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展示更多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增强各大诗刊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中国诗歌网与《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扬子江》诗刊、《诗潮》、《诗林》、《绿风》、《草堂》等主要诗歌刊物合作，共同推出“头条诗人”栏目，每月分别推荐一位“头条诗人”，以飨读者。

本期推出《诗歌月刊》2018年2月头条诗人——黄灿然。

 >>>查看2018年1月“头条诗人”

黄灿然拥有多重身份，他在写诗、翻译、评论三者之间闪转腾挪，自由转换，各有所成。黄灿然诗歌，温柔敦厚，正心诚意，洒脱自然，率真自由，品味端正，当诗神降临，诗人处在“当下”和“全诗”场域中，“世界呈现其真面目”，诗人在节俭、内敛、克制的“降调”中，“含辛茹苦”而又“谦虚诚实”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并为最终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声音”而欣喜。

在琐碎中凝萃光影，于平静中暗藏凛冽，以雅语淡言传达人生的大真实、大境界，这是一种相当松弛的状态，凡所在处，皆是诗。没有什么机巧神迹，所写的不过是瞬间和日常，以及世事沧桑、人间百态、生老病死，甚至诗人在一场大病后，出于敬畏，停止了对“死亡”的书写。

——何冰凌

黄灿然的诗

黄灿然

有一次我在黑暗中看见不远处，紧贴着公园的矮墙，

一簇爬藤在微风中晃动，走近才发现

那是一个女人在哭泣，身体在颤抖，这么伤心，

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且她一定是爱得更多的一方，

当我走了一百米再远远回望她时

她又像一簇爬藤在微风中晃动，她的上空

星光明亮，几乎是璀璨。

另一次我又在黑暗中，经过同一个公园，

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面上，双手摊开在地面上，

呆呆地望着那几乎是璀璨的明亮的星光。

我知道他一定又是因为爱情，一定又是爱得更多的一方，

他的悲伤使他变得很随便，像这样随便地

躺在地面上，不知道脏，不知道冷，

像一个看破生死超越生死的人。

我想，要是他们互相认识，他们将有多少话说呀，

关于他们各自的爱的痛苦和失落。他们将互相支持，

最后互相爱上，结婚、生孩子，过着安稳的小生活，

分享甜蜜的小日子。但是啊，就像阳光斑驳的海面上

千帆竞驶，游鱼飞跃，在他们那美满的日常生活下

压着、埋着的，是他们互相不能给予的

那几乎是璀璨的、超越生死的爱。

相信我，如果你努力逃避悲伤，

努力把愁眉苦脸变成微笑，

读教人如何快乐的书，

使自己更积极，走出阴暗的房子

进入世界，跑步、爬山，

追求事业，买手机，留短发，

有条不紊地烫衣服，看喜剧电影，

开始关心别人的健康，

开始吃素，练瑜伽，练太极，

看心理医生，但仍然，唉

仍然无缘无故地忧郁，

那忧郁就是你的根苗，

你就应该好好地栽培它，

让它结出美丽的忧郁果。

我又躺在灯柱下，

在你平时坐着的地方，

凝望天空，几颗亮星

垂得低低的，几片白云

倒挂着，像要把我抱上去。

附近有几个女孩在黑暗中聊天，

有一个不断地唱歌，唱一首情歌。

后来她边唱边慢慢地移步，

来到我近旁。也许她同情起

这个寂寞的人，想用她的歌声

表示安慰。她不会知道，

不会知道，她发自内心的歌声中

所渴望的那热烈的爱，

那紧紧的拥抱和亲吻，

那从凌晨到黎明的相会

我都拥有过，就在不久前，

就在这里，在这里。

我的命运，你奈我不何。

