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木朵：那首仿写卡瓦菲斯同题诗的《就是那个人》如今被归入你最近出版的诗集《心灵之火的日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中的“早期作品”，而这首诗确立了你在我心目中的诗人水准，当时读到它，我就认定你已经做成了一首元诗。卡瓦菲斯诗中“那句崇高的‘就是那个人’”，在你的诗中略带反讽的滋味，其实也不妨理解为你在内心准则方面确定自己是一位诗人时的自卫措施，在这里，“父亲”这个社会角色构成了一个必要的视角，一个反对诗歌、背对诗歌地平线的角色，如果说卡瓦菲斯是一个精神上的父辈，他造成的积极影响是否跟你的父亲给你的写作持续带来的反响同等重要？作为受益于卡瓦菲斯文法的当代诗人，你如何归纳这笔文学遗产的活力：从中你到底有哪些方面的获利？ 

　　袁永苹：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首诗。那首诗诞生在我的大学时代，大概是22岁吧。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写完这首诗的当时，心中的激动和喜悦。我在早期诗歌写作的时候，曾经沉迷过卡瓦菲，当我发现卡瓦菲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诗人的时候，我很惊讶，我还以为他是古希腊人！他的诗歌中富有强烈的历史感，即使那些最私人的诗歌，依然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这一点令我非常疑惑。同时他又非常当代。我十分喜欢卡瓦菲写自己私人生活的那部分诗歌。它们坦白、痛楚，与此同时又有着道德的纠结带给他诗歌的贵族感和沉思罪行的意味。可能我想卡瓦菲是属于当代的！如今达达主义的意味渗透在青年人中，有的人主张肉体的彻底的解放和欢愉，一些社交网站到处都是约炮的性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更看重卡瓦菲，即使是性解放，也要在一个情感的维度在里面，要有一个来自内部的沉思和关于罪行的警惕。卡瓦菲是一个哲学意味上的沉思的人，他所有肉体的欢愉都带有着对自我道德上的审判和旁观者的镜头视角。我读到的是黄灿然版本。我读不懂卡瓦菲关于希腊历史的那部分诗歌，看的时候我会跳过去。

　　关于我的这首诗歌中父亲的形象，既是实的，同时也是虚构的。父亲代表着一种社会性选择。父亲是一个反抗的对象，同时这种反抗带有着温和的成分，有对父亲的爱在里面。对于一个当时刚刚确定自己诗歌道路的年轻诗人来说，卡瓦菲的形象，让我对身边的世界保持一种沉默的接受和对诗歌道路的坚定。纵然内部的反抗无处不在，但是他们都统摄在一个稳定的心灵世界里面。卡瓦菲诗歌中即使那种最私人的写作也带有着爱、孤独和历史感。这是我非常疑惑的地方。即使他最私人的写作依然有浓烈的历史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译者的功劳？可能是他神秘的语调在起作用，他的语调总是在叹息、反思罪和回顾，像是为自己和时代唱响的一首首挽歌。

　　卡瓦菲的诗歌文法简单、节制但是足以打动人心，这是我诗歌中追求的东西。我不喜欢生硬自造的词句，也不喜欢用词语取悦、迷惑自己和他人，我不喜欢让诗歌令人费解，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我的诗歌是那种自然却有力量的风格。我不想嘶鸣、哀嚎和尖叫。诗人注定要成为时代中往相反方向行走的一群人，诗人是对时代最保持警惕的人，但是反抗的姿态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艺术的追求是更高一级的存在。我对于自己同样时常审判，我的很多诗歌就是这种审判的结果。我宽容自己，同时审查自己。我不想自己被自我欺骗，同时我无时无刻不在欺骗着自我。我相信最私人的地方也是最普遍的地方，同时我相信打动人心首先要打动自己，我从不写不打动自己的诗歌。卡瓦菲让我知道，诗人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内心的赤诚、尊贵和悲悯。

