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南对于德令哈那段童年时光记忆犹新。这位 2016 年“昌耀诗歌奖”获得者，1964 年出生在西宁，1 岁的时候便随父母来到德令哈农场，在那个荒凉的高原小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李南的父亲是陕西武功人，五十年代支边到青海，她的母亲则是从河北支边到青海的。

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密码，一定是他眼睛里反射出来的世界。青海给予李南的，不只是地理景观上的辽阔，更有精神层面上的粗犷。青海的岁月裹挟着黄沙，苍凉、孤绝，成为这位女诗人的生命底色，无法抹去。

少女时代，李南回到西宁。1979 年，15 岁的李南随母亲迁居到石家庄。她的父亲、哥哥、姐姐，发小和同学，都远在青海，基于对他们的想念，高中一年级的李南写了第一首诗，叫《思念的树》。她说，现在回想起来，也算不上诗，只是一些分成行的稚嫩文字。不过从一开始，青海就是李南内心真正的源泉。

高中毕业后，李南先是在工厂当了工人，后来又继续上大学。她曾经在马胜利的造纸厂当学徒工。那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厂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石家庄的名片，是中国改革的标本。就是在那个工厂内，《新地》编辑部的编辑曹增书骑着自行车找到了李南，说，刘章老师看了你的诗想和你谈谈。诗人刘章，那时是《新地》的主编。后来李南的第一首诗——当然不是《思念的树》——就发表在这本市级刊物上。那一年她 19 岁。

八十年代末，李南辞去了工作，从此走上了一条风雨漂泊之路。后来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移居秦皇岛，再后来带着幼小的儿子又回到石家庄。为了谋生，她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工厂办公室秘书、河北省教育报刊社的编辑记者、河北电视台的编导、两家杂志社的首席编辑以及一些综合小报编辑，其间，她也想过经商，办了个影视文化工作室，却揽不到什么活儿，和闺蜜一起开过服装店，也是以失败收场。自此，她决定再不染指生意场。

诗人刘年回忆他第一次见李南时的情景说，她头发很乱，也没化妆，在人流中随时会被淹没的那种家庭妇女。“如果不是看过她的诗歌，我可能会邀她去打麻将。”但是聊着聊着，他就想起了阿赫玛托娃，那个被称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伟大女诗人。

李南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的阿赫玛托娃”。按照流行观点，她似乎未曾大红大紫，但很多有见识的读者，都对李南的诗歌极为推崇。她的诗结构简单，然而又有内在的丰厚与高贵，是一种难度极大、强度极高的舞蹈。

与一些女诗人普遍存在的自恋、自怜不同，李南把目光投放在更为辽阔的世界之上。正如 2016 年“昌耀诗歌奖”的授奖词中所说，“她的诗歌是谦卑者对世界的温柔吟唱，满含理解与关切的善意，但绝不缺乏回护弱者尊严、抵抗邪恶的良知与韧性。”

文学评论家刘波说，李南对自己有个要求，生前不花钱出诗集。她目前公开出版的几本诗集，个人并没有出钱。敢定如此原则，有她自信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在于给自己划定一个底线，越出了这个底线的事情，就不能做。不管有多大的诱惑，包括参加诗歌运动可以一举成名，包括自费出诗集然后去评奖，她统统拒绝。

李南早已是河北最有名的诗人之一，但她一直游离于体制和主流文化之外，近乎本能地拒绝生活的熙攘和诗界的喧嚣。她说，自己处不来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写作是独立的工作，用不着应付这些。现实中那些奇怪的对抗，文明与粗野，良知与恶行，尊严与屈辱，美与丑等，她只需通过诗歌的形式向世人秘密言说。

不过，李南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中，除了诗人外，当然也有些不写诗的。我印象中从容内敛的李南，在她朋友们的眼里，更像一位女侠，阳光、刚正、义气。

她曾是一个反叛青年，抽烟、摇滚、独自远行，心一动念，挎上一个小包就出发。如今，为了反叛而反叛的岁月过去了，她与生活和解，新常态是居家、阅读、写作、照顾家人，偶尔出门旅行。但在朋友们中间，她依然奔放，喜欢唱歌——最爱唱摇滚，喜欢摄影，喜欢喝酒神聊。