你打击我一次，就像微风拂过水面，

　因为我已做好了

接受你几十倍打击的准备。你一次次

像大牛踩小草那样践踏我，而我，

像布莱希特说的，很快又挺起来，

下次你经过时还让你吃，然后再长起来。

譬如她，在菜市上碰见一个

态度不好的小贩，跟他吵了一架，

回家的途中一肚子气；

回到家里，她那懒惰的丈夫

又是半躺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

她骂他两句，他回她两句，

她一边洗菜做饭一边生他的气，

而刚才对小贩的气已不知不觉消了；

然后她最疼爱的儿子回家，

她赶快端上饭菜，招呼一家人吃饭，

但儿子关在房里玩电脑游戏，

一叫再叫也不出来，她一肚子怨气

但不敢发作，而刚才对丈夫的气

已不知不觉消了，她一天的能量

就在她睡觉前吞下最后一口

对儿子的怨气之后耗尽。然后

休息一晚，明天她将重新振作，

遭遇新的人事，触发新的情绪。

我常常看见这样一些人，

他们可能是办公室同事，

商店收银员，或茶餐厅顾客，

他们样貌和善，说话温柔，

但也有点儿笨，他们似乎

从未跟人吵过架，他们的目光

从未流露出他们有任何聪明

或过人之处，或有任何

懂得判断别人的能力，

或说过任何尖刻

或有特别见解的话。

他们的存在，仿佛

他们也可以不存在似的，

那么真实，又那么像多余。

你会怀疑，他们有没有

什么人生目标或理想，

或懂得什么叫爱情，

价值、善恶、是非，

你甚至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从不知道什么是人生意义，

或人生有没有意义，

你甚至会怀疑，他们这样活着

到底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他们样貌很普通，

甚至称不上和善，

他们说话也很一般，

甚至称不上温柔，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身上

那股难以言喻的气息。

就是这股气息，这股使他们

从普通变成和善，

从一般变成温柔的气息，

常常使我想起，如果

有一个大智慧的人，

他既不从政，也不经商，

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

也不是宗教家或大学教授，

而是仅仅做一个不用文字

或说话来表达他的智慧的人，

并隐藏在我们中间，那他

可能就是这种人

应该就是这种人，

一定就是这种人。

《诗歌月刊》2018年2月封面

婚姻不是选择，不是像你现在这样

盘算要不要、合不合适、好不好的问题。

无论你有什么决定，最终都不由你决定，

因为你身上还有个命运，你碰上它的机会

远远高于任何其他机会。因为你会变，

而变正是婚姻之门的钥匙

　　　　　　　　　　　系在你腰上。

既然你会变得慢慢或突然爱上一个人，

你又怎么不会慢慢或突然不爱

甚至讨厌和嫌弃一个人呢。

爱只是你的变和另一个人的变的交叉点，

接着你们继续变，要么是同一方向，

而那方向也在变，要么是背道而驰，

要么是别的，不管怎样都一样。

　 但你想想，人类是多么伟大，

可以在千变万变中依然维持着

不管怎样的关系；又是多么可耻，

像我，我已经这样，已经这样

　 忍辱负重三十八年！

（他那副忍辱负重的表情

也一样伟大！）

十二月初，山上树木依然青翠，

一株株在冷风里显得格外坚实和清晰，

偶尔有工人在打扫落叶，更多是落花，

而更高处，繁花在茂叶上簇簇开放，恍若

缤纷而无声的爆竹；下午正徐徐移向黄昏，

浓阴和浓绿重叠，变成斜阳铺展而下的

宽阔缎面的皱褶；众鸟的合唱降为低语，

低语渐渐消失，细枝瑟瑟抖动，

一阵鹰叫撕裂高空的寂静，在山谷里

引起小小的回荡，干扰几乎加剧了

大地的呼吸；远方汽笛鸣响，看不见的客轮

驶入看不见的港湾，而附近山坡上，阳光的缎面

