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诗歌网近期对《扬子江》《诗歌月刊》《诗潮》《绿风》《中国诗歌》《草堂》《汉诗》《读诗》《诗歌风赏》等国内重要诗歌刊物的主编进行了系列采访。他们分享了各自的诗学观念、对当代诗坛的看法，畅谈了他们的办刊宗旨、新年工作计划等。本期推出对《诗潮》杂志主编刘川的采访。提问者符力，诗人，海南作协副秘书长。

主编访谈系列回顾：

《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

《诗歌月刊》主编李云

《草堂》执行主编熊焱

符力：坚持做一份有特色的诗歌刊物非常不易，作为国内重要的诗歌刊物，贵刊一直秉持的办刊宗旨是什么？

刘川：《诗潮》创刊之初即摒除门户，以敞开襟怀之姿，立足沈阳、面向全国、辐射海外。创刊33年来，一直对推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罗继仁、李秀珊两位主编积极高举当代性、青年性、探索性为办刊导向，取得较大的影响，我认同与秉持之，并试图通过选稿与编辑行为对这三个导向作出具体的阐释。

譬如，何谓当代性？我想，诗歌仅仅书写当代题材并不一定就是当代诗歌。那种范式的、腔调化的当代公共题材悬浮于生活之上，是一种悬置的“语境”与抽空的“诗意”，是被动的表达、消极的参与与逃避的书写。应该积极倡导及物的、入心的、触摸生命本体的诗歌书写，才能具有深切、扎实的当代性。所以，现实经验、生活细节、人性探究、个体关注，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那部分当代性。惟其如此，才能创作出当代转型期中国种种复杂的、在场的诗。并且，我认同的当代性诗意，可能不同于传统唯美的“诗意”，而更加倾向于一种对蒙昧的去魅、对个性的张扬、对尴尬现实的反思、对民族根性的反省与评判——某种程度具有反唯美倾向的诗意，从而让诗歌更具有深度、厚度与锐度。也就是说，美学表达上要具有深刻的当代价值。

譬如，何谓青年性？并非代际划分之“80后”“90后”“00后”即具有青年性，而是一种昂扬勃发、生机盎然的创造性活力。“五四”以来、朦胧诗以来，乃至第三代诗歌以来，守成派诗人与开拓派诗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秉持的是僵化的标准与开放的标准。我愿意关注年轻人的创造自觉，希望诱发出年轻人身上具有的自由书写的活力、一种不僵化的思维。

譬如，何谓探索性？当然不止美学上通过技术实验完成对诗歌形式的“可能性”的探究，更主要的应该是通过对思想与人性深度的开掘，完成对“人”的探究。前面我提到当代性时倡导“及物”的写作，这里在倡导当代性的同时，亦相应的倡导“超时代性”，让诗歌具有高度、远度与广度。也就是说，倡导具有前瞻意义的诗。

真正接手刊物三二年而已，我的诸多办刊理念还未通过实践来实现。在此，《诗潮》愿意公开约稿，请广大诗人向我不拘一格赐好诗。

符力：在长期的读诗、选稿过程中，哪些诗作给您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您被好作品“击中”的次数多吗？为什么？

刘川：一言蔽以之，超出所谓的“审美”而能够让我看见“本质”的诗，令我印象深刻。

最容易读到的是那种已经完成的、过去时态的、具有既定认可度的“唯美”的诗。总是感觉这些“放诸四海皆准”的、能在各刊发表的“官刊体”、“发表体”作品里缺少了时代、缺少了人味，不能直指人心。这样的诗再美，我也不愿意读。以人为本的、尊重人之为人的、让人认识自我的、具有批判价值的诗，往往更能击中我。尽管有时这样的诗看起来口语化或个人化，或者具有“审丑”倾向，但其扎根于人、来源于人，是极为难得的。作者即人，莫大乎此。

好诗难遇。尽管经常有些好诗过于张扬个性，刊物往往无法刊登，但我愿意向之致敬。好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手机），为不能发表的诗也提供了存在与展示的平台。

把用于大众消费的“审美”的诗，与具有人本精神与真实诗意的作为“文本”的诗廓清分际，很难做到。现在对于一个诗歌刊物而言，两种诗往往稀里糊涂兼而采之。但我依然建议，更多倾向于后者。

符力：近年来诗歌流派纷呈，形式多样，令人眼花缭乱。虽然说优秀的诗歌没有统一标准，但您认为，什么样的诗能称得上是一首好诗？在选诗时，最重要标准的是什么？

刘川：如果不可避免要谈到标准，则把创作的时代变异性看作标准的延伸与生发，即可解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所以，要积极乐观而且诚恳深切地看待标准的不断延伸与变异生发，始终站在现场的写作潮流里，而不是传统的岸上。