石家庄一个夏天的晚上，我跟着李南、韩文戈，他们叫上几个朋友，去一个叫做徐家大院的烧烤大排档聚餐。韩文戈也是闻名已久的诗人，不过我是很晚才知道他和李南是夫妻。这是另一个故事。酒桌上海阔天空，炽热而又感伤，保定某厂赶时髦生产的“雄安大曲”，被我们喝成了琼浆玉液。

李南似乎不怎么喜欢石家庄。这里一年大部分时间被雾霾困扰，连新鲜空气都成了稀缺品，文化氛围更是稀薄。李南说，这是一个随时都想逃离的地方。然而她对这座城市仍然存有温情，那是因为，她还有一些好朋友和亲人在这里生活。

访谈：

仲伟志搜神记：2016 年你获得了首届昌耀诗歌奖。真是为你高兴。我知道你是一个低调的人，不仅对出诗集很谨慎，甚至连投稿都不多，不少圈内人说你有些清高，怎么想到要参加这个奖项的评选？

李南：谁在说我有些清高？呵呵，还真不是清高，见过我的人都认为我乏善可陈，在我身上看不到任何诗意，朴素得令人绝望。也正是因此，我天生就是一个丑小鸭，压根就不适合在聚光灯下亮相，很害怕自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可以说，我没有任何资本张扬，这也许就是我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吧。在此之前我也获得过几个奖项，都不是我刻意去凑的热闹。但是参加“昌耀诗歌奖”评选我是主动投的稿。我在青海出生长大，这个奖项来自青海，而且以昌耀命名，对我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我的初心是想以诗歌的方式表达对昌耀的敬意，以及对青海的怀念。昌耀的诗歌是我终生无法逾越的，是我写作的一个绝对标高。但愿我未来的写作能对得起这个荣誉。

仲伟志搜神记：你什么时候来到石家庄？你的故乡是青海？

李南：1979 年，我 15 岁，到石家庄读的高中。后来曾移居到秦皇岛，后来又回到石家庄。我父亲是陕西武功人，五十年代支边到青海，而我母亲则是从河北支边到青海的。我出生在西宁，1 岁的时候随父母到德令哈农场，在那个高原小城度过了童年，少女时代又回到省会西宁，高中一年级随母亲迁居到河北石家庄，后来为了爱情曾移居到秦皇岛，为了生计也在北京生活过。如果别人问起故乡来，我一般回答是青海，但那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算起来，我在石家庄生活的年头最长，但这又是一个几乎与我无关的城市。所以，说来说去，我是一个没有故乡归属感的人。

仲伟志搜神记：德令哈，名字听上去就足够荒凉，据说那儿还有外星人遗址。因为海子以及更多诗人的作品，这座高原小城赢得了诗歌的礼赞，感觉有点儿暴得大名。你当年在德令哈的生活是怎样的？

李南：德令哈，在蒙语中是“金色的世界”的意思，很幻美，是不是？小时候生活在农场机关大院，生活还算不错，所以对德令哈的印象，自然不像海子那样孤绝。我从识字起就喜欢看小人书，父母是干部，不时给孩子们几分零花钱，我攒起来后，五分钱、八分钱就买一本小人书，那时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卖小人书。不过也有严酷的记忆，我五岁时，跟着农场大院的孩子们爬上一辆大卡车，去巴音河看枪毙犯人，那场景，太血腥了，一生都无法抹去。1986 年我重返德令哈，那时我已经写诗，在《瀚海潮》文学杂志发表了诗歌，见到了几个当地诗人。到现在算起来，已经有 31 年没有回去了。有关童年的记忆，还留在那里。

仲伟志搜神记：我前两年倒是去过。青海对你的诗歌写作有影响吧？

李南：很大。青海给予我的不只是地理景观上的辽阔，更有精神层面上的粗犷，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密码是他眼睛里反射出来的世界。青海的岁月，裹挟着黄沙、朔风，苍凉和孤绝，直抵我心灵深处，它们是我生命的底色，同样无法抹去。

仲伟志搜神记：还记得你写第一首诗的情景吗？什么时候？

李南：哦，1979 年写了第一首诗，叫《思念的树》。那年刚刚随母亲来到石家庄。但父亲和哥哥姐姐、我的发小、同学都仍在青海，因为对他们的想念和牵挂，就写了这首诗。现在回想起来，也算不上诗，只是一些分成行的文字。