慢慢地收拢，皱褶加深，一条杂草遮掩的小径

朝着山巅盘绕而去……

　　　　　　　　　　我想起你，

不是因为我们已整整五年没见面，

一个多月没通电话——那些热烈而清醒的长谈，

你在夜幕下，我在晨曦里——，也不是因为

这几天朋友们来来去去，总有人

提及你的名字，而是因为刚才

我在山路上遇到一个人，他的背影

酷似你，特别是他那头白发，

他那副倔强而微弯的肩膀。

十二月入夜的城市，做客于

远眺海港的新公寓楼里，

过早白了头发的诗人

　　正缓缓地

讲述他多灾多难的身世。

他的倔强和他的形象

仿佛一头雄狮；他的痛苦

甚至不为他的文字所知，

也不为他的墨水所晓；

唯有温柔的灯光

映出他眼角的苍凉。

他依然感谢上天

终于赋予他智慧，

使他变得宽容和平静。

　　可在那黯淡的角落里，

诗神悄悄叹息：她看见雄狮入笼，

知道这智慧不是为了

让诗人活得更舒坦，而是为了

使他接受前面更大的灾难

和更深的痛苦。

仿佛还要使她清纯谦逊的质地细柔如丝，

使别人唇上话语的轻颤也振荡她的身体。

太阳在西贡的海滩照着，秋风扰乱她粗黑的头发

——散乱是她更合适的发式。

她不用更清纯谦逊细柔了，

就像至善者可以不分善恶。

她已经是小孩：散乱而且容易被扰乱。

像往返的船，从原野那边撩开蒿草而来的阳光。

她的舌。她的大吻。她的

连同海滩、阳光、西贡和晚风的存在。

相爱者就像生下来皮肤里就植了感应器，

天各一方，然后在茫茫人海里互相寻觅，

命运让他们多少次失之交臂，终于迎来了

相认的喜悦和泪水：幸福就是他们的样子；

天和地，我和世界，理想和现实在他们眼中

就像他们在彼此眼中；然后命运又来干预：

他们平静了，也平凡了，最后由一方忍痛

拔掉已变成干扰源的讯号器，从此又天各一方，

在余生中互相回望。幸福变回别人的样子。

牛啊牛，

为什么我总需要吃牛肉

而且恻隐之心不像

吃其他动物那样强烈，

是不是因为跟你一样

我也任劳任怨

而且任人宰割？

别听那些爱评判别人的人，

既然你不能避免与他们为友。

别被他们的小才能吸引，

随便你都能胜过他们。

而如果你追求他们那点小才能，

随便你也会有他们的小成就

并吸引别人，只是又要比他们

小几倍，而且其实不需要才能。

艺术与生活之间

不存在平衡：

你要么以生活为中心，

生活然后死去；

要么以艺术为中心，

并且可能也只是

生活然后死去。

当内心平静变成干扰，

当我又要租房子，开始

小心量入为出（还不是

入不敷出，还不是欠债），

我就想起洞背村。

我突然鄙视起我这份

做了近二十五年的工作，

突然对办公室感到恶心，

对我的坐姿感到滑稽，

当我想起洞背村。

我甚至没兴趣写诗，

没兴趣看书，虽然

我看上去还在工作，

每天还如常上下班，

当我想起洞背村。

我的冲动是如此强烈，

我对我曾经欣赏的街道和行人

是如此冷漠，那偶尔望见的蓝天

甚至开始鄙视我和恶心我，

当我想起洞背村。

我们村口外的绿道入口处

设有一个阻止汽车进入的路障，

最近看守入口的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穿迷彩服，脸色温柔得

使人心软，尤其是当我看他

如此疼爱淘淘：他摸它的头，

和它握手，把脸颊贴近它的脸颊，

跟它说了很多话。当他不在

他那个临时搭起的遮风棚里，

而我们又正好路过的时候，

淘淘总要兴高采烈地跑过去

然后在看不到他的时候

显得很失望，它是懂得深情

并充满深情的，要是你也看见

它在失望之余依然挂着

天真的笑脸的样子。

立春后的沙滩完全荒凉了，

只有一个样貌平平的新娘

在拍婚纱照，使我不忍心

像往常用嘲笑的目光看新娘

那样看她，而且还要祝福她，祝福她

像世间少有但我见过的那样，

在所有同龄的漂亮女人

都在年过四十前后开始枯萎的时候

才焕发光彩，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还有一个——甚至更多——

