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千百年来，有不少“乡儒”，他们是方圆几十里的“知识分子”，或名声远播县境之外的“文化名人”。作为“文化细胞”，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中华文明基因。我小的时候，每年春节，见识不少替乡亲写对联的好手，他们的毛笔字，胜过当下许多“书法家”，且所写下的楹联，虽不及古人文采飞扬，却仍追随先贤，多少有些自个撰写的内容，不像“书法家”那样，只是抄写古人今人现成的诗句，无一句新创。而对联这样一种文学形式，真是做到了实用与艺术并存、高雅与通俗统一的最高境界。一行几字、寥寥数语，有情有景、有感有悟，读来朗朗上口。对此，除了赞叹，实在是无须他言。

乡儒的功业与辞章，不在朝堂之上，而呈现在方志序言、艺文志乃至乡间的楹联上。汪曾祺的名作《徙》里塑造的晚清塾师、民国教员高北溟，囿于时代的变动和命运的跌宕，有鲲鹏的大才，却只能贫老而终。他留给乡里的，除了一介清白书生的言传身教，还有他在辛未年写下的一副墨色浓浓的对联：“辛夸高岭桂，未徙北溟鹏。”许许多多无赫赫声名而终老乡野的“贤士”，留下的正是像高北溟一样远逝的背影。会撰联自然会写诗，平仄对仗不在话下。即使在21世纪，传统文化依然是现代文明的根脉，现代文明永远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传统文化衍生之物的宿命。诗、词、曲、赋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形态，而诗作为中国最纯正的语言艺术形式，永远被后人毫无保留地排在首位。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怀疑旧体诗词鲜活的生命力。西谚曰：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倘若连岁月的足迹都无法明辨，生存意义又从何谈起。然而千百年来纸质的作品往往因为尘封、虫蠹、火焚、损毁等原因而丢失，数码时代又可能在更短的瞬间全盘格式化删除，或被黑客盗取无踪。生命的印记如此真实生动，又如此不堪一击。诗歌及其他艺术，所面对和反抗的正是这样的“不能承受之轻”。如果一个诗人能从时间手上接过“永恒”这个荣誉证书，他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生命最有价值的“这一个”。无数浮尘被风吹走，他的文字却像光滑的石头留在河滩上，被后来者拾起，捧在手心，仔细凝视它细小的纹路和迷人的质地。清风拂过，仿佛能听到它永不止息的脉动，如同呵护一颗滚烫的心脏。几年前我在曾经的泾渭之滨，听清脆童声齐诵“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甘之如饴，顿生时空倒错之感。中国人对古典诗歌的崇尚，那永远割不断的情结，决定了旧体诗词的茂盛生命力。旧体诗词追求意境的悠远，着重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意，正是从汉字本身的象形、会意的特点生发出来的。而汉语声调的平、上、去、入，也是旧体诗词平仄、对仗的艺术来源。由此可见，旧体诗词是符合汉语语言规律的文学艺术体式。古典诗词的平仄韵脚，可谓将汉语的顿挫回环之美发挥到了极致。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叶恭绰也在《古槐书屋诗序》中写道：“第文艺之有声调节拍者，恒能通乎天籁而持人之情性。”的确如此，诗词声情之美，既可悦听动情，又能强化记忆，有益于构思和欣赏，大增其美感。也正是源于古诗词的音韵美，精短明快，往往一个人儿时所背诵的诗词会伴随自己整个的人生。

今天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分析诗歌过于精细。事实上，知书达礼，诗词歌赋，在过去是文化人“修身”的要务。旧时私塾，幼童习学都讲究一个“背”字。《百家姓》《千家诗》……先生不会多讲，学生也不需要多问，识字了就摇头晃脑大声背诵，背不下来还要挨板子。我不相信，古人愚昧至极才采用如此迂腐的教育方式。或许古人有大智慧，懂得文的本质，诗的天性。这些都不可教，也不可解，只能感，只能悟。小孩子不能理解也没关系，等长大了，有了人生阅历，懂得赏读山水、朝霞、落雾，霎时就能恍然大悟，儿时所背的诗句拿来形容此时此景岂不是分毫不差！这便是古诗词中的意境，也是古人所追求的境界。以诗浸润人生，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乃人文教育的根本。

乡村很多旧体诗词写作者，就是现代社会被传统文化熏陶浸淫的“最后”的“秀才”。他们写诗吟词，不为创新，不为突破，更不是为了成为“艺术大家”，只是将自己人生亲历予以诗意表达，互相唱和、砥砺，或者只是消磨时光，视为一种有益身心的文化娱乐，他们写下的句子朴实传达了中国普通文化人的生存境遇。他们的“赤脚人生”，由此有了诗性的光芒。诗虽贵在新创，然“真”字亦是诗的本来。借得旧体诗的音韵和意境之美，抒发真情、真爱、真人生，何尝不是美事一桩。即使一个写诗的人没有留下万古常新的只言片语，但在个体生命的某一个时段，他把青葱或苍老的岁月交给了诗歌，交给了激情与梦幻，他的人生因此丰富而有意义。在诗歌时空里，我们可以来去自由，既可返回洪荒、遨游苍穹，也可神交圣贤、改写历史，当然更可以重温消逝的青春，复原梦中的乡土，重铸“耕读人家”，从而永远地守护着精神的血脉和家园。

（作者：杨克，系《作品》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