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庄伟杰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存在。多年来，他游走于诗歌、学术、书法、教育、出版等诸多方阵之中，并有着不俗的表现。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批评写作更是呈井喷之势，相继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关于当代文学的批评文章两百余篇，出版文学批评论著五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他的诗文写作和文化实践，折射出一名缪斯之子对文学的赤诚爱恋，是观察海外华文写作者心灵镜像的独特个案。

一、跨文化视野中确立的文学坐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年轻的庄伟杰从故乡闽南考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启他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旅，在那个文学高度中心化的时期，成为诗人或作家，是许多青年怀揣的共同梦想。庄伟杰以诗歌作为出场的方式，开始在福建诗坛崭露头角，受到了一些前辈诗人的关注和指点。大学毕业后，他到一所地方高校任教，业余时与同仁主编《名城诗报》，策划了一批颇具影响的文学活动，初步显露出在文学组织方面的才华。1989年底，正当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他毅然辞去教职，远赴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自费留学，并最终定居于斯。在澳洲艰难谋生的年月里，文化的使命感经由去国离乡的孤独体验催生发酵，逐渐转化为一种深沉的文化乡愁。他将满腔愁绪诉诸诗文，写了大量倾吐惆怅意绪的作品，以释放内心的积郁。这段时期的诗歌作品，后来大都结集为《从家园来到家园去》、《精神放逐》等出版。在澳洲期间，为了凝聚与自己有着共同人生经历和感受的海外留学群体的精神认同，他创办了《满江红》杂志，主持《唐人诗报》的编政，并担任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组织出版了一系列海外文学丛书。直到新世纪之初，又受聘为位于厦门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重新游走于大洋两岸从事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文学是人生经验的深度提炼与表达，繁复多变的人生经历，使庄伟杰既承继着传统中国的诗性文化，又深受激进的西方现代意识影响，在跨文化视野中确立起文学批评的审美坐标系。

从大学时代真正接触文学批评开始，尽管经历了许多的变故与波折，但庄伟杰从未游离出文学的现场，始终保持对文学的亲和力与在场感。由于文化身份的特殊性，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他批评的主要方向，体现出开阔的理论眼光，力图以立体型的观察视角，透过层层叠叠的作品迷障，把海外华文作品放置于中华文学的大背景中考量，探寻其与中华母体文学之间的艺术异同点。这种理论自觉萌发于早期写作中，《智性的舞蹈》收录的多是他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其中就有意识地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规律、文体特征和发展困境作出自己的理解与归纳，对多位有代表性的海外华文作家进行了细致而不乏深刻的文本解读。到出版《流动的边缘》时，理论体系的建构已开始初具气象。通过大量的阅读与举证，庄伟杰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流动性乃至不确定性的状态，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形象，处于多重的边缘境地：“对母（语）国来说，俨然是从域外传来的边缘的声音；对所在国主流文化而言，也是一种边缘的文化（现象）；从族群种属来分，文化身份的暧昧与含混也是一种边缘；从文学本身的处境来看，在高度商业化时代，文学已逐渐走向边缘。”“边缘”既可视为他对海外华文写作者生存状态的整体判断，也可理解为进入其理论世界的关键词。客观地说，一个或一群写作者如果处于边缘状态，不被主流所认可，则通常要付出比体制内写作者多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取得相对等的成功。然而反过来看，写作者的“边缘”状态纵然是尴尬的，但也具有某些更加自由的文学品质，如文学身份的变化，不仅使海外写作者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性，而且在叙事方式上的力求革新和中西并蓄，将开拓出一种新的叙事语言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华文作品强烈的现实性、自传性和创新性，能更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一代人的生存挣扎与心灵律动。文学在当下已无须承担经国济民的重任，但它的柔韧性和无处不在的浸漫气质，成为传递心灵的重要方式，能够化解隔膜，软化人心，让生命变得强大而坚韧。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是作家写出了他们的生活，传递了他们的心声，让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与祖国母体的精神联系，寄寓对延续血脉亲情的梦想，从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维系着一方尚且完整的精神家园。庄伟杰对文学的现实影响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显露出鲜明的反思立场和价值重建努力。