人人羡慕的出色子女；

在她们，多皱纹和赘肉的同龄女人

终于领悟生命的无常

并开始扪心自问进而开始

撤退和收缩和静止的时候

她才充分享受世俗之美和世界之光

才把一个女人的魅力和能量发挥出来，

像她们，现已年老色衰的同龄女人

当年花枝招展那样

被女人嫉妒，被男人夸赞。

在从黄贝岭至大剧院的地铁车厢里

一个小青年给一个五六十岁的妇人让座

（我只看见他的背影，我是被她那喜庆般的骚动

引起先是对她继而对他的注意的，这时

他已走远，显然是对自己的好行为感到不好意思）。

看得出，那妇人来自农村或有农村背景，

从她的健壮，从她的姿态，尤其是从她的笑声和笑容：

她对着那个小青年的背影连连道谢，

当笑声消失，那个我哪配得上这等礼遇呀

这可是平生第一次享受的特权呵

现在年轻人真有教养啊的笑容

还在她脸上和嘴边扩散着，

并从她整个人向周围扩散着，

一圈圈微波在空气中荡漾……

我每天都提着

一红一蓝两个塑料桶

到村口路边那眼

用塑料管引出来的山泉

打水，每次打完水

我总是习惯性地

想顺手关掉

那个并不存在的

水龙头。

丁路在山下的菜市场

买了两三个带枝叶的柑橘，

过秤时他说是不是应该

把枝叶摘下来，否则会加重。

在把枝叶摘下来，付了款之后，

他转身就走，老板的声音追上来：

“呃，还有两毛钱没找你哪！”

他说：“算了吧，区区两毛。”

我们没有准备

就心血来潮

从绿道拐上那条

后来才知道是通往大岭古

再继续通往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山路。

老孙和老张落在后面，

我和大狗淘淘越爬越有劲

──可能都是既因为新鲜，

又因为好奇，我猜我可能

还急着想知道爬过一个山头之后，

是不是可以下山了，

但总是一个山头后又一个山头。

我们回望我们的山村，

我们远眺无尽的大海

──“都能望到美国了”——

但我们的欣赏和可能的兴奋

都因为天快黑了又没带水

心里又没有地图

对前路毫无把握

而大大降低了。

间歇

阳光灿烂的早晨，

我一边听巴赫的组曲

一边做校对。在从一个音轨

过渡到另一个音轨的间歇

我听到楼上小男孩跟母亲说话的声音

──觉得这是我听到的

最纯粹的音乐。

最近，在通往阳台的门边墙上，

一只泥壶蜂做了一个巢。

由于要回香港两三天，

所以我窗户都关牢了，

但筑巢蜂出入的阳台门

我决定不关：它显然不知道

有人可以左右它的命运，

还每天观察它的动向。

就像人，也有更高的存在

左右他们的命运，只是

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

但不管相不相信，都没人

可以证明。就说蜂跟我吧，

我们已打过照面，但它

显然不把我当一回事，

我知道我可以左右它的命运，

但它不仅可以不相信我能这样，

而且还可以证明我不能这样，

因为我确实不想这样，

也不想证明我能这样。

文/  黄灿然

生于1963年，名字是母亲从邻村一位有学识的人提供的很多个名字里挑选的。

出生地，按当时的称呼，是福建省泉州市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晏田是一个高山里的村子，四面环山，只有16户人家。小时候已能感到生活在半空中，后来回忆起来就更是如此：也即，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下面的世界。

就读五里外的邻村大路脚小学，每天来回四趟。就读十里外小镇上的罗溪中学，寄宿。

1978年尚在高中二年级时，与两位姐姐一同移居香港。在制衣厂当工人。1982年利用工余时间进夜校学英文。1984年春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三个月。 