　　②木朵：步入婚姻、初为人母——人生阶段的这两步似乎为你的诗集分出了早期作品与近作，也造成了你写作上的中断现象，换言之，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经事的变化，诗会出现不同的地平线/分水岭，但“爱”这个关键使之横看成岭侧成峰，统摄着化身于尘世琐事中的多个自我。也许，不久以后，你就会喜欢上卡瓦菲斯“关于希腊历史的那部分诗歌”，就差一个机缘凑巧吧！《每个时间》这首诗认可了“爱”的价值：“发觉人在爱的事物当中/感受到时光的残酷。”同时，又提出了新阶段的任务：“这辈子会写出什么来？/我能贡献什么更多的？”随着第一部诗集出版，你有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比如那最初的关于反驳/反抗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诗歌的定义从此将出现什么新意？具体而言，在句法结构“我想到……”中，可塑性最强的会是宾格部分吗？

　　袁永苹：谢谢你对我人生和写作历程的关注。你说到的这些令我很感动。我也是最近才越发认识到我，甚至我们整整一代人都到了一个人生问题丛生的阶段。现在我处于多种角色的平衡之间。妻子、妈妈、儿媳妇、女儿、诗人、社会身份等等。很多问题需要我去平衡和处理。事实上，内心的独立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在诗人这里会变得尤其棘手，太沉醉于抽象精神世界会让我们失去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力，思想也会变得极端甚至失控。处理这些问题真的非常难。昨天夜里，我惊觉我们处在了一个“双输”的人生状态里面，就是无论我们的人生如何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失败的。关于这重重冲突，我没有恰当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觉得或许爱是一个方案。因为，一旦爱介入人就会变得宽怀一些，自己和别人都好过一些。有时候我会想要逃跑，像寄居蟹一样逃掉自己的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冲动。有时候写作就是展现这个冲动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我的写作这三年断断续续，从备孕开始我的生命就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我需要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孕期之中需要戒酒，我没有酒瘾，但是每天都会喝一点儿。我和丈夫每天会一起喝酒，然后聊天，那时候我们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我们没什么钱，会写一些小文章来谋生。我会经常跟他去乐队排练。我们也经常探讨抽象问题，比如人的精神世界的归宿问题，信仰问题，甚至社会政治问题。而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的生活全变了。我享受和承受了所有初为人母的女性所有的焦灼还有兴奋。但是很快这些兴奋就变成了交替出现的昼夜，我每天晚上只能断断续续睡觉，而我曾经有很严重的失眠症状（后来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治疗失眠的疗法，我就奇迹般地好了）。睡眠不足让我精神萎靡，无法阅读，写作也搁置了。作为男女两性，我和我丈夫都在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角色，他也非常努力在为家庭做出改变。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基本上他在外面谋生。我需要处理的东西很多，那一阶段我暂停了写作。因为孩子的问题是我每天要应对的工作，一有时间我就睡一小会儿。晚上会腾出时间来看一些小说或者诗歌。但实际上我的思考没有停止过，当时我也在处理没有时间阅读和写作所带来的困扰。我的生活充满张力（也许每个诗人都会是这样），但最后总是会被我容纳回来。

　　我诗集中的早期作品，并不全。有一些诗歌我没有选进来。他们在我的第一本诗集《私人生活》中，呈现得比较清晰。张曙光老师在这本《心灵之火的日常》序言中说我大学时期才开始写作，实际上，我从十几岁就开始了短句子的写作，但都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初中的时候，我曾经在一本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句话的短诗，诗并不好，无非是青春期的无病呻吟或者孤独寂寞之类，显得自己历经沧桑。却引来了两麻袋的交友信。这些交友信热情洋溢，后来它们都被我父亲和母亲填进了我们家的煤炉里。他们也都拆了它们。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被人窥探了。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烧毁我的那些交友信件，但是我的脑海会时刻浮现出他们一边拆我的信件一边烧毁的过程。我不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先阅读那些信件然后再烧毁，如果他们直接烧毁或许我会更好过一点儿。但我不怪他们。因为他们很爱我，只是他们的方式或许没有那么完美而已。这件事同时让我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期的极端压抑。我想这就是文学应该书写的空间。