我觉得，一个编辑不仅要参与写作实践、更要学习与研究他人的写作实践，参与到当下的美学变革里面，才能选诗。以成见或固有的标准焉能选诗？刻舟求剑，剑则失矣！

一首好诗，虽然难以量化其“好”具体是什么，但大致需要：一、现代性：一种持续进步的、不可逆转倒退的、发展的时间观念。这就在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具体美学观等多个层面同时对一个作者提出了不断进步的要求。二、人文性：赋予人以尊严和价值，在当代尤其需要警惕大资本与物化潮流对人的异化与扭曲。三、诗性：体现作者的想象超越、丰富情感与审美创造性、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力与新鲜度等等，诗性是一种拒绝僵化的高级智慧与特殊的思维方式。

当然，这些阐释过于概念化。但一首诗是否回归于人、是否具有想象力、是否具有创造性，会是我选稿的主要标准。

《诗潮》1985年创刊号封面

符力：您怎样看待诗歌刊物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所起的作用？

刘川：诗歌在民间，这是诗歌的自由本质决定的。如此说来，岂不是与诗歌刊物没有关系了吗？当然不是。把官方刊物与民间对立起来，是不妥的。要看到，朦胧诗以来，诗歌刊物参与中国现代诗的美学探索、实践与诗人培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代诗人之优秀诗作大多是通过诗歌刊物发表、呈现，并进入学术评价体系的。

而且要看到，诗歌刊物所刊载之诗，越来越体现民间性、越来越接近创作现场，摆脱了“高大上”的虚假叙述，而具有了浓郁的人间烟火气与升腾的地气。

由于出版与行政管理等多重原因，诗歌刊物可能体现出谨慎、小心与温吞，但总体上还是在不断进步与提升。诗歌刊物已然是某种意义上的诗歌史，不可替代。

符力：因为网络和自媒体的繁荣，诗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您如何看待网络诗歌的前景？

刘川：要充分认识到，网络和自媒体的繁荣，对诗歌带来的影响是多个面向与层次的。

首先，这种取消审查与编辑的“发表”使大众性写作消费成为可能，人人皆可为抒发与表达进行诗歌分行书写，以满足个体精神与情感的寄托、审美表达的需求。——这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层面的。

当然，这种先进科技支撑的敞开的、不设限制的空间，也为诗人独立、自由的文本创造提供了可能。文本各种可能的表达皆可呈现与尝试。——这是作为诗歌创造而言的。

所以，就会出现至为肤浅、却又被广泛追求与复制的所谓“梨花体”口水诗的流行，也不断有探究生命本真与情感细腻纹理的优秀口语诗大量涌现。因为大众文化消费层面的写作参与与独立个体诗人的美学实验是混杂在一个庞大网络空间里的。如果不能厘清二者的分际，诗歌的标准将无限模糊与消解。最后泥沙俱下、真伪不辨。

即使在未来，网络也依然是大众写作消费的主要场地，也依旧是个体优秀诗人诗歌创造的重要展示平台。代表先进科技手段的网络具有自由、敞开、便捷的传播功能，已经与生活无法分割，已成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未来的网络诗歌将更加复杂、多元、小圈子化与碎片化。既是创作者美学理念的分歧导致的，又是文化消费的流行性与多变性导致的。而其实，真正的好诗人并不受其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网络诗歌”就是一个概念话题、虚假话题。

符力：在互联网时代，诗歌刊物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看待网络媒体发展给传统刊物带来的影响？

刘川：互联网之前，诗歌期刊的编辑与孔老夫子在三二千年前编辑《诗三百》大概没有什么不同。而网络时代来临，骤然一变，期刊迅速改变了过去滞后于创作潮流的状态。过去现场的诗要缓慢影响到期刊编辑，才会形成选稿的倾向与关注，刊登出来已经是半年或一年之后了。而今天，一个写作潮流通过网络平台，甫一出现可能就会被敏锐的编辑捕捉到，变成选题策划，进行组稿并迅速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今天的诗歌期刊借助网络更加朝向于作者、朝向于现场、朝向于美学流变。网络是刊物的选稿库、策划源、信息基地。同时，刊物也在借助网络宣传来扩大自身影响，慢慢学会用互联网思维制造话题或“噱头”吸引粉丝、营销自己。这是利于刊物的一面，诗歌刊物应与网络深度融合。

因为资本的影响，比如大量民刊创办；因为技术的影响，比如网站或个人诗歌公众号的出现，诗歌作者不断被分众、分流与分化，诗歌刊物不再具有唯一权威性与话语权。诗人可以离开诗歌刊物，可以在自己的网站、博客、微平台发诗，依然会有读者来阅读；加之大量创办的民刊或民办但正规出版的诗歌选本，也会进入学术评价体系。这些都使诗歌期刊的存在合理性受到质疑。网络上，诗歌标准越来越具有差异性，山头林立、阵营繁复，“大一统”的诗歌进入了碎片化时代。诗歌刊物要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稳定持久、客观公允的平台优势，促进不同美学倾向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倡导价值共识；并且既包容、又有判断地把好诗筛选出来，为一个时代作诗歌积淀与留存，完成当代诗歌的经典转化。

符力：诗人注重个性化与创造性，编辑则需要兼容并包。在诗歌编辑与诗人这两个身份之间，您是怎么权衡的？诗歌编辑的经历是否对您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

