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在《诗与谐隐》中说：“穆罕默德自夸能用虔诚祈祷使山移到他面前来。有一大群信徒围着来看他显这副本领。他尽管祈祷，山仍是岿然不动。他于是说：‘好，山不来就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走去就山罢。’”这可以说是一种诙谐的智慧。而在我们的时代，智慧甚至只能以诙谐的方式产生：这样我们的时代才能相信自己仍然是理性的，否则它会觉得自己疯了。夏汉也似乎相信我们的时代不可庄语，所以在诗中也不吝以谐隐的形象示人，有时他几乎成为了一个讽刺诗的作者。

退场

电脑时代的热汤，为一只候鸟褪毛，

为一群候鸟褪毛。

天空只有肉弹飞行。

到达，意味着一次意外。

穿过大气层的燃烧，只孵化钢弹。

没有体温，只有冰冷。

信筒瞪着一只瞎的绿眼睛。 

少女不再收藏抽屉里的羞涩，少妇没有了秘密。

红丝带脱落，一叠牵挂堕落成一个名词，

托人才能塞进民刊夹层。 

现在好了，爱是一只落汤的三黄鸡。

一切都可以是赤裸的，像谩骂，像做爱。

梦还有，梦想没有了。

那么，这样的句子里还有诗么？这个时代还需要诗么？

我们只扩建垃圾箱，让收件箱空瘪。

然而，时代可以是赤裸的，诗却是要给赤裸的时代穿上衣裳。当然，维多利亚时代的着装方式和“维多利亚的秘密”是两回事，后者才是我们时代的风尚。而诗歌其实也经历了这两个时代，在上一个时代它比较重藻饰，拥有一套繁复的程式，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它比较重本质，正是一种追求骨感的艺术。正如维多利亚的秘密是将维多利亚时代从内到外翻转了过来，诗歌也经历了同一个过程，用黑格尔的话可以说，现代诗歌更像螃蟹——骨头长在了肉的外面，而要能享受这美味的话，需要比T台观台有更多的耐心。夏汉这首诗即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描述这一现代性的壳，而对现代性的肉视而不见，对他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句子里还有诗么？这个时代还需要诗么？”最残忍的回答就是否定。但另一方面，夏汉又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个时代喂养了诗歌，正如他在一首写雾霾的诗中所说：

六点钟，楼下老太的八卦掌

抵御晚期的毒素，如尿素。现在

事件隐退，事象喂养了诗。

那无赖，还没有离开

这个废都。我写下它，词语正被玷污。

——《旧都雾霾书》

夏汉最后断言，“词语正被玷污”，但之所以如此，仍然是因为“我写下它”。这里面颇能见出诗人的能动性，虽然我们也感觉这诗歌的能动性还不够：诗歌似乎不仅未能提升时代的水平，反而屈从于后者的重力，至少，诗歌不得已和时代一起蒙羞。这也是汉语诗歌在我们时代的状况。不管是在言动，还是在心性上，当代汉语诗歌都在极力模仿我们的这个时代。夏汉未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突然憬悟，觉得自己需要另一个知音：

六点钟，等待一个知音的降临——

终究没来，直到深夜。

现在，去看镜框里的风景，

不愿再去俗世里，做人性颓败的窥阴癖。

——《新年断章》

然而这个知音终归杳然。虽然不愿“做人性颓败的窥阴癖”，但他返回到的“镜框里的风景”终究暧昧，同样是一个窒闷的封闭空间。除非这镜框，是另一种窗框；诗歌的天使可以攀爬到窗棂上凝望外部的黑夜；知音，也就是天使的变形，或者人形天使。天使和诗人有一种恋爱的关系。如果缺少这天使的庇佑，诗人就会和时代为敌——这本身也没有错，但诗人也失去了感化时代的机会，更遑论提升时代。在这个时候，诗人就更像小说家，轻易就给出一副浮世绘风格的社会风俗画，毕竟，相比于爱上时代，挖苦时代可能更容易。至少在我们的时代如此。而夏汉，有时竟至于咒骂了，