仲伟志搜神记：什么时候发表了第一首诗？在什么地方发表的？

李南：1983 年，当时我不满 19 岁。我是高中毕业后在工厂当了工人，后来又继续上的学。那时我在马胜利的造纸厂当学徒工。你知道马胜利吧，对，就是那位号称全国最著名厂长的马胜利。有一天，我正在车间工作，一个工友跑来告诉我说：“李南，有个男的在门口，说是找你！”我跑去一看，是个 30 岁左右的男人，他见我后自我介绍：“我是《新地》编辑部的曹增书，你投稿的那组诗，我们觉得很有基础，想找你谈谈。”那时的编辑按作者地址找到门上，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当时，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编辑们要么亲自写回信给作者，要么就千方百计找到作者本人。增书是个热心人，骑着自行车到处打听，就这样找到了我。他约我去市文联的《新地》编辑部，说是刘章老师看了我的诗想和我谈谈，那时著名诗人刘章先生是《新地》的主编。后来我的第一首诗——当然不是《思念的树》——就发表在这本市级刊物上。再后来我才知道，增书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正站在脚手架上》的作者。我的诗歌之路，可以说就发端于增书这次的寻找和引领。

仲伟志搜神记：第一首诗发表后，一定特别兴奋。

李南：是啊，那天我捧着杂志反反复复地看，晚上做梦都笑出声来。那个时代是以发表作品为写作的主要动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写下的诗歌，基本都没法儿看。在我 2007 年以后出版的诗集中，都没有收入八十年代的作品。有一次一位朋友在旧书市场淘到了一本 1985 年的《诗神》月刊，上面有我的诗，他拍照下来发给我看，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过每个诗人总要经过这一自恋与轻浮的阶段，这并不是错，青春是没有错误的。我真正有意识的写作，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终于学会审视，踏实下来，从容起来，不再为发表焦灼。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诗来。

仲伟志搜神记：八十年代是诗歌繁盛的时期，当时你很活跃啊，我们这些外省文艺小青年都知道石家庄的青年女诗人李南。

李南：嗯，八十年代，那是个青春飞扬的年代。我们写诗，我们的无知帮助我们把匮乏的日子过得精彩。那时很积极地参加市文联的活动，如曹增书发起的“石家庄市工业诗研究会”，市文代会，文学讲习班，先后结识了刘向东、陈德胜、陈超、张历辛、赵万里、席晓静、杨松霖、小桦、简明、赵素波、赵岚、杨静、刘润玲、刘丽娜、王玲敏等诗友。1986 年，和王占英、杨静、刘润玲、李玉洁等几个女诗人成立了“七色光女子诗社”，并一起办了份油印刊物《七色光》，我任主编，自己设计插图，出刊三期。但是总起来说，八十年代我们河北的诗人相对比较安静、闭塞，我记得 1986 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好像没有一个河北的！当然，八十年代我也经历、见证了诗歌界的一些事情，比如，在《飞天》“大学生诗苑”发表作品、邂逅“假尚仲敏”（2006 年在武汉见到真尚仲敏，事情已过去 20 年）、听闻“假丁当”、海子自杀等事件，那时年轻，也算是石家庄的活跃作者。

仲伟志搜神记：现在我们来聊聊《瓦蓝瓦蓝的天空》。你可能会很意外吧。你有更多代表作，但这首诗契合了更多当代社会话题、社会情绪，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有个叫朱光宇的民谣歌手，也唱了这首歌。瓦蓝瓦蓝的天空，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梦想。

李南：这是我童年的记忆，德令哈，巴音河，而在我的头顶，永远是一块瓦蓝瓦蓝的天空。后来我移居到内地，也曾移居到海边，但再也没有看见过德令哈的天空，再也没有看见过那种瓦蓝。现在的石家庄，那就更不用想了。那是一种纯净、透亮、梦幻般的感觉。永远回不去了。朱光宇把它改编成一首民谣，他唱得很好，把他的风格很好的体现出来了。

仲伟志搜神记：这首诗是怎样写出来的？

李南：那是在九十年代的一天，暴雨过后，我走上阳台，当我推开窗户时，我一下子被惊呆了：无边无垠的蓝涌进我的眼睛！我身在何处？天空蓝得让我晕眩。我忙把爱人唤来看，他是一个没有到过青海的人。

