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译 

　　我首次读诺曼·麦凯格（1910-1996）的诗歌，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广播公司“学校电台”制作的一个系列节目《听与写》附送了一本小册子，在那本小册子中，我偶然读到《夏天农场》。“麦秆像被驯服的闪电躺在草地上／以之字形悬挂在篱笆上。”很棒。狡猾和感官愉悦的独特统一。极简与古怪（“一只母鸡用一只眼盯着乌有，然后啄起它”）转化成一种玄学音调。这是童话故事的世界，是人们所熟悉的“小母鸡潘妮”的童话故事中的农家院场：如果这一带有一颗橡果从橡树上掉下来，可能意味着整个天空就要塌下。事实上，加斯东·巴舍拉尔在其《幻想的诗学》一书中所说有关童年意象的一切，都非常适合于用来形容《夏天农场》和麦凯格另外数十首诗的抒情力量：“它们与一个季节的宇宙有联系，一个不骗人和完全可以被称为总季节的季节……它们不只是透过视力看见的奇观，它们是灵魂的价值……持久的利益。” 

　　他是一位伟大的渔夫，一位撒网大师，是使用作为诱饵的钓丝的大师。垂钓者的艺术──从某个角度进入的艺术──也在他的诗中表露无遗。他总能够惹恼某个题材。他使它跳起来，越出它自身。他的作品中有某种隐喻意义上的欢快，然而最终这种不稳定的才能颂扬的却是世界的稳定性和确实性。麦凯格的创造力是帕斯捷尔纳克式的──《生活，我的姐妹》的帕斯捷尔纳克，完全不同于他的朋友绍莱·麦克林的作品或他们庄严的同代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作品中突出的那种悲剧性的挽歌笔调；然而米沃什的以下诗行却可以用作对麦凯格方案的恰如其分的评论：“我凝视又凝视。我似乎被召唤来做这件事：歌颂事物，仅仅因为它们是事物。” 

　　有一天晚上，在加雷奇·德布伦（1939－，爱尔兰艺术富人和艺术赞助者，原名加雷奇·布朗）位于威克洛郡的大宅里，继前一个晚上在阿贝剧院举办诺曼朗诵自己的诗歌的唱片《我言说的方式》首发式之后，他欢快而审慎地布置桌子，仿佛他是在悉心照料一个鲑鱼池似的。接着，他把一条装了牢固的诱饵的钓丝扔到我面前，如同一次小小测试似的，想看看我是不是会跳起来。“我不能忍受，”他说──钓竿的第一次收缩──“我不能忍受阴沉的、野心勃勃的诗歌。”从另一个角度说，其意思是：“相对于你那些沼泽诗中黑暗而热切的情绪，这种诗只是一小块破布。”（当时，我那些诗正陆续在这里那里发表。）再从另一个角度说，意思是：“罗伯特·洛厄尔的诗歌被高估了，你应小心受他影响。”（我当时并没有受洛厄尔影响。）我不知道是什么小魔鬼给了我灵感，但我记得我竟然轻松地跳起并飞快地跃回来，说了一句：“那么，诺曼，我想罗伯特·赫里克大概很合你胃口。”放肆，但被召唤似的。我认为，我们真正的友谊始于那一刻。 

　　诺曼拥有诗人那种沿着反讽和惊奇的小径“弯曲地飞行”的才能。他的才智是既严格又好玩的，他的整个人格同样厌恶自怜和自大。任何太严肃或太明显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他自己的事情）都会使他尴尬，因此就连赞美也可能是危险的。例如，我知道，1975年在基尔肯尼郡一个艺术节上，当我介绍他，而他朝着我的方向翻动大眼睛时，我是在考验他的耐性。为了使听众对他的感受力的质素有所了解，我谈起爱尔兰早期的自然诗。此中的正当性，部分地得到诺曼的母亲的母语是苏格兰盖尔语这个事实的支持，也部分地得到他自己作品中某些固有属性的支持。意象的明晰，在市侩世界里清醒地眨眼的感觉能力，他作品中大自然那不动感情的本色，所有这一切也都可以在最早的爱尔兰诗歌中找到。爱尔兰早期诗歌的气候，如同麦凯格诗歌中的气候，从来都不是冷淡的：鱼儿跳跃、鸟儿叫唤、浆果闪亮。不过，当然是有差异的，而诺曼希望听众也能够意识到这种差异；他不想被看作是某种凯尔特－苏格兰语怀旧资料汇编。虽然他的很多祖先确实是盖尔人，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想象力已越出既定范围，进入现代性。他的诗是在飞翔中、迁徙中、滚动中和呼唤中被发现的。一切都处于永不安宁的生成变化的状态中：一旦他的注意力恰巧落在某个对象上，它就立即开始闪烁发光。如同约翰逊博士谈到戈德史密斯时所说的：“他使他接触的一切事物生辉。” 