这是一群毁家的人。

这是一群眼里没有祖先的人。

——《消失的村庄》 

但你又觉得他的咒骂不无道理。连孔子都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实际上，夏汉诗歌最大的品质，目前还在于毫不容情的批判。这固然和他的人生经验有关。我曾经说过，当代中国涌现了一批官僚诗人，夏汉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如果不是最杰出的话。这些官僚诗人就和古代士大夫诗人一样，往往有着“基层行政”的经验，和古代诗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古代的士大夫诗人因为掌握了文言这一种诗歌语言——同时也就是文明语言——而可以分享社会治理的权力，而现代的官僚诗人则需要重新学习文明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并且由于对看书和写诗的爱好似乎官也做不太大，尤其真要将诗写好的话，当然，这里说的是新诗而非旧诗。官僚诗人而为讽刺诗人，正是夏汉的胆识。何况这讽刺不仅指向他人，也指向自我，这就有了忏悔的味道，《梦境》的题词就说：“丙申年十月廿三，小雪。在栗城，竟下起大雪。是夜，踏雪潜行，如梦境；凌晨，梦官场争斗，暗使诡异之招。遂录之”。《出逃》的题词则为：“丙申年十月廿二，午间：酒后小憩，忽有怪梦与怪句浮现，遂录之”，前两行则是：“一群人，或一个人，从他乡奔来。/像完成一场朝拜。圣象犯了间谍罪入狱了。”因而，如下这首诗颇能表现出夏汉的心境，

现在，这是边缘。一个城市的边缘。

这里却是寂静的心脏，它让寂寞成为一块心病。

梦魇押送的刑犯走向远方。

忽然有人敲门。有人递来白皙的手臂。

高跟鞋给耳膜穿孔。一只蚊子惊恐于新墙壁陡峭的鼾声。

手机里，有鸟声。黎明，没有鸡鸣……

一个词语，在凌晨开始寻找一首诗歧义的错位。

——《十月二十九夜，居工业大学新城。失眠后得句》

夏汉对纯诗感兴趣，组词造句的过程，本来单纯，但对他也算精神寄托。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爱好，使他突破了官僚诗人经常突破不了的限制，这也表明，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原只有人生经验极深的人才会理解。但我有时也会疑惑，夏汉对波德莱尔的书写对象“恶”做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理解。他本来就是要借助于波德莱尔，来反抗一种士大夫式的书写，于是停留为反动也未可知。其实恶并非现代的发明，只不过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克服它的手段，不能将它消化甚至提升到一种知识体系或修养功夫中，于是在表面上现代世界仿佛就成为了恶的世界。古代的士大夫诗人绝不会停留于消极，而是将消极作为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机会。然而，在总体上，夏汉的诗仍然和士大夫诗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将社会生活作为诗歌关注的重心，这本没有错，但如果回到古代，如果夏汉是一位士大夫诗人的话，却是一个并不完全的士大夫诗人：他太过注重儒，而对于佛道两家并不注意；于是在这个时候，儒教反而更多增加他的不满，还有愤懑。这一点，在题材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总集中大部分是社会风俗诗，一小部分是情爱诗歌，其他题材比如自然题材的诗少得可怜。在风格类型上则偏于谐隐和讽刺。但其实自然诗随便一写就可以很好，不像社会诗那么难以出彩。这至少是夏汉的诗在题材上仍可拓展的地方。夏汉有一首写（人类）史前史的诗表明他其实具备这种能力，而随着他退休后生活的再次展开，想必他心性中的这一面也会逐步开显：