　　另外一件事，我想有必要说说。就是我小的时候，十岁左右，曾经被邻居家的狗咬了。咬得很严重。整个人当时变成了血人。我跑回家，妈妈正在做饭。她看见我身上全是血，还在流，她就明白了。抱起我跑向乡里的卫生所。在那里，一位医生给我清洗了伤口，但是没有打麻药。但是从始至终我没有哭一声。我把牙关咬得紧紧地。我妈妈让我哭出来，可是我没有哭，因为我知道哭没有什么用，哭了伤口也一样疼。就这样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我被连续清洗了三四个小时的伤口。然后缝针。我因此休学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的邻居家因为狗咬了我，将狗勒死。勒死在我家旁边政府大院的铁栅栏上。当天听见了那狗的惨叫声，我当时很痛苦。我觉得不应该勒死它，我不怪那条咬我的狗。当时没有勇气跑出去阻止大人们的所作所为。但是那个下午在我生命中难以磨灭。我始终觉得那条狗不应该死。

　　我的诗歌都是即兴的。我不太会改诗。诗歌都是一蹴而就，之后我也很少会改动它们。这是我不能深思熟虑的个性所致。我的激情到来的时候，我要很用力地克制住它们，这样才可以划归为一首诗歌。在一首诗歌中，我也不追求一个极致的效果，往往是呈现出我想要的，我就收了。诗歌是巨大海面上裸露出的冰山。它们应该有巨大的能量潜藏在海面以下。近期的一些作品，我写得松弛了一些，就像你所关注到的《每个时间》。我特意用了比较随意，甚至非诗意的流俗方式来写出来，因为这正好呈现出了某种随意性的生活本质。我之前不会允许“逝者如斯夫”这样的程式性句子出现在我诗歌中。近期写作中我故意写得随意一些。这是一首处理写作和生活、抽象精神和世俗或者说是肉体的人之间的关系的诗歌。关于抵抗时间和死亡的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很虚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为此而“作证”！

　　我一直在思考艺术和艺术家的关系问题。在从事某项艺术的时候，对它心存警惕，我觉得是好的。就像是我的另外一首关注潜意识的诗歌——《养蛇人》——中所呈现的一样，如果我们不能遏制住那条蛇，我们也许会被它吃掉。艺术有某种迷惑艺术家和读者的本质。艺术家都是饥饿的，然而艺术本身更加饥饿。

　　我无法为诗歌下定义，已经有很多人企图为之下定义。我想诗歌更多的是像约翰·凯奇所表达的那样，是诗人与读者之间共同完成的作品。读者总是在世界中寻找着某一首他自己的诗。最近有一位读者，同时也是诗歌编辑，她说非常喜欢我的诗歌，并且选择了一些发表在一个文学APP上，我们在微信上沟通，但是她选择的基本都是我早期的诗歌，可能那个时候的诗歌能够与她本人现阶段的生命经历产生契合。诗歌一经写出已经不受作者控制。贡布里希说的也许是对的：“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我最近在思考，艺术与其背后的艺术家形象之间的关系。艺术正是体现了它背后的艺术家的个性，而艺术家如何，艺术就会如何。

　　这不是我的第一本诗集。但是我公开发行的第一本诗集。之前我已经有过两本诗集。一本获得了美国三个诗人创办的一个奖项——DJS的第一本诗集奖（我没有记住他们三个人的姓名），第二本是我自己印刷的小册子。公开发行，与更多的读者对话，真正完成了作品的交流。这是很有趣的。关于诗歌的技艺，我还在不停思索中。

