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的穆旦

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铮，生于天津，祖上为浙江海宁望族，1932年入南开高中后开始写新诗，1935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10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除主修英语文学，还选修了俄语），1940年毕业后留校，1942年加入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赴缅甸对日作战。194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探险队》，1947年自印诗集《穆旦诗集》，1948年出版诗集《旗》。1949年初随联合国粮农组织赴泰国，同年8月赴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及俄罗斯文学。

穆旦生性敏感多思，在中学时即显露出文学才华。1934—1935年间曾以本名和笔名“穆旦”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诗文，1936—1937年间以“慕旦”为笔名在《清华周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诗作。1937年末到1948年这十余年间，是“穆旦”作为一个新锐诗人崭露头角，充分展现其创作潜质和能量、并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状态的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编选的《现代诗钞》，就曾破例选入穆旦诗11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

在经历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和排斥后，作为诗人的穆旦重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在今天，穆旦已被普遍视为中国最为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尤其被视为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的诗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旦代表了一个时代。

早年穆旦之所以不到三十岁就达到这样的境地，除了他过人的诗歌才赋和时代的因素，众所周知，和他所受到的英国现代诗的影响分不开。更可贵的是，穆旦的创造和整合能力与他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一样令人叹服。他接受的影响促成了他的艺术锐变，但他的诗却不是西方现代诗的“读后感”，更不是有人所说的所谓“复制”。他那些交织着现代意识、民族忧患和时代批判性的诗篇，体现了强劲的创作活力。如果穆旦的创作能够持续、深入下去，他很可能会将他自己及那个年代的中国新诗带向一个更高的境地。很“可惜”的是，在这之后，穆旦基本上停止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代替他的，是一个诗歌翻译家向我们走来。

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

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从那时起到1958年，除了在1957年间发表少许诗作并给自己惹来麻烦外，他全身心投入、或者说“转向”了翻译。在那些年里，他以本名“查良铮”出版了翻译的《普希金的抒情诗》（上、下集）和《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等多部叙事长诗，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集及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此外，他还和袁可嘉合译了《布莱克诗选》，以“梁真”为名出版了拜伦抒情诗选等。

回顾归国后的这五年，他的夫人周与良说“那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却是以一个诗人的消失为代价的。

回溯中国新诗史，纵然许多诗人都曾从事过翻译或是作为诗人翻译家而存在，但穆旦的情况与他们并不相同：卞之琳最初是从译诗开始，然后“写新诗寄感”、译诗与写诗相得益彰，戴望舒成名后也是如此，在创作和翻译上同时推进，而穆旦呢，在其早年全力投入创作，他是在三十多岁正当盛年的阶段转向翻译的，而且不是作为与创作相伴随的翻译，是作为一个职业翻译家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涯。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里有“外因”，也有“内因”。

首先，他在美国的那三年多时间大都在结婚成家、求学打工中度过，尤其是国内“翻天覆地”的巨变给他带来的兴奋和向往，这使他并没有真正沉下来并触到他的言辞之根。归国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天真。归国后所经受的一切，也使他明白了：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过去送葬。他过去的那个自我包括他那种诗的写作已完全与一个新时代不合拍了。

我想，这就是“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的主要原因。他转向一个职业译者（好在这样的转向对他来说并不难），就是他为过去的那个诗人“送葬”的一种方式。

至于为什么穆旦在那时会主要选择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来译，原因很显然，是因为在当时只能接受这样的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外国诗人。虽然穆旦被视为最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诗人，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并非是那样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实际上，置身于五十年代国内的那种环境中，普希金的诗很可能会比艾略特的诗使他感到更为亲切。普希金诗中的那种人情味，那种流放的命运和对自由的渴望，那种诗人与权力的对立，也都暗合了他内心中更深处

就这样，诗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后《九叶集》出版（1981），主要是作为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等人的译者出现并为广大读者所知。除了朋友圈子，无人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穆旦作为中国四十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已被彻底遗忘。

在回顾穆旦的“由来与归宿”时，王佐良这样感叹：“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这就是命运的造就。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在他们的创作受到冲击的艰难时期，都曾转向翻译。对穆旦而言，他还必须转得更为彻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已渐渐没有了别的选择。对他来说，从事翻译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