1984年秋入读暨南大学新闻系。认识当时已毕业但仍在等待毕业分配的上海诗人沈宏菲，并由他介绍加入他创办的红土诗社，开始写诗。诗作于秋天发表在黄震平主编的《红土诗抄》第二期。1985年接手红土诗社和接办《红土诗抄》。认识广州诗人和小说家李苇，受其教益；与中文系诗人陈寅交往频密，切磋诗艺。1985年自印了第一本油印诗集《今天没有诗》，其中一些诗发表于西藏《拉萨晚报》和香港《大拇指》等。1987年出版油印诗集《某种预兆》，里边的诗后来发表于北京《十月》和香港《八方》等杂志。1988年大学毕业，自印诗集《总结生活》（手抄复印）。1989年自印八行诗集《诗六十首》（手抄复印）；写一批十四行诗；译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手抄复印），后来刊登于《南方诗志》。1990年译首批卡瓦菲斯诗，后来发表于陈东东等人主编的《倾向》诗刊；同年任职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至今，工作生活二十年如一日。

我私底下写的诗是很多的，但主要收录在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和新出版的《我的灵魂》。前者收录1987年至1997年的诗，一个特点是某种渐变，包括语言和形式；另一个特点是既注重内心感受，又探索语言形式，有时两者分离，有时两者混杂，总趋势是追求复杂和深度，但似乎是在寻找一个更准确的声音。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确切判断自己的成绩，但有一个感觉却是明显的，即有些诗是自己感到吃惊并知道再也写不出来的，它们都是在某种极佳的“状态”中写的，这极佳有时是指极痛苦或极哀伤或极忧烦；另一些诗，尤其是其中一些字句，则是连看一眼也不敢。不管怎样，长远而言，也即就最终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声音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的灵魂》主要收录1998年至2005年的作品。这是一个较成熟也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无论我自己、朋友或读者都较重视的时期，可以说已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同时也更宽的声音。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情绪性、即兴性、语言挥霍和炫耀被清除出去，转而倾向于客观性和距离感，早期的朴实亦被重新肯定，但这朴实已因阅历和一直以来的语言磨炼而得到加厚和深化。内心感受成为主导，但这内心感受是个人与人人相通的结果，他人即自己，自己即他人。道德、美学、世界观都能够较清晰地表达出来，尽管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的角度看，这表达有时仍是谨慎的，迂回的。但即使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更无顾忌、更自由、更随意，更自信的角度看，我仍对这个时期的节俭、内敛、克制怀着敬意，不是因为我自我恭维，而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诗人——也是一切诗人，推而广之，一切人——的含辛茹苦和谦虚诚实。 

然后是《奇迹集》，它对我而言是奇迹。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它把我原来的一切全部漏掉，却又同时再一颗颗、一粒粒重拾起来。如果说，早期诗是“看山是山”，中期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在语言上，是出了语言。这并不是说它完美了，它恰恰是不要完美了。这不要完美可能带来完美，也可能带来不完美，但都是附带性的，因为完美不是它的准绳或尺度和目标。实际上这是我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我自己对写诗的态度也与此相吻合：以前，总是害怕写不出诗，但《奇迹集》却是诗自己找来。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在这里，声音降为语调。

《奇迹集》之后的《发现集》，是2009年至2014年诗作的结集。《发现集》是一个随机的书名，当然如果你说它充满发现也无不可。首先，调性、题材、形式和处理手法都比较多样化。最明显的是有一些句子超长的诗，那是我所称的“用散文反对散文”的诗，就是说我对一般叙述性或押韵的诗所表达的音乐感都不满意了，自己内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音乐感，它不是一般分行诗可以表达的。换句话说，哪怕是押韵诗，从我那种有着异乎寻常的音乐感的状态来看，都只是散文而已，因此我需要用一种表面上像散文的超长句，来表达这种音乐感。其次是一些也许可称为“与神对话”的诗，通过与神的对话，例如与智慧之神、正义之神、谴责之神、死神的对话，来讨论生命问题、善恶问题、因果报应问题等。最后是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等。还有若干是翻译、改编自外国作家的散文和小说的，例如《桑丘睡眠颂》和《加缪说佛》等。相对来说，《奇迹集》是集中型的，《发现集》是放射型的。我自己觉得《发现集》比《奇迹集》更好，也更多样，一些朋友和读者私底下也这么认为。但这只是就非正式出版的几十首精选的《发现集》而言，完全版虽然已初步整理好，但我自己暂时也无法准确地评估它。