　　③木朵：如果套用《常规生活》这首诗的“我可以做到的，让我想到我无能为力的”句式，标示为“常规”的生活，这被楔入/写入诗中的生活之常规，很可能是以非常规的心曲予以伴奏的，常规-非常规这个二分模式平分着诗中人对“每天”这个词所预示的重复色彩、压抑力量和对俗套的遵从。也就是说，如今，生活在无别处，在《日常的一天》所言的“许多时日”都拼合为一天（所谓的“每日性”），或如《常规的夜晚》“凝视”一个毫不相干的对面楼宇的窗子及窗子里的女子，从而从这单调的关切中提炼出“命运”的日常所见的恒定属性。看起来，你的胸腔里存着的“一首诗歌的愤怒”正在被外在的俗世生活所调节，你也观察着那命运之火如何被调节，以及哪些力量在参与这种调节/调解工作，于是，你写作的素材之面庞得以拓展，譬如妥协于“无能为力”，就可能成就一首新诗。愤怒出诗人之外，诗还可以招惹谁？

　　袁永苹：人应当是自己命运的参与者、旁观者和审查者。审视“对面楼宇的女人”，何尝不是在审视着自己？（但是又不完全是自己，自己脱身于自身成为任何一个女人！）单调是一种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命运，不必要谈西西弗斯，也许可以谈谈卡夫卡。卡夫卡写的人的存在境遇，正是西西弗斯关于人类命运的诠释。然而我们并不应当完全陷入到一种无力的虚无状态中去，菲利普·拉金曾经提到过写诗的快乐原则。约翰·阿什贝利也说过自己的诗是比较快乐的。实际上，传统意义上说的悲剧出诗人，这一说法已经应当被摒弃或者需要更新，它并不当代。当然这并不是说诗人不应去书写痛苦，我的意思是应该有多重多样的诗歌类型出现、并存。面对一个糟糕的时代，艺术家应该在悲剧中提炼出一种喜剧的因素，从而来抵抗悲剧本身。

　　葛饰北斋有一幅著名的画作（《甲州三岛越》），画中几个人环抱着大树，仰望富士山。人在自然面前，并没有被惊吓到无知无觉，而是“席地而坐”与自然“共枕眠”。我观察到，当代诗人有许多出生在乡村，是有过乡村经验的诗人。乡村根植于自然当中，给诗人带来养料。乡村生活让人对土地和万物葆有最深沉的爱意。也许道家有用，可以对于西方现代文明予以纠偏。虽然，我们已经在现代性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在人本身当中，应当生发出一种新自然主义美学。说到这，我想我们当代中国诗人应当出现写当代生活的大师，写当代婚姻生活，写当代城市生活，写现代摩登的生活。问题是诗人如何在此基础上驱除陈规诗意，生发出真正富有当代性的东西。让诗歌的意义得到扩展（无意义本身也是意义的一种）。

　　我一直在抵抗西方现代以降文学中的那股子虚无和过分的对于深刻人性的解剖。但是，对于人性的过分挖掘也许会导致艺术得病。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化解，总之我相信一种直觉。过分膨胀的自我，让人类将自身的困境愈加放大，而折损人类自身也折损着自然。所以，荷尔德林说人在做梦时和上帝是平等的，可人在思考的时候，还不如乞丐。我们究竟在思辨上面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境地？诗歌真的有谴责人世的功用吗？

　　今天中午吃午餐的时候，我在思考着所谓先锋性，先锋性建立在对时代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是对于时代症候的纠偏，对时代美学的洞悉及洞悉后的解决。先锋应当是诗歌的一种常态。先锋性非常重要，诗人必须要是一个多维的海绵体，要吸纳关于流行文化、政治文化甚至各种潮流，虽然不必要样样精通，但是要在这些悲哀的事物中开出一朵花来，即使是垃圾堆也要建构出艺术感的勇气。先锋性对话的对象绝不仅仅是诗歌这一题材本身，应当是像反毒水一样，在流行文化等等众多文化中反出毒素，建构出新的精神之花来。

