅从根本上破坏了新诗的现代性，而且使得“新诗现代性严格要求的唯一之词，还有唯一之词自身的唯一性，终于被‘欧阳牌’咏物诗替换为任意一词”，欧阳江河的写作也从“词语的一次性原则”，“反讽地走向了欧阳江河诗学之问的反面”。整体上看，敬文东通过检视欧阳江河1980 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触及到了“新诗百年”这一“老”话题，但他从“诗歌本体”（“词语”）视角所进行的分析，有效地将研究“话题”转变为了研究“视点”。根本上看，这种转变反映出了研究思维的精细化发展，即在摆脱一般性的总结式、扫描式、结论式研究“假面”的基础上，开始探究熔铸诗歌生命本体的研究方式，以期获得更为丰富的研究效力。

二、“新诗研究”概念的理论建构

　　在以往的新诗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在“操作”层面关注于研究的对象、策略、方法，而对“新诗研究”本身并未给予充分地重视。尤其当“新诗研究”作为概念呈现在学者面前时，如何对它进行有效、深入的观察，成为研究的关键所在。王光明在发表于2015 年的《新诗研究的历史化——当代中国的新诗史研究》［6］一文中，通过考察学界自1950 年代开始的新诗研究状况，确立了研究的“历史化”视角——即“根据一种现代文学形式诞生与成长遭遇的问题，寻找新的研究策略”——不仅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意识，而且对于新诗研究自身经验的总结与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遗憾的是，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并未就此问题进行持续的探讨，也使得“新诗研究”这一“学科”的建立遭到“阻滞”。2017 年的新诗研究中，此一问题得到了集中探究。一方面，学者们围绕着研究视野、方法、意识等要素展开讨论，构筑出了“新诗研究”概念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有关新诗研究方式（如“新诗形式研究”）的理论化问题受到重视，学者们试图建构研究方式的理论机制。

　　张桃洲在《如何重返新诗本体研究？——从〈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谈起》［7］《“同质”背景下的“异质”探求——试谈新诗研究的拓展》［8］等文章中，曾针对新诗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而在《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一文中，张桃洲从探讨“祛除‘浸入本体’后陷入固步自封乃至僵化而累积的种种‘成见’和思维惯性”的“方法论”出发，以王东东的博士论文《1940 年代的诗歌与民主》中所谈到的“诗歌与民主”问题为聚焦点，表现出其在建构新诗研究“政治学视野”方面的努力。在他看来，“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其要义在于厘清诗歌的处境即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位置，同时确定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指向”［9］。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研究”概念的理论化进程。与之相应，王东东发表在《江汉学术》上的《穆旦诗歌：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探究了穆旦1940 年代诗歌中所隐含的“借以克服和‘消化’残酷战争经验的现代政治意识”，尽管其着眼点在于分析这种“现代政治意识”的构成要素——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诗歌与民主”的视域则为新诗研究政治视野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撑。［10］而冷霜在思考新诗研究中所使用的“传统”概念时，有意识地将其去本质化。他的理解中加入了诠释性、生成性的维度，使“传统”概念成为“现代性的认识装置”，进而开掘了新诗研究的理论空间。在这一“装置”下，有关新诗与旧诗、新诗与传统的提问，就转换成了对“诗人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征用、转化、改写古典诗歌中的文化、美学和记忆资源”问题的思考。［11］冷霜有关“传统”概念的思考，正回应了王光明所提出的“……中国新诗的历史研究，倘若能够认真梳理和呈现一个新事物从诞生到成长过程的不同观感和研究结论，不是武断地为历史做定论、做了断，而是呈现认真的思考，关注发现的问题，将更有助于激活新诗探索的动力”［6］89。

　　此外，有关诗人的传记、年谱、日记、检讨书等“副文本”的讨论在本年度的新诗研究中频繁出现。比如易彬以考察新见的穆旦集外文为中心，揭示了“地方性或边缘性报刊之于文献发掘、时代语境之于个人形象塑造与文献选择的特殊意义”［12］；张立群在回顾“徐志摩传”发展史、写作现状的前提下，对现有的“徐志摩传”进行了叙述方式、表现形式层面的分类［13］；巫洪亮通过分析郭小川在1950—1960 年代的情诗与情书之间的“互文性”，探察了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14］……从内容方面看，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的是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问题，但深层次说，其为“新诗研究”的方法论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意义上，张桃洲选编的《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15］则作为资料汇集，有效地积累与总结了学界有关王家新诗歌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

