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谈谈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在阿甘本看来，“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性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 (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 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就如同索德格朗，在当时被认为是在芬兰用瑞典语写作的一个怪胎，但恰恰是这种“不合时宜”或看上去与时代“错位”的人。她 (他) 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我看重这种与时代既契合又保持疏离的奇异关系，那种与时代拥抱的人永远写不出他所属时代的作品，只会写出被时代很快抛弃的东西。因为刻意在诗写中凸显与时代的关系，要么是反自己的，要么会成为时代的附庸。

比如辛波斯卡，她的第一部诗集就由于和时代贴得太近，而被自己否定。以至于在1970年，她出版自己的诗全集时，居然没有收入她第一本诗集中任何一首作品。还有罗马尼亚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1989年底，罗马尼亚发生剧变后，她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还担任过“国民联盟”主席。后终因对政治产生厌恶，逐步远离政坛，重新回归写作和诗歌。

在写作中，我们应该寻求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唯有我们自己不可被这个时代复制。写出独创性，就是对我们负责，对我们的写作负责，所有的写作都应该像维多罗夫说的那样，“一位诗人应该讲述那些少了他便永远没人讲的东西。”

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以及随时体察并反抗自由的掣肘，这才是一个诗人在他的时代首要做的工作。

曾经在《第一百的夜晚》中我这样写道：

用黑夜做书签

标注出你在星空的位置

昨天在郑和纪念馆里，看到他们在远洋航海中，用牵星术来观测船舶的方向。牵星术即以星高低为准，通过测量方向星的高低的位置，来计算船舶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从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方向。而诗人在这个时代中就是一颗颗方向星，据以判断这个时代和民心的远近高低。

由此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诗人以怎样的目光和心态，来打量和理解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人们，和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策兰、茨维塔耶娃选择在他们的时代自杀。而同样经历过奥斯维辛，写出《活出生命的意义》的作者弗兰克尔却开创了意义疗法。他告诉我们：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与行动。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念力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意识的夹角。就是说，一有念力，你就产生了一个想象，或者是一个意识，意识的关注像雷达一样，是有夹角的。当我们能做到这个夹角无限扩大的时候，就是一片光明了。夹角里面能看见的那叫“明”，夹角以外的部分叫“无明”，就是阴影。当我们用我们的夹角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世界。所以当我们的意识一旦建立起来，一旦打开了一个意识雷达的夹角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一些事件。随后我们又学习了一些知识和逻辑，这些逻辑会把那些偶然事件串联起来，然后借由我们的意识去强化它，最后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叫“意义”，于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这就是人看问题的真相，就是受局限的视觉，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自己，为何批判头脑，因为它全然控制住了一个人，一个人把所思当作真相，而真相远比人所思大得多，因为人非常受限，如果过于相信自己，就感觉不到全部，当然，自己就与真相失之交臂，也就一辈子无法解脱，与痛苦为伍。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二元的思维不断生出它的对立面，就像两辆车相遇，会碰撞，是因为它们在一个平面上，如果你的视角高出来，碰撞，就不可能发生。生死就是一个最大的二元，谁能确定死里没生？叶子死了，树木活着。那么一个自杀的叶子，又能死到哪里去？只是回归。

拜伦凯蒂说，存在就是上帝，也就是说，存在的一切都有对人的启发和引导。

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无法选择我们身处的时代，就如同孩子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怎样的心态来理解这个时代。而时代就是人组成的，也就回到了如何理解人，以及人的成长。而事就是人的流淌，也许这个没做好，不代表下个不好，就怕把人、事、时代看死，它是河流，无法定义。所以以开放的心来看待一切，不定义，不判断，因为人严重受限，看到的就是一束光，而存在是大量的光照不到的地方，就算暂时做不到，可是这种意识，却会让自己不断扩大感知。所以理解一切，就是扩大自己，就是解脱和拯救自己。

我们想想当年如日中天多么不可一世的王尔德，却因一段情感发生了断崖式的急坠：破产抄家、身败名裂、众叛亲离、铁窗生涯、病死异乡。从入狱时几近窒息的锥心痛苦，到出狱时的宁和平静，那《自深深处》的万言情书，他用爱、理解和宽容超越了苦难，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最终，他才能说出：“仇恨会蒙蔽人的双眼……爱能读懂写在最遥远星星上的诗篇。”

还有历来被我们所称道的苏轼的那首《定风波》，也是放下了自己的执念，与悲怆、怨愤握手言和，将过往的一切化作甘霖，成就了精神上的涅槃。因此我们在凝望他的背影时是如此洒脱而富有魅力。难怪那些老一辈的作家们曾发自肺腑地感慨道：“这个时代的精神丰富甚或混沌，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陋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身处污泥盼有莲花，沦为地狱向往天堂。人不单在物质中活着，活着需要一种精神。神永远在天空中星云中江河中大地中，神照耀着我们，人类才生生不息，中国人可能生活得不自在，西方人生活得也可能不自在，人类的生存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而重要的是在困境中突破。” (贾平凹《文学的大道》)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不管我们如何去叙写这个时代，千万条河流都汇成一个主题：那就是爱。从身体到存在，从存在到精神，从精神到宇宙，这都是不断精进与超越的漫漫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