然后是我2014年移居深圳洞背村后写的《洞背集》。我只顾写，它的规模和结构都还在发展中。但有一点似乎比较清楚，就是相对于以前几本诗集都以城市尤其是以香港为背景而言， 《洞背集》将是一部以乡村，尤其是变化中的中国乡村为背景的诗集。

翻译像写作一样也需要一个磨练的过程。我觉得这几年我翻译成熟了，主要是翻译步骤能够做到严密起来，例如反复的校对，而这是需要巨大耐性的，这巨大耐性不是随便能达到的。正因为如此，便发现认真严谨的译者是很少的，于是更感到有责任继续做，而且做得更多，尽管在香港替大陆出版社做翻译，稿费之低只够每天买半包烟，半年严肃翻译的报酬不及一周商业翻译的报酬。这意味着译得愈多就愈穷。而我真的愈来愈穷了，跟朋友吃饭时也不太敢跟他们争买单了。我常常思考佛的一些简单事迹和形象，并发现一些深意。例如佛觉悟之前与觉悟之后的唯一差别，就是觉悟前他一切都是为自己，觉悟后一切都是为别人。我提到佛，是因为我这个领悟是先从翻译中初步获得的。有一天我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的，不是说我贪图安逸，相反，安逸对我毫无吸引力。但我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我何不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定，便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使我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对诗，我也是有一天发现写诗毫无意义，可正是在这毫无意义之中，如果还有能够打动我去写的，那必然是有意义的，于是真诗便来找我了。如果我说我写诗是为别人，会使人觉得狂妄，自己也不太敢相信。但翻译是实实在在需要付出的，实实在在辛苦的，就我而言是实实在在感到是在服务别人的。但同时，如果我没有充沛的精力，又怎样服务别人呢。而这充沛的精力，又——并不奇怪的——恰恰源自翻译本身。我早已学会在翻译中获得平静、专注。就繁重的校对而言，最初是可怕的，但现在它反而成为最大的乐趣，是服务别人的最大回报。对我而言，翻译是简单而有效的修持，是一种活跃的静坐；甚至，它也为我写诗提供最佳条件——我所谓无情绪，如同一湖静水，正是翻译带来的。完成一个翻译任务，离开一会儿翻译，便风吹草动，叶子飘落…… 

译诗对我而言，是像创作那样，有所感而译。我译的是打动我的诗和诗人，尚有不少打动我的诗和诗人是我不敢译或暂时不敢译的，因感到译出来的效果比不上自己受打动的深度。我是在平时广泛阅读中遭遇我所译的诗人和诗，而不是二手的。我说的二手，是指一种普遍的现象：译者译某诗人或某首诗，并不是自己从阅读中发现的，而是先受了别人的译文打动，然后找来原文并参考原译文重译，并试图改善别人的版本。这样译的时候，译者的注意力转向文字的讲究和比较，而完全没有我所称的那种先被打动。即使不是重译别人，而是看了别人译的某诗人而被打动，于是找来那诗人写的其他诗来译，而自己却并未被这些要译的诗打动，也仍属于二手感受。这种翻译我认为意义不大，就像写诗时没有深刻的感受力一样没有意义。相反，即使以前已有很多译本，但译者在读原文时受打动并翻译之，而不去理会已有译本，这也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同样的,即使是转译，如果转译者是被原译打动并转译之，仍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相反，即使从原文翻译，而译者并未被所译的诗打动，仍是第二手感受的翻译。另外，我们鉴别一位译者有没有第一手感受，一个指标是译者是否为我们介绍新的外国诗人并吸引我们，或以前已有人译过，但我们读了没感觉，而这位译者的版本却使我们对那个或那些诗人有了全新认识。