而这种“翻译作为幸存”的意味，对穆旦来说愈到后来愈显然，也愈深刻。“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这是《葬歌》中的诗句。纵然他也希望融入历史的洪流，但历史的洪流却容不了他这样的“孤岛”。历史的洪流只需要它的牺牲品，而曾加入过“国军”组织的抗日远征军的穆旦正是“很合适”的一个。1958年12月，诗人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到校图书馆监管劳动。那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痛苦和沉默的三年。1962年“解除管制”、降级留用于图书馆后，穆旦又回到了翻译上来。在繁重的图书整理工作之余，他选定翻译拜伦的2万多行的长诗《唐璜》。他要抱着这个巨石沉入他命运的深处。文革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巨大冲击1972年劳改结束回校后，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回到对《唐璜》译稿的整理、修改上来。他还有什么可以寄托的？在给早年诗友的信中他“满嘴苦涩”地这样说：“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译，实则是以译诗而收心，否则心无处安放”。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再来看他对普希金的翻译，那岂止是一般的语言转换，那是一个人的全部痛苦、爱和精神世界的寄托！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在那个时代不仅“不是一个坏的归宿”，这对穆旦本人、对广大读者和中国现代诗歌，实乃大幸。周珏良在回顾穆旦时也曾这样感叹“穆旦译诗的成就，使我们觉得可喜，但又有点觉得可悲。如果穆旦能把译诗的精力和才能都放在写诗上，那我们获得的又将是什么——如果？”

这样的惋惜声和感叹声，自穆旦逝世后不断传来。但我们却可以说，在那个很难有真正的诗的存在的年代，穆旦幸好没有继续写诗！这就是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那句广被引用的话“在错误之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幸好穆旦没有以他的诗去努力适应或歌颂那个时代。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作家和诗人那样遭到可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继续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遗产。

因此，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甚至可以说，这恰好也正是“天意”所在。

在写诗与译诗之间

作为诗人翻译家，穆旦晚年最重要的贡献是《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1973年，他得到一本周珏良转赠的从美国带来的西方现代诗选，他又回到早年曾对他产生影响的那些诗人那里了。可以说，这是一种历经一生、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所达到的“回归”。这不仅是对所喜爱诗人的认同，也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是在经历了种种迷惘、怀疑甚或自我放弃后，对一生的求索所达到的最终肯定。

在今天看来，诗人于1973—1976年间所倾心翻译的《英国现代诗选》，无论对穆旦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诗歌，都是一个极重要的诗学事件。

首先，这种翻译体现了相当清醒、自觉的诗学意识。在这前后，诗人已看透了流行诗坛的“假大空诗歌”，并想通过翻译带来一些新鲜空气。在他逝世前给杜运燮的信中他就这样明确地说：“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读者会看到：原来诗可以如此写。”

这也就是穆旦这样的诗人翻译家和其他译者的一个区别：他的翻译和他所关注的诗歌问题深刻相关，和他自身的内在需要及其对时代的关注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通过他的翻译所期望的，正是一种“真正的诗”的回归。正因此，《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有别于诗人之前对普希金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翻译。他在翻译时完全撇开了接受上的考虑（他那时没有想到它能出版，也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尝试）。他在翻译它时为我们展现的，完全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和翻译家的“本来面貌”。他不再像过去翻译外国诗人时，在译序和注解中频频加入一些适应出版需要的批判性言辞。它不是“供批判使用”的，它也不是“客观介绍”。他倾心翻译的这些西方现代诗歌，深深体现了他对他一生所认定的诗歌价值的深刻理解、高度认同和心血浇铸。因此完全可以说，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是一次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回归。

《英国现代诗选》为穆旦的遗作，它在诗人逝世后才由友人整理出版。它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如果诗人还活着，我想他还会对之进行修订和和完善的）。但是，仅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仅就其中那些优异的译作，诗人已完全对得起诗歌对他一生的哺育，也对得起他长久经受的磨难，对得起他那被赋予的“才赋”。

命运已是很难假设和逆转的了，但我想说，这就是一个诗人在那个年代对诗歌、对精神和语言的至高价值所能做出的最可宝贵的奉献。他使诗歌通过他的翻译得以“幸存”，他自己也将永远活在他的诗和这些杰出的译文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