　　作为“新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 年有关新诗的“形式研究”中也呈现出了理论化趋势。如王泽龙与高健在《对称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变革》一文中，将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变革的完成归结于诗歌“对称形式”的现代转变，在改变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从形式变革角度来研究“对称形式”的同时，为“形式研究”的理论化提供了新的维度。因为“对称形式”在此作为能动的结构体，涵括了新诗在诗形建构、节奏安排以及诗意构筑等方面的内容，具备了“形式学”生成的自足空间。［16］而在新诗“形式研究”的体系内，诗歌“意象”这一特殊的形式要素被本年度的研究者们较多地提及。以往的研究中大都将“意象”作为研究“对象物”，较为重视诗歌意象的归纳与提炼，以之来阐释某一时期、某一诗人的写作状况。与之相比，本年度的“意象”研究表现出了“意象学”的建构倾向。

　　简政珍和郑慧如两位学者共同选择“意象”作为研究的核心元素，分别以台湾当代诗与简政珍诗为研究对象，深入地挖掘了其中所蕴含的意象空间与意象美学。简政珍把“意象”看作诗歌的“比喻系统”，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台湾的“家国认知、政治情境、经济状况、文化历史归属、与生活空间定位”等面向的自我体认，这即从本源上建构出意象研究的诗学空间。［17］郑慧如则从简政珍所提出的“意象思维”这一诗学概念出发，通过细致地分析后者在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语言放逐的意象实践与意象思维的密度、裂缝，最终在“意象思维”与“诗的本质”之间建立了稳定的结构关系，有力地呈现出简政珍诗的“意象美学”。如她所说：“从诗的终极价值出发，摄受意象以探索诗的本质，这项特色使得简政珍的诗学与诗作呈现极难能可贵的崇高感。”［18］此外，西渡对于当代诗的意象问题亦有着深入的思考，他通过分析海子与骆一禾对朦胧诗“意象”的批驳，以及二者在认知“意象”问题上的内在差异，指出了他们凭借“创造一系列个人性的意象”，“或在更高的程度上赋予了已有意象个人的意义和象征”，从而“废黜了朦胧诗的公共性意象谱系”，型构出当代诗写作的新形态。［19］就此而言，“意象”与诗歌写作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意象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诗学空间。

三、新诗研究载体“当代意识”的建立

　　近年来，诗歌发展之所以呈现“繁荣”现象，与其在发表、出版、传播等层面的“敞开”状态关系密切。除单本诗集、诗歌选集的出版外，官刊、民刊、网刊、微刊等渠道为诗歌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共同营构了诗歌发展的场域空间。与之相比，新诗研究的发表空间较为有限，除依托一般性的研究期刊外，专门的新诗研究平台相对匮乏。在如此背景下，《江汉学术》（原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 年起改名为“《江汉学术》”）所开设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新诗评论》（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以及《诗探索（理论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管，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等刊物，显示出了其作为新诗研究载体的可贵之处。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份刊物建构出了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当代意识”，即在认识到诗歌研究与时代之“对话”关系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已有问题，精准捕捉研究热点。这种意识使其自觉地疏离于当前“同质化”“舆论化”的研究方式，重视新诗理论与批评的有效性。

　　《江汉学术》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自2004年创办（具体为2004 年第4 期）以来，始终致力于推介高质量、高水平的新诗研究成果。这些文章不仅带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兼顾了“诗论文体的有效性”③。从具体的内容来看，其所刊发的文章主要集中于“新诗的资源、语言及体式”“现代诗潮与诗人重释”“当代诗潮与诗人”以及“台湾与海外诗歌”“翻译与比较诗学”等专题。较之以往，2017 年该栏目在诗学现象、诗人个体研究层面呈现出了新的维度，尤其对诗歌写作中的“自我”问题进行了深度挖掘。米家路通过考察戴望舒的“记忆诗学”，体现了他对戴诗写作中现代性“自我”的集中思考。在《自我的裂变：戴望舒诗歌中的碎片现代性与追忆救赎》一文中，米家路将戴望舒置于20 世纪初的中国语境——“历史时间的中断与文化整体性的丧失”——中进行审视，展现出了诗人在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中，所呈现出的由外部世界退向私人的生活世界的转向。戴望舒在创伤的身体中重塑了“整合的自我”，在写作层面表现为对现代性碎片的捕捉、“追忆”性质的叙述以及所形成的身体追忆的修辞学。［20］而米家路的《反镜像的自恋诗学——戴望舒诗歌中的记忆修辞与自我的精神分析》一文，则关注到了戴望舒对“断裂时间意识”（由现代性时间所导致）的体认，这种体认在其追忆诗学（“从外部世界退回到了私人的生活世界”）中逐渐内化，并为其“观照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张力的反镜像行为”提供了便利。作者指出，戴望舒通过“记忆、女性与花朵的修辞转化”，型构出“自我经他者而塑形”的“自我精神分析学”，而这种“反镜像自恋诗学”在诗歌史上具备独特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意识标明了从郭沫若，经李金发到戴望舒之间，自我形塑泾渭分明的边界；另一方面，映现了中国新文化话语中自我身份模塑逐渐的成熟观念。”［21］除米家路外，彭吉蒂以食指、温洁的“书写疾病之诗”为观察对象，通过引入“精神疾病学”的方法，挖掘出了其中隐含的“反诸自身的隐喻”（即关于自身之乖悖、健康、身体与心灵之脆弱、寻找归宿的身份之痛苦挣扎的隐喻），由此建构出了当代诗歌写作中的“精神疾病诗学”。［22］在对诗歌写作“自我”的审视中，彭吉蒂与米家路之间构成了相互的对话关系。与后者所采用的“现代性”视角相比，前者的研究表现出了跨文化层面的探索，由之拓展了新诗研究的视域空间。

