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而不是“诗歌如何对公众讲话”。

首先我要承认，目前在中国做一个诗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一方面他要面对诗歌界本身的混乱和堕落；另一方面他还要面对来自公众的要求、期待甚至指责。有人甚至出来振振有词地要诗人为诗歌“失去读者”这一所谓事实“负责”。

　　在中国，具有专业精神和眼光的批评家很少见，但却不乏各式各样的“呼吁家”和“宣判家”。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不断有人出来宣布“诗歌危机”甚至“诗歌死亡”。这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活埋”过无数次的人。

　　八十年代，一位着名朦胧诗女诗人面对社会“读不懂”的责难时曾这样呼吁“人们，理解我吧”，今天我不会这样呼吁。今天的诗人也许只有这样的请求“人们，过你们自己的日子，忘记我吧”。

　　为什么？因为生活和诗歌都教会了我们沉默。在今天，一个诗人除了将自己的生命默默奉献给他所信奉的那些价值，别的他还能做些什么？我早已不想说服任何人了。今天我来这里，也许就是一种自我说服的结果。

　　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有一个演讲“多余的知识分子”，我看到这个题目，马上就想到了另一个话题：多余的诗人。的确，一切似乎都很多余。

　　多年前，在一些中国诗人中曾传诵着里尔克的一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但在今天，我自己更认同凯尔泰斯——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在思考何谓文学时所说的一句话：

　　“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

　　我讲这些，是因为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面对“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这个问题的。因此，能谈些什么？几周前，我在人大做一个讲座，谈完后诗歌的主持人一定要我们留一句话，我打开题词簿，发现在这之前西川留下的话是“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而欧阳江河写下的是“诗歌只能解决它自己的问题”，那我就这样“和”一句吧：“诗歌永远无法解决它的问题”。

　　是啊，谁能解决“诗歌的问题”？就今天这个话题，我只能说诗歌在今天很难对公众讲话，但接着我想说诗歌可以对人们讲话。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来谈吧。

　　说诗歌很难对公众讲话，那首先是由于诗歌写作的性质所决定的。从古到今，诗歌虽然一直影响着人们，甚至参与到对一个民族良知和审美感受力的塑造上来，但在其内里，它乃是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和语言活动。“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当年的这句诗，就恰切地说明了诗歌写作的这种个人性质。“文革”结束以来，在集体主义神话和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诗歌写作重又回到了个人，我认为这乃是一种必然。不管怎么说，诗歌不再是一种对公众讲话的活动，早期朦胧诗那种对社会历史和公众发言的集体代言人模式也受到了质疑和深刻的修正。在今天，诗歌与其说边缘化了，不如说愈来愈个人化了。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诗歌的“现实”。

　　说诗歌无法对公众讲话，还是由诗歌写作的对象所决定的。在历史上我所认同的诗中，有与自然和历史对话的诗，也有与他人或自己对话的诗，有与诗歌本身对话的诗，甚至还有与上帝对话的诗。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是对抽象的、普泛的“公众”讲话的。在中国，几乎受过教育的公众都知道《夜雨寄北》，然而这首诗并不是对公众讲话的。它是对“君问归期未有期”中的那个“君”讲话的。对这个“君”有多种猜测和解释。但无论如何，她指的是一个隐秘的、和诗人的生命构成深刻内在关系的、诗人心灵信息的唯一的接受者和对话者。而这个“唯一者”是超越一切现实人际关系的。她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想象中的精神存在。诗人就是在对这样一个“对象”讲话，并以此作为对人生孤独和苦难的超越。

　　李商隐这首诗也说明了，就说话对象和方式而言，诗歌是无法对公众讲话的，它只能对一个特定的对象讲话。并不是公众关心的所有问题诗歌都要发言，诗人只能从他个人的内心出发，有时候还必须说出被公众的喧嚣所掩盖的声音。不去考察诗歌的这种个人性质和说话方式，动辄以“公众”的名义来要求，这只能是一种非文学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其实是对诗歌和一切精神事物的取消。这种要求，使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把一本书交到一个无知的人手中，就如同把一把剑交到一个孩子手中一样危险”。

　　对于诗歌写作的这种性质及“个人写作”问题，我在许多文章中都谈过，今天我主要想探讨的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虽然诗歌写作总是伴随着一种深刻的、独特的个人意识，诗歌也不可能对公众讲话，甚至它只能在那里“自言自语”，但它却有可能为公众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这就是说，它有可能表达某种共同的经验和情感，从而在其他人那里唤起“共鸣”。它甚至有可能为一个时代的经验和困惑“命名”。这方面的例证我就不举了。

　　仅仅以读者、发行量和市场来判断文学的价值，这是一种商业时代的蒙昧主义。但在另一方面，社会上某些读者的要求，有时候却会形成一个无形的“审判席”，作用于一个诗人的良知和写作意识。可以说，我尊重这种来自读者的要求。很多要求，其实体现着历史未被言说的痛苦。这就是说，人们在这个时代的经验和困惑，在执着地期待一种诗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们并不是无辜的，当代中国诗歌也并不是没有可以反省的地方。