任何一位优秀的批评家，都不会满足于作单纯的作品阐释，总是试图在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探寻理论的路径，正本清源，去芜取精，培树坐标。庄伟杰一直活跃于海外华文文坛的前沿，不仅以自身诗文创作丰富了这个领域的文学成果，更是努力为华文文学发展跟踪把脉，矫正其误区，鼓呼其成绩。面对“失语与缺席”的澳华文学批评，他显得忧心忡忡，面对一拨拨艰难成长的华文作家，他又忍不住喜形于色，盘点起他们的创作如数家珍，常流露出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作为大学中文教授，他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尤为注重文学史料的整理，对整合华文文学研究资源、建构华文文学学科体系也作了深入的思考，其中涉及到许多评价标准、审美参照等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也力图作出理论上的探析。在《华文文学史学与诗学研究的跨文化思考》、《走向世界与确立华文文学创新坐标》、《全球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研究》等文章中，他分别从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发掘及文学史书写，整合建构“华文文学”新格局，以及华文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当代性品格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既注重学科的历史性建构，又考虑当下的现实可行性，可谓思虑深远。这些前瞻性的理论观照和基础性的奠基工程，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经典化，既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合法性提供了参证，又为其研究设立了一个科学的规范，提升了研究的整体水平。

二、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的精神面相

因长年游学于海外，庄伟杰的身上交织着多重文化的生命撞击，这是他诗歌写作和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他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寄予了深切情感，批评文章常带着浓厚的个人体温，其中对文学母题的分析探索，深入地触摸到了文学的艺术特质。在《澳华作家文本世界里三大母题解说》中，他以“乡愁：身处边缘的流亡与精神家园的寻找”、“性爱：色彩斑驳的情欲与人性深处的呼唤”和“死亡：精神裂变的茫然与现实困厄的突围”来解说澳华作家文本世界里的三大母题。同时，又在《澳华作家文本中两个基本母题巡视》中，以“忧郁”与“自恋”来阐释关于澳华文学的基本母题。在国人看来，海外华人远涉重洋镀金，身上有着诸多让人艳羡的光环，殊不知他们飘零天涯、无枝可依，内心充满不可与外人所道的苦楚。栖身异国他乡所形成的此身如寄的孤独感，是作家塑造文学人物孤独落寞心理和自戕行为的直接动因，而困厄的生存处境，奋争的命运搏击，形成了沧桑凝重的文学表达。庄伟杰对文学母题的理论寻绎从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分析，通过对作家生存基点、命运流程的展示，直接切入作品的艺术之核，为读者厘清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精神脉流，重构起一幅海外华人生存发展的现实图景。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思想主题、类型模式、精神内核和意旨情趣，庄伟杰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析，研究中涉及政治辐射、文化生态和作家生存形态等多个维度对创作的影响。如对著名作家林语堂的研究，“现实中的无家可归与精神上的原乡眷恋交错迂回般地折磨着林语堂，驱使他无从划开精神世界里无依的孤独感、文化实践方面的失落感和怀乡意识带来的漂泊感……这种精神挣扎和情感缺失在现实的困境中转换成或浓或淡的文化乡愁”。林语堂的文化个案，代表着一种海外流寓者的文学书写，“这种无根的状态和对乡土的眷恋，在那一代乃至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皆普遍潜藏着，他们承受着文化转型期难以回避的主体诘问、认同焦虑以及文化辐射的对立状态，这份属于灵魂的漂泊孤独感和生命疼痛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传统乡土社会瓦解而产生的‘家园之思’并凝成一种普遍精神症候。”在庄伟杰看来，林语堂与许多世界性的流散作家一样，总是致力于通过记忆、回望、想象、传说等方式来唤醒自己的内在创造力，试图在欧美的旅行中再造了一个和西方文化紧密相连的“文化中国”，即再造了一个自己心目中向往的精神家园。作家一方面以东方的眼光观照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以西方的眼光丈量中国文化。这种双重经验和跨域视野的链接互动，驱使他立足于边缘地带洞察中西文化之异同和优劣，形成了以民间（乡土）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重新构建“文化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在这位闽南老乡的身上，集中呈现了海外华文作家追求文化融通的世界性眼光，他们横跨中西两界，以聪颖而智慧的书写，打通了壁垒森严的文化隔膜，形成跨文化交流的多重审美视野，有效地拓展和延伸了文学的主题表现领域，是海外谋生者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庄伟杰的海外华文文学观，他和杨匡汉教授合著的这本书，以考据的方式，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核心命题进行了逐一辨析，对关涉文学理论属性的多组关键词，如“流散/离散”、“记忆/根性”、“生存性/精神性”和“地域性/世界性”等，进行语言学层面的深度探源。他以文本解读为基础，经过详细的作品分析，梳理出相关的学理脉络，以用力甚深的考据功夫，强化了对文学属性和美学形态的认知，清晰地呈现出海外华文文学的复杂面影，对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乏参照与借鉴的价值。关于文学的流动性、离散性特征，庄伟杰有着强烈的感同身受，“无论是放逐于边缘的感性书写，或饱尝冷嘲之后的孤独书写，无论是为生存而奔波挣扎的业余书写，或在文化冲突中所带来的沉思书写……诗人的心智往往被导向一种忧愤深广、心事浩茫的精神领地。”作为置身其中的海外华文写作者，他诗歌中“忧愤深广、心事浩茫”的精神属性也俯拾皆是，因此这段话未尝不可看作是他的夫子自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既是印证他人创作与其人生之间的同构性，也间接地表达了批评家自己的创作经验，揭示出海外华文文学驳杂的精神面相。