　　作为新诗研究的载体，《新诗评论》尽管办刊时间有限（2005 年创刊），但它在“把握新诗研究的前沿思路，关注当下创作的发展动态，兼及诗歌阅读、翻译和史料的整理”宗旨的指引下，于诗学研究的道路上持续精进。2017 年的《新诗评论》最具特色的是对戈麦的关注，它以戈麦“辞世25 周年”为契机，刊出了研究戈麦的三篇论文。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戈麦诗歌创作的本体，而相对缺乏复杂场域空间内的审视。在收入《新诗评论》的三篇文章中，戈麦及其诗歌创作被置于更大的关联域中。如吴昊细致地考察了戈麦诗歌创作的外部场域（1980 年代中后期到1990 年代初期的“高校诗歌场”以及“中国社会场”），同时辨析了戈麦为代表的一代青年在该场域中所经历的意义危机与精神裂变。作者将戈麦的诗歌写作看作是“青年诗人纾解意义危机与精神离别的一种方式”，使之与“1980—1990 年代诗歌转型中诗人的精神历程”之间产生了复杂的结构关系。该研究视域突破了孤立地看待戈麦诗歌写作的研究方式，使其获得了开放性的阐释空间。［23］王辰龙重点分析了戈麦诗歌“冷”的情调特征与戈麦诗歌的重要节点“孤悬的时刻”，尤其在后者的诠释中，作者呈现了写作背后所包蕴的社会和心理机制，在更大的场域中完成了对该写作节点的审视，增强了戈麦研究的复杂性。［24］周俊锋的论文主要考察了戈麦诗歌的语言实验、意象思维以及意象集群的整合方式，通过剖析前述要点所内蕴的现实生存困境与内在精神冲突，展示出了戈麦诗歌创作的丰富性。［25］总体而言，这三篇文章不仅向研究界抛出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谈戈麦”的追问，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彰显了其在“如何深入、有效地研究戈麦诗歌”层面的努力。

　　与前述两份刊物相比，《诗探索》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1980 年创刊），它与当代新诗研究不仅保持了时间的同步性，而且在研究视野、姿态与内容等层面，与新诗研究的当代发展亦有着持续而深入的“对话”。据此而言，《诗探索》成为了当代新诗研究发展的“见证者”。2017 年的《诗探索（理论卷）》在承继其“见证”姿态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新诗发展的“回望”与“前瞻”姿态。比如对多多诗歌的讨论文章④中，学者们注意到了多多对于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从而将其诗歌“放在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大背景下予以研讨和解剖”，在不断深化多多诗歌研究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代诗学建设。如果说对多多诗歌的研究表现出“回望”性质，那么对“新媒体视野下的诗歌生态”的把捉则体现出了其“前瞻性”的眼光。学者们及时“把脉”新媒体所带来的诗歌生产机制、传播途径、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对诗歌写作过程中所出现的秩序混乱、消费倾向严重、思想性弱化问题进行了有效地清理，为新形态下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健康的发展空间。⑤

当然，笔者上述内容只是通过简要地论述本年度新诗研究的几个面向，把捉“2017 年中国新诗研究”中能够“言明”的部分。而作为一个复杂的结构体，其本身仍存在着许多“未曾言明之物”——法国理论家马舍雷所强调的“文本”中的“重要部分”（“What is important in the work is what it does not say”）［26］——面对这些“未曾言明之物”，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来挖掘与呈现，笔者期待“对话者”。 

　（注释、参考文献略）

　　来源：《江汉学术》2018年第2期（责任编辑：刘洁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