其实，这首诗并没有当天就写下来，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写出的。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懵懂而匮乏的童年，遗失的格桑花，世俗生活对精神的统治，等等。暴雨过后的天空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感官的刺激，它仿佛激活了我内心一种沉睡的东西——对故乡呓语式的思念，似乎只有说出，才证明我还没有背叛它。

我承认灵感对诗人创作的决定性作用，它像柴油，能引发诗句的迸溅。可我坚信仅仅有灵感是不够的，写诗需要积淀、需要内省，尤其是要调动生命中独特的体验，再将它还原为诗的感觉。这是一个复杂的程序。追忆和失落、警醒和无奈，这些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是它们引领我的诗句向前、向前。我一向认为感情过于饱满会丧失内涵，所以我是小心翼翼地铺排了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这是一首短诗，12 行。短到我装不进别的杂念。我满意了。作品发表后，一段时间内，没有一个人和我谈论过它，我庆幸它静静地躺在我眼前。艺术层面上的文本是无限孤独的，我并不祈求别人的承担。现在它受到关注，是它自己的命运使然。

仲伟志搜神记：但就是通过这首短诗，人们看到了你对现实、对历史的思考和内省。

李南：假如雾霾来临，天使也不能幸免。诗人也不可能逃避社会现实，闭门造车，他们写自我的同时，同样也在书写所处时代，他们的文本同时也应该具备某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清晰指向。当然，在提及诗歌社会属性的同时，更要警惕有人借此而把诗歌书写变成一种策略写作或社会学层面的庸俗化写作，故作高调，故作姿态。诗写呼唤真诚，诗歌需要体温，诗必须首先是诗。对这首短诗，其实读者各有各的解读方式，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如果说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内省，在我之后的作品中倒是多有体现。

仲伟志搜神记：与成都等城市相比，石家庄没有那么文艺，也没有那么多文化积淀，甚至还有些灰头土脸，为什么会形成这么集中的实力诗人群体？比如你、大解、韩文戈等等。

李南：河北本身是个诗歌大省，许多诗人分布在全省各地。而石家庄这个省会城市还是有些文化传承的，我们这一代诗人得益于上一代诗人的努力。如田间、刘章、浪波、尧山壁、戴砚田、边国政、刘小放、萧振荣、旭宇、郁葱等等，没有他们与新诗的衔接和过渡，没有他们对新一代诗人的扶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石家庄涌现了新一茬的诗人，如陈超、曹增书、大解、刘向东、简明、陈德胜、周力军（醉舟）、赵万里、杨松霖、杨如雪、小桦、白兰、胡茗茗等等，他们的写作风格各异，呈现了先锋和多元的势态。进入到新世纪后，又有李寒、李洁夫、孟醒石、幽燕、天岚、阿平、白庆国、施施然、艾蔻、宁延达、红莲、梧桐雨梦、立杰等等，成绩斐然，当然，近两年来又有一茬更年轻的诗人涌现出来。集结在石家庄的大部分诗人各自为营，很少有什么标签、口号，想念时就见见面，平时各忙各的。但我相信，新一茬的诗人必定会超越我们，这是铁律，我们都是历史链条上的某一环节。

仲伟志搜神记：熟悉你的朋友总会把你与阿赫玛托娃比较，你喜欢她吗？你最喜欢的外国诗人有哪些？

李南：这是因为阿赫玛托娃征服了世界各地读者。人们总希望他们身边有一个类似的影子，提着灯盏，穿过茫茫的风雪，把温暖的诗句送达心灵……但是我连给阿赫玛托娃提鞋的资格也不够。我热爱这位杰出的女诗人，她是斯大林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两任丈夫先后被处决，唯一的儿子几次入狱，但她活了下来，为那个残暴的时代作证。我读过许多关于她的文字，也深受她的影响，但不能与她相提并论，绝对不能！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最喜欢的诗人……让我想一想，这方面我比较喜新厌旧，每个时期不一样。早期是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后来是里尔克、索德格朗、曼杰施塔姆、米沃什、博尔赫斯、阿米亥、策兰、巴列霍、卡瓦菲斯、扎加耶夫斯基、R.S.托马斯、卡明斯基等等。