　　关于你提到的“俗世生活”还有谁“和诗歌过不去”的事情。我想是“古老的敌意”永远的存在，但并不是坏事。俗世生活有双重性，人存活于俗世生活之中。诗人也是俗世中的一员。精神生活的国王，在俗世中也许是一个懦夫。两者永恒矛盾，永恒纠缠。但是我想请大家看到俗世生活中生长性的一面，精神生活虚伪性的一面。诗人不要神话自我，应当勇于否定自我，应该敢于逃避神话对自我的召唤。因此我提倡诗人去偶像化，粉丝杀人，诗人不应当作为偶像而存在，应当永远作为永不止步的艺术家而存在。

　　④木朵：你所言“对于深刻的追求”是否应理解为对于某一类型的深刻的追求？毕竟，“深刻”是一个中性词，还不至于就近于一种普遍性（当代诗中的“深刻”不是普遍存在，可能依然还是匮乏）或者“普遍病症”，也许是当代诗人玩得走了样，并没有触及到最好的深刻吧？不知道深刻带给你的反感是跟某种繁复、驳杂或在诗句中塞进了太多的硬道理有关，还是从本原上看，诗必须设法避开哲思或政治学抱负的引诱？以你的三行短诗《我的工作》（“我在闷热的地铁车厢中，/收集所有在场人的心跳，/做为广场上的钟声。”）为例，诗人的工作是收集所有的心跳，其中不乏深刻心灵的砰砰直跳，但诗似乎更在乎“收集”这个谓词联系上的主宾，受制于短诗快速塑造出的诗人形象而来不及在心跳与钟声之间进行更细致的阐述，即便是“广场”这个词多多少少携带着政治空间，但也任由不作深入阐发的笼统性闪烁其词了。当代诗人中，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有意识“抵抗”时有发生，通常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袁永苹：“诗必须设法避开哲思或政治学抱负的引诱？”诗与哲学一直是一个纠缠的母题。九叶派的老诗人郑敏曾经阐释过诗与哲学的关系，她说，哲学在左，诗在右。似乎她也主张，哲学与诗歌是两条道路。并不是依靠诗的方式来表达哲学观念不行，歌德、荷尔德林和尼采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但是，诗歌过度表达观念性，会折损诗歌的艺术效果，这一点我现在仍然这样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诗歌和哲学实际上是有分工的，虽然这种分工并不好辨明。“五四”以来，很多诗人靠诗歌来表达政治或者社会主张，如郭沫若、臧克家等人（郭小川等白洋淀派等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效果并不好，反而坏的东西居多。相对的，将诗歌还原到它最擅长的情感领域，诗歌的风采就更为明显。譬如戴望舒、徐志摩等。实际上，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开始，诗歌就与人的情感和命运息息相关。诗歌擅长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在哲学领域抑或政治领域，诗歌的表现就并不明显。如果诗人变为一个问题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会折损诗歌的艺术性。诗人负责的是人类灵魂和美这一领域，而“问题”可以交给杂文家或者是社会学家、思想家去做。

　　深刻并不是不好，而是我觉得，深刻对于当代诗歌的束缚太大了。我最近在读《语言派诗学》，查尔斯·伯恩斯坦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语言诗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家，他的诗学思想很具有革命性。其中介绍了大量国内较少所闻的诗人和艺术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内的诗歌翻译有局限性，导致了诗歌写作的局限性。我们的翻译大多集中在经典诗人的译介上，而很多风格化的诗人的翻译和介绍则非常少，这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写作的呆板。实际上，单就刚才提到的这本书而言，里面提到的重要诗人，富有实验性的诗人就有很多，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似乎还显得太个人化和先锋了。