三、审美批评中的诗学建构

在狂热写作诗歌的同时，庄伟杰还注重对诗歌理论的琢磨与提炼，以期在感性表达与理性思维之间寻找情感的最佳表现域。他的诗评尤为倾心那些渗透了时代沧桑感的诗人，深度探析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成因，对其艺术个性与整体风格作出直观而感性的理解。其中对艾青、余光中、蔡其矫、郑愁予、痖弦等著名诗人的专论，阅人与阅文实现了和谐共振，达到知人论世的精明练达。如评论艾青，他重点解析诗人“对国家命运与民族悲欢的忧患意识，贯穿着广阔时代感与历史纵深感的精神向度，以及融汇了中国现代意识与中西诗艺结合的美学原则”，全面展示了艾青作为现代杰出诗人的整体风格。评论余光中，他认为余氏诗歌的启示在于：“在跨文化语境中让诗歌不断获取神奇的动力，在诗艺上对古典的追求和承续，善于在艺术转换中注重新诗的节奏乐感，主体性的反思与诗人素养的提升”。评论吉狄马加，他着重凸显诗人“乡愁情结与忧郁气质中的大地歌者形象，文化守望与重建历史的写作姿态，现实关注与人类意识的人文关怀，以及具有多元色彩的精神资源和返回自然的诗性建构”等。评论蔡其矫，他分析其贡献和启示：“诗人个体的洞察与对人类普遍性观察的同构，其诗歌的书写策略是一种智慧的高蹈与诗意的语言表达，一种独特的情调释放和话语特征；尝试建构华文诗歌写作的新形态和新选择，而基点乃是当代中国，为开创具有现代中国意识的新诗风作出富有创造性的努力和实践；置身于边缘，永远保持前倾的姿态，以现代人的目光、意识和艺术方式自觉建构艺术世界，即把人生的经验和感受加上全人类的文化成果凝聚为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诗学批评本身就具有重感性判断的特点，随性而直感，与西方注重严谨的逻辑推演有所不同。庄伟杰的批评写作常见传统诗评的影子，印象式的判断，华美流丽的文风，虽然与“科学性”的表征尚有距离，但其直接性、情感性，读来具有着审美的愉悦性。同时他又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面对繁复的文学现象，总是抽丝剥茧般地一层层进入问题的核心，直逼事实的真相，力图以详实的事例为自己的理论推演作证。他有着广博的阅读量，无论是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耆宿，还是如砥柱般支撑的中坚，抑或如荷尖初露的新秀，其新作都会及时地出现在阅读视野中。他的批评路径就借着这些汗牛充栋、泥沙俱下的文本解读，捕捉隐藏于作品之中那些或得意张扬，或沉闷抑郁，或慷慨悲歌，或浅吟轻唱的精神图景，建立起较为宏观的批评语势。由于自身便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对诗歌创作者的精神秘密可谓了然于心，把握诗歌规律时，往往能够抓住核心，直陈己见，深度触摸到写作者的精神质地，诗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感性而丰沛的审美情怀，醉心于诗歌之美的阐扬与发挥。