　　有一天，在爱丁堡的一次聚会上，在一个充满烟雾、音乐和调情的房间里，诺曼把我带到一个角落，然后哼起一种完全令人销魂的曲调。这是风笛变奏曲的一个片段，几个鹬鸣般撕裂肝胆的孤零短句，但这也是灵魂的寂寞的旋律，一种如同秘密知识的音调。它在我记忆中愈来愈强烈和清晰，而现在我把它与麦凯格的良心清晰度和道德力量联系起来，正是这良心清晰度和道德力量使麦凯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拒服兵役进行抗议的过程中受到激励并使他得以支撑下去。我还把它与麦凯格那错综复杂的反讽和谦恭联系起来，也即他既维持温文有礼的风格，又恪守对一段丧失的历史的信仰。那天从他口中释放出来的声音的细丝，乃是一条阿里阿德涅的线，引向苏格兰盖尔语的迷宫的中心：在那里，在现代性和英语的内陆地区，栖息着失败与离散、语言丧失与创伤的胚胎。其中一边是《朱莉娅姨妈》：“在拉斯肯泰尔／一座多沙的坟墓／那绝对的黑色中沉默。”另一边是关系到音调，那种取笑和讽刺的习惯，用来保护这位幸存者的沉默。 如同在他的《走开吧，爱丽尔》一诗中，他说：“我宁愿被卡列班探访……我正在教他抽烟。这使他感到安慰／当他啜泣着诉说米兰达的事／接着又诉说他母亲的事。”但此刻我可以听到诺曼因为这一切而驳斥我，要我降调。“后殖民行业术语！奉承话！胡扯！闭嘴吧！”然而，然而…… 

　　我于1973年2月首次结识诺曼，当时我和太太一起到圣安德鲁斯大学参加一个诗歌节。路过爱丁堡时，我们安排在一家酒店──我想是北英国酒店──与他喝咖啡，接着他便带我们到当时的重要文学酒吧之一阿伯茨福德酒吧喝了点酒和吃了点午餐。我们在那里享用了烤黑线鳕，他还介绍我们认识埃德温·缪尔的儿子加文·缪尔。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事情竟然会发生。我还记得我们被告知，我们正在喝的格兰杰（Glenmorangie，直译发音大致是“格伦摩兰杰”）威士忌的发音，不是与我长期以来以为的意大利语“皮安杰”（piange）同韵，而是与英语“奥兰杰”（orangey）──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词的话──同韵。与他在一起，永远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经验：不允许有丝毫的虚假声调，而由玩笑缓和的“布”（boo）（表示轻蔑，一般译为“嘘”），则是一个赞美词。 

　　正直。一致。清晰。作为一位不着痕迹的大师，诺曼可能会对有人用这些重量级词语形容他本人和他的作品感到不安，但是作为一位古典主义者，他可能会允许这样做。毕竟，他其中一幅自画像，乃是把自己视为“保持平衡的走钢丝者”，右手是欢乐的重负，左手是忧伤的重负；这是换一个角度表示他的诗歌是这样一种元素，在那里，雪莱所谓的“时间的重量”变成了片刻地浮起的东西，以及“某种／把世界放在手中翻来覆去，／掂量其斤两，／考虑它是否值得留着的东西”（《斤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