　　古典诗歌的“诗言志”，和“五四”以来，白话诗歌对于社会问题和深刻性的追求，束缚了当代诗歌的语言和发展。实际上，诗歌应该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应该有各种实验流派出现，应当有更多更广泛的读者。应当有嬉笑怒骂有更多更大胆的尝试。在这一点上，我也没有做得更好。另外，诗歌应当更多地与时代紧密联系，不应当在前人已经挖掘得差不多的领域内走，应当有勇气走出圈囿。敢于写普通读者“看不懂”的诗歌，敢于蔑视读者，重返表达自我的孤境。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诗歌写作中来，异彩纷呈，开拓出更多的汉语诗歌写作的可能。

　　你提到《我的工作》那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某种政治隐喻。这一点你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是一首非常简单的诗歌，没有复杂的修辞，只由一个隐喻就构成了一首诗歌。诗人擅长将空间和通感大挪移，地铁里的闷热和广场上的钟声，丝毫没有联系，但是我愿意将两件无法联系的事物做一个联系，正如你所发现的，这种联系带来了某种脑海中的回忆和音响。我想这首诗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当代诗人中，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有意识‘抵抗’时有发生，通常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关于这个方面，对我并没有形成问题，事实上，诗人应当对于所有的文学观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要存在敌意。但凡是观念，就总有不合时宜的一天。我想这应当是一切艺术家的自律反应吧。文学要有新的路子走，没有人可以给文学下一个定义。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每个作家在用自己的作品诠释文学的含义，诠释自己的艺术观念。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广博。

　　⑤木朵：《报偿》有言“我不再厌烦囚徒的生涯”以及“我把肉身交给普通人”，当代（诗）人所面临的“囚徒困境”看起来解决之策在于个人心结的打开，“不再厌烦”或去接受去结识，尤其是在心态上要主动拿除自身的神圣性/独特性/不凡性，重归凡俗状态，做回一个“普通人”。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时下写作憧憬/冲劲有可能在两个方向背道而驰：要么，摆脱自身的凡庸色彩，朝向人杰曾经抵达的胜境，简言之，向杰作学习，走向艺术的巅峰所在，要么，摆脱杰作所造成的影响之焦虑，从此岸的实际生活与行动中学习，学习街谈巷议中的人间底气/地气，寄情于日常生活，别开生面。“肉身”交给普通人之前，它曾在哪儿徜徉？那么，灵魂又在哪里？看起来，“交给”这个举措才是语句的重音，它传递出诗人对日常生活的崇敬。

　　袁永苹：普通的意味是凡俗、世俗，而艺术和某种修道往往总是与之对立。这往往类似于教徒与非教徒两种人生的对立。对于诗人或者广义的艺术家来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内在的问题。世俗生活拥有强大的碾压作用，会将人碾压成碎片。但是与此同时，世俗生活又拥有某种救赎的力量。我们往往认为救赎只能存在于更高的意志里面，实际上，凡俗当中亦存在某种救赎的可能。

　　实际上，你说的非常对。人杰是中国古代文人艺术家的多数选择，通过个人的修炼，到达一个无我的境界。这是很难的，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然而我们也看到有柳永这样的身在凡俗人间一直被缠裹的艺术家。我们可以看到荷尔德林、尼采等走向更高精神空间的人，也看到了杰克·凯鲁亚克、布考斯基这样纵情声色的艺术家。你敏锐地注意到“交给”一词，这一词带有着献祭的特征。然而，真的可以做到吗？