有些朋友出于对我的诗的珍惜，总是明白地或暗示地要我少做翻译，多从事创作，如果不是写诗，也多写些评论。可我写诗和做翻译一直是如影随形的，如果我的诗值得珍惜，那至少也有一部分得归功于翻译——不一定是直接得益于翻译，而是翻译带来的休息（离开诗这个意义上的休息），以及翻译的耐性带来的无形帮助。但我得承认，就评论而言，翻译确实是损害评论的，当然不是说损害评论的质量——绝不——而是做翻译就不能写评论，翻译愈多评论愈少，因为评论需要大量且大块的时间，大约两篇长评论就相当于一部翻译著作的时间。但是，这损害又从何说起呢。我不能说写诗一开始就得益于翻译，因为我写诗是略早于翻译的，但我不能不说写评论一开始就得益于翻译。我一切起步都很慢：差不多二十岁才学英文，二十二岁才写诗，三十多岁才写评论。评论明显得益于我翻译的评论文章。因而，说自己受损于自己受益的，有点像反咬一口。但少写评论并不是为了回报翻译，而纯粹是暂时让位给翻译，也可能是基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考虑，也即我大概只会写两部评论集：一部试笔集，一部成熟集，最多再加上一部余响集。一个可能要写很多诗的诗人是不可能写太多评论的。试笔集便是《必要的角度》。构思中的成熟集，将由一系列长文章构成，大概十五至二十篇，其中也许有五六篇稍短的，篇目最好是不超过一页目录。它应该包括我在诗歌、文学、哲学、人生诸方面的一些长期思考。这部成熟集原打算用五六年来写，但是如今已有十年，却只写出约一半。香港天地图书约我出一本评论集，我便凑合另一些短文和一些并不打算收录在成熟集中的文章，编成《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因此我把它称为半成品。如果可以在五年内完成其他文章，已是万幸。

1998年我经历一次启示式的转变。在1997年完成长诗《游泳池的冥想》之后，又一个阶段结束了。在尚未有新方向时，我写了《中国诗人》的开头四行和《城禁》的开头八行，都没有继续下去。主要是没把握，不如期待中满意。1998年，差不多半年后，我偶然打开电脑档案，突然来了一股气，就把它们完成了。几位朋友看了之后都说好，而且那种反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是一种新东西。这两首诗开启我1998年至2005年的创作。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别人的批评可以不理，但别人的重视不可以不理。 

《奇迹集》的写作是另一次启示，与1998年的转变相似。不过，这一回是由我自己完成的。在写作《奇迹集》之前几个月，差不多是之前一年，有一天我晚饭后到公司附近散步，想到几个句子，回来便匆匆开了一个电脑档案记下来并存起来，后来便忘了。但这首未完成的诗中那个场景却隔一段时间就浮现脑中，只是这些时候常常是在路上或别的什么地方，不能使我立即打开电脑找出那几个句子。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想起这首未完成的诗，便花了十多分钟找出来。但我发现诗是不能修改的，其匆匆记下的散文化长句也是不能修改的，一弄成我平时写诗的句式，便面目全非。于是，我便让它保持原貌，并顺着原来的节奏补了几句。然后，奇迹便发生了，一首接一首地写。我想，如果我不是匆匆记下这首未完成的诗的片断之后便匆匆忘记它，忘记了近一年，而是即刻把它完成，则我肯定会按我当时写诗的方法和句式完成它，把它变成一首很一般的诗，即使写得很好，也只能是我原来风格的延续。后来这首续写的诗虽然不算好，却开创了一种新节奏，并带给我不是一批或一组诗，而是一本全新局面的诗集。但“奇迹”指的并不是这首续写之诗引发的一切，而是指我在那几个月中处于一种“当下”和“全诗”的时刻，仿佛眼帘上一片梦幻的薄膜脱下，那“看山不是山”的薄膜脱下，世界呈现其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