　　这里再举一个上次在人大的例子，在我们讲完之后，听众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但真正使我受到震动的是一位女生，她提起书包走到台前递给了我一张纸条，还没有等我看清她，就一低头，匆匆离开了教室。我打开一看“现在有些诗人自杀了，也有许多人被死亡困扰，你有没有同样的心路历程？为什么人们自杀？是因为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又无法解脱？请你谈一谈，请不要回避！”

　　使我震动的不仅是这位女生的问题，还有她这种方式。她递来纸条，想听到正在困扰着她的问题，但她听都没听，就走了！为什么？因为她根本就不指望有她想听到的回答，还是……？这就使我想起了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的那句着名的话：所有哲学问题中只有一个是真正严肃的，那就是自杀。但这是否也是诗歌需要面对的问题？我想对那位提问的女生说，我当然在内心里，在写作中经历了这种“天路历程”，但我很难在这里谈。这不是一个公共话题。这是一个需要一个人独自面对的问题。但是，她会满意这样的回答吗？在人们期望的时候诗人何为？诗歌当然不是用来制止自杀的（虽然我们听说过这样的事例），但是，它能对人生的那些问题无动于衷吗？

　　我之所以受到震动还在于，人们都说像我这样年纪和经历的人才有人生的艰难感，但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人也带着同样的问题出现了。人们盲目相信“进步”的神话，社会是否在进步？社会当然在进步，但人生的问题仍是那些问题，互联网和消费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替我们解决那些更内在、更根本的问题——它依然存在，只不过变得更隐蔽罢了。那么，诗人何为？

　　我谈这些，是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在作用于我们的写作。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诗人既要坚持一种写作的难度，不向任何时尚和风气妥协，坚持按照自己的艺术标准来写作，但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种对历史、人生和灵魂问题的关怀。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某种“公共性”，它才会具有它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为艺术而艺术之说，也有为人生而艺术之说。我相信，只要是真正为人生的艺术，就会在人间产生共鸣。我所说的为人生，不可能是表面的，或二十年代意义上的。以上我谈到凯尔泰斯，我所说的为人生，也完全可以是“凯尔泰斯式”的。对这位“灵魂的拷问者”来说，现代神话是这样开始的：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人类创造了奥斯维辛。而他把自己的一生，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写作，都放在思考和追问这个连上帝也无法回答的谜上。这一切，难道与我们无关吗？我不这样看。凯尔泰斯的“奥斯维辛”，照亮的正是我们自己长久以来所盲目经历的一切。他对“奥斯维辛”这个神话的挖掘，他那毫不妥协的、敏锐而又精确的笔触，唤起的正是我们自己对历史和人生的感受。他在对我们说话。他的“奥斯维辛”，就在我们自己的心底言说和呐喊。

　　我信任这样的艺术。这也正是我所认同的“为人生”的艺术。这里我再谈两位作家，卡夫卡与博尔赫斯。在卡夫卡那里总是有一种绝对的诚实，他的艺术探索，无论怎样难以理解，总是相应于一种更内在的生命的要求。但是博尔赫斯就不一样，尤其是那种泛滥成灾的对他的模仿，他们写着写着就成了一种智力的、玄学的游戏。这就是说，这种写作脱离了生命内在的要求和人生经验的血肉。它们怎能对人生讲话？“重要的不是艺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艺术界有人这样提出，那么，重要的是什么？最近我还看到一本世界当代摄影家访谈，许多极优秀的摄影家都声称他们不是什么“摄影家”，“既使不是摄影也不在乎”，而且要和那种泛滥成灾的“艺术”划清界限。在我们这里，有人有眼光和勇气这样来考虑问题吗？

　　一个朋友前不久对我谈到我们一起见过的一位来自海南的女性，说她回去后“一边流泪一边读你的东西”，“是吗？”我当时默然了。我知道有许多这样的读者。他们的存在对一个诗人构成了最深刻的激励。诗人与公众的交流是困难的，但又是简单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灵魂，问题是你的写作是否真正切入了人生的血肉，而不仅仅是在那里悬空打转。我听到过许多普通读者对诗歌的反应，我信任他们，甚于对许多所谓的文人。现在的诗人很多都犯有文人相轻的绝症，而且也很不自信，总是在诋毁别人抬高自己，因此你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种诗的公正？算了吧。这里我只谈对读者的信任。我信任读者，是因为他们不带偏见，而只是从内心里需要真正的诗歌。

　　同时，我也相信诗歌有能力和耐性创造它的读者。请注意这里的“耐性”，精神的劳作从来都是和“耐性”相联系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家们互相打招呼的方式是——慢慢来”。不是迎合读者，而是创造自己的读者——这正是历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艺术所做的事情。屈原的诗创造了它的读者，穆旦的诗创造了它的读者，现在那些备受指责的诗歌也将创造其读者，并且已经创造了它的读者。我相信真正的诗歌是可以穿越重重障碍而抵达人心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诗歌更能进入人心的？这就是我的信念。