　　肉身交给普通人，是对人世间热泪盈眶的亲近和热爱。我真的无法克制自己完全对人和世界绝望。那么多艺术家蔑视人蔑视世俗生活，对世俗生活绝望，但是我做不到。真的。因为我从小就感受到很多乡下人的善良、无奈和悲悯，所以我对那些人无法恨，有时候只会是短时间的幻灭，但是幻灭后又重新燃烧起来。向杰作学习，这句话没错。但是，人真的是有限的，人与人的差别很大，重要的是发掘自我的空间。写作不是竞赛，重要的是探索和表达，探索是为了更好的表达。要认识到自己与杰作的作者，存在天然的差别，但也不要因此就自惭形秽，我觉得，每个写作的人都会有影响的焦虑，重要的是如何表达自我，至于能不能有读者，能不能被人铭记，能不能成功，那都是副产品，都是后话。不应该成为创作者考虑的事情。所以，你只能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作品。千万别为了超越别人而去模仿杰作，我做过模仿杰作的尝试，那是因为杰作震惊了我，我无法摆脱它们的美学控制。但是，我花时间去摆脱它们的控制，方法是我找回被杰作遮蔽的自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笨拙，如果杰作不好，不能打动我们，就放弃它们，重新评估它们的价值，这并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忠于自我。别炫技，别写一句自己觉得虚假的话，别为别人喜欢而写作，不为和某人比赛而写作，只为艺术和表达写，不怕失败，不怕肤浅的话，错误的话，因为标准是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写作真的回到最根本就是自己的事情。你不写对于世界，对于他人不会有什么影响。写作的意义就是确认自我在世间的存活。

袁永苹诗选

就是那个人

　　　　——仿卡瓦菲

到了那种应该工作和婚恋的年月 

她却一再想要拥有 

纸中属于李白和唐代的一页。

卡瓦菲和蒙塔莱被她一再提起 

她住在国境线的最北方， 

——但出卖自己也很轻易。

地平线上走来的一些人 

她的父亲也在人群中 

“就是那个人， 

从二十几岁 

就放弃了我们的生活。”

每个时间

我在昨夜从睡眠中不知怎么醒来

一下子想到了那句：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我又想到了家乡的雪，还有

在我睡觉的时候

长江的水一刻不停地流着，

我又想到我自己的水

其实也一刻不停地流着和死着。

许多年以后人们已经死亡

但物品留存下来。

发觉人在爱的事物当中

感受到时光的残酷。

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时间。

因为当你说出这时间，

时间就已失去了，

变为下一个。

然后我又想起我的女儿

夜晚费力喘粗气的样子

气息让黑夜下跌

被焊在地里。

我想到见到的死者临死时

大口喘气，直到

呼出最后一口气，然后

她不得不放弃了。

这辈子会写出什么来？

我能贡献什么更多的？

我理解那一次金斯堡和吉尔伯特说的：

“他要放弃诗歌，因为诗歌虚假，语言欺骗。”