仲伟志搜神记：中国古代诗人呢？屈原？李白？

李南：我喜欢《诗经》，可惜说不出作者，大约都是劳动人民吧，呵呵。屈原？不喜欢。李白固然是天才，也风流倜傥，但不像活在人间，更像仙。我还是更喜欢杜甫，古道热肠，深沉厚重，有道义，有担当。还喜欢苏轼，做事为文可以说承载了我理想的高度。

仲伟志搜神记：你评价一个好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李南：一个诗人之所以能成长为一个优秀诗人，要具备很多因素，比如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对人世间抱有同情心，与时代保持审慎的距离，勤奋汲取诗歌以外的各类知识，有着沉潜、甘于寂寞的品性，不从众、不跟风，有得体的自信，在诗歌美学上有兼容并蓄的胸怀，等等。更重要的是，诗人要有对历史、对时代的担当，有对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仲伟志搜神记：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一个内心高远的人，是如何在世俗中生活的？

李南：目前居家，除了阅读、写作，就是照顾家人，出门旅行，和同城要好的朋友喝喝酒。我的朋友们除了诗人外，还有些不写诗的，他们从事行当不一，多年交往下来，我们品性相近，在一起相处很开心。生活中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琐事，你不得不去面对。生活中我算是个随和的人，只要不违背我内心的原则，与亲朋好友们相处还是过得去的。我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崇尚简单与真实，处不来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正如我在一首诗里写到的，“我生来只会跟天上的星群说话”。而写作是独立的工作，用不着应付这些，我庆幸自己早早脱离了令人痛苦的体制内工作，否则我会疯掉的。

仲伟志搜神记：石家庄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因铁路而兴起，过去也不是河北的省会，在中国城市中地位并不显赫。其实这么多年来人们说了它一大堆坏话了，批判它是容易的，但我们还是想发现一些美好的事物。石家庄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文化地标？

李南：石家庄这座城市，文化氛围稀薄，雾霾经久不散，是一个随时都想逃离的地方。如果说我对这个城市还存有温情，那是因为还有一些好朋友和亲人在这里生活。要我推荐文化地标的话，我认为“地下丝绒文艺现场”非常不错，已经成为石家庄最有名的摇滚基地，吸引了这个城市所有热爱音乐、热爱文艺的热血青年；我家附近的“石家庄798文化创意基地”，主题餐厅也比较有特色；诗人、翻译家李寒经营的“晴朗文艺书店”专营与中外诗歌相关的书籍，是这个城市一个难得的特色书店；还有我的朋友牛合印的食草堂艺术街区，内有餐饮、书吧、艺术展区、店铺、生产区、陶艺演示等等，很好玩的去处；还有“玩聚庄”，这是集娱乐、饮食、手工艺各种小店为一体的新兴特色服务产业综合体。当然，我的视野有限，还有许多我没有感受过的。总之，石家庄也在发展，但愿它明天会更好吧。

仲伟志搜神记：你说你的朋友在做“地下丝绒文艺现场”，你对摇滚感兴趣？

李南：辣强，一个年轻的朋友，很专注做这件事，不断拓展“地下丝绒”。其实年轻时我是一个反叛女孩，一个“问题女孩”，抽烟、喝酒、听摇滚、独自远行，这些爱好（也可称恶习）保持到了今天。记得我三十多岁时还在订《我爱摇滚乐》这本杂志。摇滚乐赋予我生活的激情，使我不至于变得麻木。只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已经不再那么锋芒毕露。但是内心的狂野，还在。

仲伟志搜神记：有人说摇滚已死，你怎么看？

李南：这个问题太跨界了吧。我试着去理解一下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崔健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摇滚鼎盛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乐队，如魔岩三杰、黑豹、唐朝、指南针、眼镜蛇、苍狼等等，也产生了一批如郑钧、许巍、汪峰、罗琦、臧天朔、腾格尔等等优秀歌手。在我看来，摇滚是一项寂寞而庄严的事业，与诗歌等同，只为“无限的少数人”歌唱。进入新世纪后，金钱和权力主宰了这块土地，物质年代到来，动摇了人们对理想的向往，摇滚开始没落，有的乐队生计艰难，宣布解散，有的歌手转型，加入了流行乐大军，坚持下来的再也形不成气候，加之周杰伦、“韩流”、轻民谣相继袭来，快节奏的说唱演绎形式瓦解了摇滚乐的痛苦、愤怒和宣泄，使得摇滚更加不合时宜，被“主流”音乐边缘化。但我相信摇滚乐不会死，永远也不会，这是因为它承载着青春、激情和自由诸多元素。