这里，有那么多建筑怪物。

方形体，圆柱体。没有曲线，没有血肉。 

高压电杆与转播塔超出震龙头颅。

早晨，走进恐龙的蹄坑，犹如弹坑。

牠们消失了，还会来吗？会的。

牠们回来了，我们人类，都是牠的一顿早餐。

——《西峡走马岗，看恐龙蛋及骨骼化石》

有时即使面对风景，他也做出一种讥讽的脸色，但他实在并非不解风情。夏汉是一个人世的热衷者，他的讽刺，大抵总以世道人心为念，但有时也不免琐碎。因为同样的原因，讽刺文学虽也算一个历史上的宗派，但到现在却不受待见，尤其是讽刺诗。我们知道，即使普通诗中的讽刺也不易掌握。这样看来，有时讽刺竟是一种额外或剩余，仍然要含蓄蕴藉，才有可能传之久远。有趣的是，匈牙利古典语文学家克伦尼曾经考证，讽刺诗Satire的词源学意义为“饱汉之歌”、“饱足之歌”。这和谐隐的中国起源有类似之处，所谓滑稽列传不过如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为谐隐专开一章，开头就说：“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这就将谐隐作为了“诗可以怨”的手段，而上升到很高的宗旨。夏汉的谐隐，其灵感竟然也有不少得之于酒酣耳热之际，这从他诗中多次出现的飨宴场景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诗行，甚至会让人想到他在饭桌上的妙语——他的祝酒词夹杂了侦探小说和哲学诡辩，但这种推理和智性的东西，在他的讽刺诗中隐而不彰，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讽刺诗总要像蒲伯和拜伦那样才好，否则容易流于生活的表面观察。话说回来，这个灵感的渠道，颇有西方学者推崇的——来自民间狂欢节的——语言狂欢的味道，但在夏汉身上，更有“饮宴赋诗”的士大夫传统的遗留，甚至是“诗赋外交”的变形；我也无数次领略过夏汉在宴席上的风采。这也就决定了夏汉诗歌过多的世俗性质。在这本诗集中，他偶尔表露出的超验时刻是那么可贵，

让座，犹如一回自我表彰。

下车，犹如羞愧逃离。

回家了，琢磨非洲人额头的沙漠，

看米沃什扶着黝黑的梯子——

深夜后，下到井口。我在那里看漫天星斗。

——《来自省会的承诺》

生命从虚无来，到虚无去——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如上帝的礼物。

——《午后之后》

这也是神圣的时刻。它往往出现在一首诗的结尾，对整首诗起着一种升华的作用。而且，这个结尾通常是一个隐喻，在它之前是连篇累牍的转喻。转喻适于对时代场景的铺排，而隐喻却是要将它打断；转喻在线性时间里发生作用，因而与叙事息息相关，而隐喻却想要从这个时代的小说中挣脱而出；转喻好比水平线，隐喻好比垂直线，二者加起来才能构成人类精神的十字架或曰“天命”结构。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曾经以此结尾：“由于这个故事发生在不存在时间概念的天国，因此其结局只能用隐喻来叙述。”毕竟，诗歌不宜太实，总要神秘一点才好。夏汉的这本“杂诗”——这是他自己的称呼，最能体现他诗艺心得的其实是这一类诗：

雨中，宿虚无客栈

雨中的行走，是孤独的。现在

一个人在做诗的旅行。 

看见有人吻你，但没有温暖。

幽灵，还是天使？你说，是一页封面。 

有人装鬼，要吃你的心。

那人在诗里，偷看你眉愁和泪眼。 

不要提那个词。幸运的人

要做一个木匠，雕刻婚床。

倚阁楼的栏杆看星斗的后半夜。

那人怀抱聊斋翻越你墙壁。

走出客栈，想看个究竟，

看见有三条小径通向你院落。 

傍晚的火烧云，燃着双眸

也染红那人的指头，那是他

举着的一个灯笼。他来了

在你身上，看自己身影。

或许，你们最终能做一回诗的知音。

这首诗也有可能是整本诗集中艺术性最强的一首诗，它唤醒了我阅读夏汉多年前的佳作《赠人》时的印象。“幸运的人/要做一个木匠，雕刻婚床”，亦实亦虚，虚实兼得，在对幸福的期许中有一种精神的喜剧性，而这种精神的喜剧性早已超出了谐隐或讽刺，有关“火烧云”的嵌套式的系列隐喻也能够表明这一点。人事、自然和诗这三种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这首诗的三层空间。除了人称转换——变幻和叠加——的自如，它还具有一种心性的轻松和心性的自由，而不仅仅是语言的灵活生动。这种自由的心性也应该是我们新诗诗人的追求。

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