美是一个发散性的命题，每个人对美的感受与理解都是不同的，正是这些多元的理解，丰富了当代诗歌的美学面貌。庄伟杰重点关注诗歌的精神性，对它的社会价值、艺术贡献和发展趋势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研判，不人云亦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此也在一定程度规避了从学理层面进入文本分析的难度，对作为一门学问的当代文学批评而言，阐释创作主体的精神姿态固然重要，但同样需要批评家具有专业化的、学理性的文本解构能力，即从纯文本分析的角度进入写作技艺的探索。这也许不仅是庄伟杰个人需要突破的瓶颈，也是当代文学批评家普遍面临的知识难题。

庄伟杰自称为边缘型的批评家，对那些潜藏在民间，不被主流媒体所关注的优秀作品也给予热情的审美观照，积极阐释和彰显其价值。《诗歌民刊：当代华文诗坛的半壁江山》是他十余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归纳了诗歌民刊的8种特性，即开放性、自由性、个人性、本土性、革命性、独立性、多样性和不定性，对每一种特性都作了阐述与分析，也包括对阻碍诗歌艺术发展因素的判断。诗歌是一种倔强生长的文体，它的鲜活性、原创性、顽强性，在诸种文体中生命力最为旺盛，而受传媒体制的约束，大量优秀的诗作难以跻身于所谓的主流刊物之中，只能以民刊作为平台，发出异质的声音。可以说，直到今天，民刊在诗坛格局中“半壁江山”的位置依然未变。庄伟杰对民刊特性的归纳，不仅还原了当下诗坛复杂的面貌，也为民刊的坚持与执守指出了价值所在，对诗歌特质和诗坛现状的把握与观照，体现出他在审美批评中进行诗性建构的努力。

一个写作者的话语表达方式能够反映出他的综合文艺素质，反之亦然，综合气象往往影响其话语风格。庄伟杰的书法作品雍容大气，朴拙刚直，一如他的为人。诗歌写作所形成的飘逸灵动诗风以及磅礴激情与凌厉文思的话语气势，也在无形中浸润了他的批评品质。其写作既体现出在宏阔文化视野中寻找理论创生点的努力，又注重精心锤炼诗性的语言表达，弥散着由多种艺术濡染而生的文气。虽为文学教授，又深受西方理论影响，但其文章没有太突出的经院气息，即使他也引经据典，也旁征博引，也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作品，然而批评话语整体呈现的是诗意沛然的风格，映现着学理与情采的融汇，甚至隐约透露出一股传统文人的狂狷之气。这些人生体验与艺术涵养的高度融合，使写作成为文学与人心的互证，构建起的是一位现代文人复杂而博达的艺术生命景观。

（本文刊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