仲伟志搜神记：这种桀骜不逊，与你诗歌中的节制与低调，反差很大啊。你的诗歌并没有太多与现实的直接对抗。

李南：我的诗歌一方面有着渺小和无助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种强悍，谈到这种矛盾，评论家燎原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它所涉及的，既是写作的伦理，还可能进入到了诗歌的本质：其一，它呈现了人类个体真实的生存处境和已经稀缺的敬畏与良知；其二，人类一切肆无忌惮、狂妄嚣张的恶行，都是源自敬畏感的丧失；其三，它来自诗人深刻而焦灼的天下情怀、正义情怀，她想为之承担的越是深广，这种渺小感与无助感就越是强烈。

我觉得燎原先生的解读是高明的。我的诗歌大多与现实有关联，对现实的处理具体到诗歌艺术上，需要技术策略，也需要具体技巧，说到底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涉及现实，又超越现实，它即是个人化的，又摆脱不了时代的烙印，在这种纠结中，我试图持有一种平衡，并努力使之体现在我的作品中。

仲伟志搜神记：与很多女诗人不同，你的诗歌中很少女性主义的色彩。

李南：我是个无性别写作者，我的作品只关注“人”——男人和女人，体现在作品中，有时是以女性视角来写，有时可能以男人视角来写，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写出“人”的共同感受。

仲伟志搜神记：如果让你自己找一个关于你的诗歌的关键词，应该是什么？

李南：温暖与悲凉。

仲伟志：你说你喜欢旅行，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

李南：云南。气候宜人，风光迤逦。从香格里拉、大理到玉龙雪山，从滇池、洱海到奔腾不息的澜沧江，有漫不经心的背包客，有晒太阳的白族大妈，也有大山深处的彝族汉子，云南的人文和地理都符合我对天堂的想象，每一处都令人惊叹，每一时刻都不舍得错过。我在云南旅行时，常常有奇异的幻觉，它给我灵感，也让我感受到时空的挪移，崭新、苍凉、奢华，一切都与我的好奇心一同发生。这是一个人终老的好去处，那时时光慢了下来，回忆渐渐涌现，一行浑浊的泪水顺着皱纹滑下……

仲伟志搜神记：我们还是说石家庄吧。你认为石家庄有什么好吃的吗？在什么地方？个人感觉，石家庄的饮食是不是太粗糙了点儿？

李南：石家庄的小吃有牛肉罩火烧、驴肉火烧，缸炉烧饼、饸饹，扒糕、蒸苦累、腌肉面、正定马家鸡、金凤扒鸡等等，都有着很强烈的乡村特色。这种小馆子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但我都不喜欢吃。在这个城市，我们有一个“麻辣党”，几个都喜欢麻辣的闺蜜，被称为“胡同窜子”，早年我们去吃“小凤麻辣烫”、“一品香干锅鸭头”、“川府老刘麻辣香锅”，近几年，常去的有“九宫格”、“重庆小板凳”、“候氏涮园”、“渝乡辣婆婆”等。这些年，随着世事的变迁，有的馆子不在了，有的闺蜜信了佛，有的闺蜜远走他乡了，但这些记忆都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好吃的东西，没有相好的朋友陪伴，也如同嚼蜡，不是吗？

仲伟志搜神记：你平时读书多吗？总感觉你这样的诗人不需要读书太多，诗人需要直觉，知识太多会不会让诗歌变得太艰涩？

李南：这么说吧，没有一个持续写作三十年以上的诗人不读书。我不是天才，为什么不需要读书太多？年轻时，可以凭借才华、激情、灵感写作，但这些东西渐渐被世俗生活磨损之后，势必会遇到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进入中年后，读书是写作的拐杖，它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我读书很杂，阅读的时间大大超过写作时间。有与诗歌有关的，如诗集、理论、诗人传记、随笔之类，此外还读些历史、政治、社会科学、宗教、小说、人物传记等方面的书。诗歌不是哲学，但需要有哲学的意味，诗歌不是音乐，但需要具备音乐的内在节奏与气韵，诗歌不是绘画，但需要呈现出有特殊意味的画面，诗歌也不是社会学，但应具有某种社会属性。虽然创作是基于个人经验，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社会、伦理、喜乐哀怨、生命沉思都应该在诗歌中得到相应体现。