　　在过去的十多年，在诗歌界一直有一种试图重新恢复诗歌“对文学讲话”（罗兰·巴特语）的能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姑且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写作”。这种写作当然不是一个流派或圈子，而是一种写作倾向和精神。它的真正的精神在于，怎样使自己的诗、写作和诗学探讨不仅对一个狭小的诗歌圈子讲话，而且对这个时代的那些独立的、有思想的人讲话；怎样以诗歌特有的方式切入到时代的话语场中，并成为其中富有想象力的一部分；怎样把诗歌带入到当下知识分子那种内在的困境和冲突之中，使它处在一种“自我追问的灵魂状况”，由此更深刻地突入时代和人生内在的矛盾和痛苦，等等。

　　在今天，虽然这种写作需要反省和修正，但我仍坚持它的基本精神。在艺术圈中有一句话“学会尊重大众”，我想我本来就是尊重大众的，只不过诗歌却无法对“大众”讲话，它只能对这个时代那些有思想、有更高的审美需求和生命关怀的人讲话。同时，我也不想成为那种狭隘意义上的“诗人中的诗人”，只满足于修辞的游戏和愉悦，因为正像奥顿所说“游戏的乐趣是暂时的，你得说出什么才行”。我这样要求自己，不是我有什么更“宏大”的追求，只是因为在我看来，诗歌的写作比这一切要更严肃，也更深入。海子曾在他的诗学绝笔《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于这种诗观。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烈火”不是那种表面上的熊熊大火，而很可能是一场“看不见的火”。一个诗人便终生穿行在这看不见的、但一直在烧灼着他的火中。在诗歌界不乏行家里手，但它缺乏的，很可能正是这种由诗歌的烈火锻造出来的灵魂。是的，不把灵魂的问题包括进来，我就很难在这里说出和思考文学的奥义。

　　也许，这就是一个诗人在一个贫乏的时代所要承担的一切。对我来说，诗歌写作不仅是写出几首好诗的问题，也不仅是对诗艺有所贡献的问题，还要承担起对人生、时代和文明的追问，还要承担起对灵魂的关怀。在我看来，如果说有“知识分子写作”这回事的话，它们的贡献之一就是把这种追问和关怀，把一种少见的思想性、精神性和洞察力带入了当代诗歌。它们拓展并提升了诗歌对时代的精神问题讲话的能力。它们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范围内为诗歌赢得了尊严。只不过这一进程在眼下处在了一种更艰难的情形。由于复杂的文化政治原因，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对这种写作的恶意中伤和诋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许多诗人从历史、思想、精神和道德的领域的后撤。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有一种很显着的“缩减”的策略。当然，把自己限制在专业的领域里是明智的，也应该修正那些大而不当的写作姿态，但这和一个诗人不断深化、壮大自己的精神视野和思想能力并不矛盾。可以说，我也认为保持一种艺术的限度意识十分重要，谁不想把自己的诗写得更纯粹一些？然而，这一切却不应该成为某种托辞。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经常想起这样一句话：“运思的人愈少，写诗的人愈寂寞”。

　　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不想再问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我想问诗歌能否对这个时代“运思的人”讲话？能否坚持“思”与“诗”的结合，使写作成为人生和灵魂的更深切的言说？当然，我这样问，只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多的困惑。

　　最后，我还想说今天这个题目“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其实还有着一个副题——“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我相信即使是最个人化、最晦涩的诗人，在他们的写作中也都包含着一种交流和对话的渴望。李商隐的无题诗，如天书般令人费解，但它们其实都是以爱情相思的形式，表达对生命对话的渴望，现实的阻隔及本质上的不可能。有一位朋友看了我文章中的一句话“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后，她这样问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人间交流的徒劳和放弃吗？”我这样回答：不是一时的冲动使我写下这句话，它出自多年来我对诗人命运和人类生活无穷的差异性和荒谬性的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因为在这个短句间，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仍体现了某种张力。只是我愈来愈感到某种“徒劳”。这些年，也有一些对我们这些人的写作的评论，但说实话，我看到的众多评论并没有多少真正触及到这种写作的内在本质和核心部分。中心部分始终是黑暗的。公众所看到的诗人，很可能只是一个被简化的诗人，一个被部分使用的诗人，甚或是一个被泼上了一头污水的诗人。你可以说这是悲剧性的，只是我并不悲观，相反，它会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激励一个诗人。事实上对一个诗人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是不被理解，而是他太渴望理解。他只能怀着“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来从事写作，难道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吗？不可能。

　　因此对我来说，在一个媒体社会，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大众传播时代，我所认同的关于诗人的隐喻仍然是卡夫卡意义上的，那就是：一个秘密的不为人知的土地测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