刘川：不论作为编辑，抑或诗人，我觉得我都想成为一个“在场者”。

就个体写作而言，我愿意我的作品成为时代的镜像，通过读我的诗，您可以清晰指认，这是21世纪某个时段中国某段发展历程里的人的精神状态、心灵状态。也就是说，我希望自己的诗既是诗学之诗，又是历史之诗——我强调诗歌的美学标准与时间标准。其实这也是我作为编辑的一个大致遵循。让刊物成为时代的一个真实镜像、一个鲜活切片，才是对刊物社会价值的担当。

至于个体写作的个性化、创造性与编辑选稿的兼容并包出现的冲突，可能更多与心量、眼界、责任感有关，已不仅仅是美学趣味本身的局限。我希望自己做到尊重、理解、研究不同类型的写作，存疑而不轻易下结论，旁观而不涉入小圈子。尽量在选稿中避免作品的同质化倾向，敞开一些、差异一些。

符力：有人说，现在写诗、读诗的人越来越多了，诗歌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刘川：当然，看似诗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其实需要警惕这里可能存在的对诗歌巨大的消解与误读。真正的诗歌虽然倡导人本精神，无限趋向于对人的关怀，但不是说诗是一个大众文体。诗是小众的。诗人要审慎看待自己能够迅速进入公众视野的这种新闻传播性。避免利用话题或各种非诗元素“营销”与“包装”自我导致的虚假诗歌秀，这样会加深大众对诗人的误解与对诗歌的过度消费。

被大众一致认可的那部分诗意，可能会是对诗歌的误读与挪用。从写诗者、读诗者数量，来看诗歌繁荣，也是不恰切与不妥当的。目前，大众的对诗歌的现代性认知与阅读还处于缺席状态，整体国民的现代诗阅读水平并不高。一个优秀诗人既要面对可能的一夜爆红，也要面对一生的平淡寂寞、无人认知。面对公众，诗人当独立。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浮躁的社会，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大众渴望回归内心宁静、希望得到精神慰藉，而重视诗歌、阅读诗歌，的确是一种进步。诗歌期刊应该起到对现代诗的介绍与解读与传播的作用，要让“什么是好诗”得到真正有效的阐释。也就是说，诗歌刊物的使命除了呈现优秀的原创文本，还有引领与提升大众阅读水准。

符力：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子、顾城等诗人自杀事件的发生，给人们造成了诗人是“异类”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当代有改观吗？您认为诗人在当代公共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境遇？

刘川：在当代，诗人依然是社会边缘人群，古今皆然。即便在以诗取仕的唐宋，诗人如果不主动转化到官本位的政治体系里，也依然要被边缘与排挤。我一直不认为诗人应该是社会的主流人群。

我感觉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太把诗人看作“异类”，而是总体性的模糊了“诗人”的存在，不太在乎“诗人”这个名称或身份，或其他人的其他什么名称或身份。当今社会在乎的是一种物质利益为核心的现世主义社交关系。被大众更多关心不是诗人写了什么，而是“收入多少”“一行诗值多少钱”之类的利益拷问。诗人身份的丢失与模糊，也与第三代诗歌以来，诗人不断回归平民、市民个体以及琐碎庸常的诗歌表达有关。诗人回归了普通一民。那种标新立异的“诗人”的范式正在消失。

这里暴露了诗人在社会话语表达中的缺席。诗人的声音微弱、琐碎、浅薄，对社会进步、民生关注作用不大。所以，大家感受不到诗人的存在。不应忘记，诗人不止是诗歌写作的个体，更应该是集体的良知与良心的代言，天然的具有价值评判的道义与责任。不止诗人身份缺失，当代社会里人的身份普遍缺失，而诗人的存在价值可能就在于在庞大的全球化工业体系里，对人的身份的重新揭示与照明，防止因异化而丧失人本精神。如果诗人过分沉溺于私语与个体体验的表达，将有悖于诗人身份之本意。

符力：作为资深的诗歌编辑和前辈，您有什么忠告要和年轻的诗人们说的？

刘川：哈哈，“资深”与“前辈”几个字不敢接受。我充其量就是一个认真的从业者。不过，倒是建议年轻诗人不局限在一个小圈子或一个诗歌潮流里，能够站在开阔的地域与长远历史角度看待自己的写作并树立写作坐标系。再有就是，不要迷恋发表、评奖或文学史地位；要通过朝向真实的自我而朝向于人群，朝向于对人类诗意存在的探求与维护。——又甩大词了。大概如是吧！

符力：在新的一年里，贵刊在推荐诗人和诗歌上有什么举措或相关计划？将准备举办一些什么样的诗歌活动？可以介绍一下吗？

刘川：新的一年，受制于经费、人力诸多元素，力所能及的就是尽可能网罗新人、发掘新人。这里的新，是写作的新、思想的新。本编者愿意以一颗坦诚服务诗人、服务读者的心，克服资本局限，尽可能把刊物办好，给社会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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