仲伟志搜神记：有人提倡“难度写作”，你却说要“写简单的诗，过顺从的日子”，怎么理解这句话？

李南：明白晓畅只是我的诗的特点，相对于知识分子化的文本，我比较注重人们的共同感受，尽量追求朴素、简单，希望能唤醒更多人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与全新感觉。但是我的写作同样充满难度。每个诗人的诗歌理想不同，落在纸上的文本就会不同。这种简单的表述形式，可能是我独有的路径，我的惯性思维使然。但好诗一定是有难度的，它必须经过时间的淘洗。有难度的写作，对于每个诗人来说都是一个最终要面对的问题，是每个成熟诗人都要设法逾越的山峰。

仲伟志搜神记：如果让你推荐一本书，会是什么？

李南：《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作者是曾被曼德拉提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的南非大主教图图。人类社会要继续进步，就必须放下负担，找到一种有效方式，建立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而这样的努力与实践，已经在很多地区获得了成功，仇敌之间的彻底和解，并非不可思议，并非遥不可及。南非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1994 年的一天，曾经是那么悲惨的一块国土上，各种族的人们第一次站在同一个队伍里，慢慢走向投票箱。投票后的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即使那些经受过酷刑折磨、隔离监禁、被迫流亡的黑人，也不会再去想把白人赶到海里，而只想得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南非采取了最有效的方式：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的受难者进行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南非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宽恕与和解，是解决长期暴力冲突和民族心理负担的最好模式。全世界都应该从南非的成功中汲取勇气与信心。一切都还有希望。有了宽恕，有了和解，就有了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

仲伟志搜神记：多年前在做一本杂志时，我们用了你广为流传的《下槐镇的一天》作为卷首诗。能否为我们讲讲这首诗的创作思路？

李南：很惭愧，我没有过乡村生活经验，这不是一首乡村诗。但我读过许多描述农村生活的书，也见识到一些有关乡村生活的种种——灾难、贫穷、愚昧和执拗，下槐镇不过是这些村子中的一个，它其实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代名词。它们的命运和结局，深重得让人无法去触摸。我常常羡慕那些优秀的乡土诗人，他们身置其中，能够抽取到生活内部的精髓，以主观视角来体现对“乡村”的阐释，这种美是真实可靠的。而作为一个村庄的过客，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客观地、冷静地、不动声色地“描”出它的地理景观。那是 1997 年 5 月，距离石家庄 200 华里，下槐镇干渴的麦地黄了，这不是丰收的迹象，而是在预示一年将颗粒无收。我只能说出它的形态，我不能描绘出它的魂魄。如果有人问起我，当真有“弯腰提水的农妇”、“垂暮的老人，和他指向天边的手”吗？也许有吧，但他们不在下槐镇，而在中国的另一个村庄。

仲伟志搜神记：如果让你选出自己的代表作，会有这一首诗吗？

李南：朋友们谈起我的诗，一般都会提到《下槐镇的一天》、《呼唤》、《小小炊烟》、《瓦蓝瓦蓝的天空》、《广阔的世界》等等，基本都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无疑，《下槐镇的一天》在我的写作上是一个突破性的文本。不过，难道说这二十多年我就没有进步吗？时空在变，人的阅历也在变，对事物的认知也在变，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也有一些自认为有所长进的作品。尤其是近几年，找到了信仰之后，上帝将奇异的恩典带给我，优化了我的内心，我的诗歌风格也有所变化。比如《小调》、《生日有感》、《老约翰谈一场战事》、《我有……》、《夜宿三坡镇》、《不应该的事物》、《出生地》、《现在，曾经》等等这些都是我新世纪十年后的作品。

仲伟志搜神记：未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李南：每个诗人都有他努力的目标，其他人特别是年轻诗人可能有更大的雄心，要说我自己，我期盼一种巅峰式的写作状态，语言和体验淋漓尽致地合为一体，但可能穷尽一生也无法抵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每年能写出一两首满意的诗，就很知足了。就像我在一首诗里说的，在浩瀚的文字中留下，哪怕是一小行诗句，沉甸甸的——像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