我能理解他，但，我想我需要反驳他

用很久很久很多工作来作证。

养蛇人

只为换取另外一个世界，我和我自己合谋，

建造一个假定的尘世，

为着一个可能的真灵魂。充斥着不合法的读和写，

在火灾、水患、毒药和殴打之后，苟且偷生，

用曲笔和生活玩着我女儿常玩的那种捉迷藏的游戏。

我终于学会了撒谎，

下巴却一再低下，并利用控制力让它足够合适地低。

燕麦圈儿童保温杯卡通贴纸

散落在小小的装满小孩儿棉衬衣的储物柜上，

这里是我暂时的写字台。

我女儿的一次夜间醒来，

会让我的阅读和思考随时停下。

我必须让这房间的蟒蛇潜行，隐形，

让它吞吃我脑中的玫瑰，

豢养它与这房子中的我一同存活，

它的飞翔是我在另一个世界的骄傲，

它的匍匐是我的厚黑术和权谋。

它终日住在我的房间里，

在我与丈夫亲热时，在我与女儿玩弹力球时，

它半睡半醒

随时从我因恐惧而睁大的双眼瞳孔中窜出，

用巨大的触须和长舌头

如绳索一般擒住我面前的人，将它们按进巨大的

黑色的冰冷的冥境之海中去。

我是拙劣的女演员，女一号，人形木偶，

我代替它，像猪一样吃碗里的肉饭，

像狗一样给拿枪恶棍跪下，戏子一样在床上演绎腾挪。

正人君子一样谈论时事要闻。无论我如何使用新邪教

来让自己变为社区好主妇，

它都用全然的沉默报之于我，

并告诉我终有一日将全部的报复偿还与我。

我亲爱的蛇，美蛇，爱蛇，

是你让我看清这巨大的海上波澜，

是你让我为自己歌唱，让我将枪口时刻对准自己，

为的是——我与你永不分离。

常规生活

我从公交车站带一束紫色的小雏菊回家

它干巴瘦弱像是某种糟糕的菌类

我搭载的公交车上只有两个人

幸运的是我们都到达同一个终点

这样公交车就会一直开，直到我们到达。

我可以粗暴地从大街上带回这束花

我可以做到的，让我想到我无能为力的。

每天，从蓝色的办公大厅走出，

我的胸腔里总是存有一首诗歌的愤怒。

而夜晚的绿色草丛，发着相似的光。

日常的一天

每天小鸟在沉睡着准备苏醒的

大脑中啄取一个缝隙

早晨从塑钢窗进入，未经邀请。

一天的仪式，夏日的早晨。

我用许多时日来等待一首诗的莅临，

波浪一个推着一个，人世之海。

细小柔软的波浪，来了又回。

每日坐在同一辆车的车头箱，

偶尔看见地铁隧道朝向裸露室外奔驰，

驶向哪里？是否还会返回？

常规的夜晚

这个夜晚，凝视对面楼宇的窗子。

那个白色灯光点亮的不大不小的窗子。

看她来回在屋子里踱步，看她摆弄头发，

扎起马尾，再兜头脱下睡裙。

在这样一个平凡无奇随处可见的

居民楼的某一层生活的这个女人，

在傍晚里来回踱步，呼应着我的眼睛。

她那平常的脸，平常的步子，多像是我的。

她那挺起的肚腩，来回行走的无聊与孤寂，

也像是我的。她那镌刻进傍晚的刻刀

与我的一样，她那深埋在这里面的痛苦，

也如同我的一样。是啊，这个夜晚

一个我凝视着的毫不相干的女子，

眼神穿过即将落幕的白日

迎接接踵而至的黑夜，企图

将生活看透，可谁又能看透这命运的阻隔？

命运是任由我们随意抛掷的铅球，

随时甩将回来，将我们砸个半死。

我的工作

我在闷热的地铁车厢中， 

收集所有在场人的心跳， 

作为广场上的钟声。

吻

女儿，你的名字叫小以诺

这名字出自你的基督徒父亲

据说它来自于《圣经》

是一个与上帝同行的人

那个人长命百岁。

已经快要四个月了，

你吃奶的时候已经会用小手

紧紧地抓住我的大拇指

就像是那些久别重逢的人。

那汩汩流动的乳汁

是我们之间唯一的河流。

我们拥抱时，不用太阳

自成宇宙。

今天你睡着时我读福柯：

达米安被车刑的时候

他的四肢已经被六匹马

从各个方向拉断，然而，

他还没有死，于是，

他向法官祈求

在临死之前，能够得到

在场人的一个吻。

“吻我一下吧，先生们，”

他哀求道。

真有人走上前去亲吻了他

他反复呼喊，向着虚空：

“上帝，可怜我吧！

耶稣，救救我吧！”

这个卑微的死刑犯痛苦地嚎着。

小以诺啊，我的女儿，

这些天里我看着你，

总是在想，那个达米安

在他临死前，为什么

会要求一个吻

一个陌生人之吻？

在地铁里

地铁上的每个人都带有

一小团黑暗，

在站台将自己装上去，等待

下一个吞吐，重复装载。

车厢里，我让那些小团的黑暗，

聚拢在一起，融汇，渗透，

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温暖，

它是一种有别于家庭的，

那种温暖，让人舒适，

支持你逃离那间屋子，

奔向隧道下面的自由。

报偿

我在一个下午感到

春天将来，偿还我的是一次新生命

我听见许久未见的鸟鸣

它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壁外

我不再厌烦囚徒的生涯

虚心接受街道上的急刹车

没有计划出海

我把肉身交给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