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译

选自米沃什诺顿演说集《诗的见证》

诗歌是节奏的艺术，却基本上不是一种像音乐那样有效的沟通手段。诗歌的语言使它可以参与并主宰“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持续不断的变化”。奥斯卡·米沃什的时间原型是动态的（如同威廉·布莱克的）和历史的运动，它以三联组的面目出现:天真的时期、堕落的时期和恢复天真的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位法国诗人却继续忠于浪漫主义时代，他选择它作为自己的时代：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因为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可能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寻找奥斯卡·米沃什疏离其当代法国氛围的原因。他高度刁钻，贵族气，其生活方式十足像一个后期象征主义者，他不寻求那类可使他赢得盟友的社会方案。与此同时，他不相信诗歌可以不受惩罚地背对公众：

继歌德和拉马丁——那位写“苏格拉底之死”的伟大、非常伟大的拉马丁——之后，诗歌在迷人的德国浪漫主义小诗人的影响下，以及在埃德加·坡、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影响下，遭受了某种贫乏和狭窄，这贫乏和狭窄在潜意识领域把诗歌引向一种无疑是有趣的，有时候甚至是瞩目的寻找，然而这种寻找被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带来的成见所玷污。此外，这种小小的孤独练习，在一千个诗人中的九百九十九个诗人身上带来的结果，不超过某些纯粹的词语发现，这些发现不外乎由词语意料不到的联系构成，并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精神的或灵性的活动。这种不幸的偏移，导致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出现分裂和误解，这分裂和误解持续到现在，并且还会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一位伟大的、受神灵启示的诗人，一位现代荷马、莎士比亚或但丁，他将通过放弃他那微不足道的自我、他那常常是空洞和永远是狭小的自我，加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富生机和更痛苦的劳动大众那最深刻的秘密。

二十世纪诗歌遭受了“贫乏和狭窄”是因为其兴趣局限于“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换句话说，它退出所有人共有的领域，而进入主观主义的封闭圈。我意识到这里的术语陷阱，因为作者显然是反对从个人观念的角度看待客观存在的世界。然而我们大致可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不同意仅仅把诗歌视为“小小的孤独练习”，并要求一首诗应是他所称的内在活动的表达。这里他很可能是指把个人经验普遍化的行为。米沃什因而抨击了现代诗学的一个基本宗旨：它被法国象征主义者们编成法典，并且此后一直在以多种形式重新出现。它是这么一个信条，认为真正的艺术不能为普通人所理解。但那些普通人是谁呢？一整个社会结构都被反映在这样的信条里。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被视为艺术消费者。剩下的就只有中产阶级及其坏品味，这种坏品味也许在东墓园那些墓碑上达到高峰。对波希米亚来说，那个阶级已成为憎恨的对象，他们还将写作视为一种直接针对这个阶级的活动。如果奥斯卡·米沃什提到马拉美是唯美主义的推广者，他也大可提到福楼拜，因为对福楼拜来说，写作的核心正是那个誓要驳斥中产阶级的意志。但福楼拜是在驳斥中产阶级还是在驳斥生活，这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对福楼拜来说，普通人代表了一般的生活，它沉闷如潮虫的生存。自此，艺术与公众分离便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在二十世纪，各种流派和宣言可分成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赚钱花钱者，连同他们对工作的崇拜、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波希米亚，他们的宗教是艺术，他们的道德是否定另一阵营承认的所有价值。某些运动，例如美国的“花孩儿”，代表着波希米亚态度的奇迹般繁殖。在欧洲，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诗人就一直是外人，是反社会的个人，至多也不过是某个亚文化的成员。这便造成“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和误解”的永久化。《关于诗歌的一些话》的作者，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不应被视为呼吁有社会承担的诗歌。不过，他却认为未来属于工人，并认为上层阶级的文化是颓废的。未来那位真正受神灵启示的诗人将超越他那微不足道的自我（用威廉·布莱克的话说，是他那“幽灵自我”），并且与那些精英诗人相反，他将表达那些现正获解放的被践踏的人民无意识的热望。他将穿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富生机和更痛苦的劳动大众那最深刻的秘密”。让我进一步引用奥斯卡·米沃什：

因此，在约一百年间，文人在诗中或在韵文中表达自己的活动，一直是——实际上全部是在追求“纯诗”这一标志下进行的。这两个字流露出那些把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的人的某种有点儿幼稚的先入之见，需要更精确的定义。很不幸，这两个字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淘汰过程，才多多少少变得可辨。如果它们有任何意义，那就是指这样一种诗歌：它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从其领域内清除出去，甚至消灭所有其他艺术分支的方法和倾向可能对诗人产生的影响。因此“纯诗”将是一种自发性的诗歌，并且将是最深刻和最直接的诗歌。不多同时，奥尔特加加塞特写了他那篇著名的《艺术的非人性化》，修道院院长亨利·布雷蒙则于一九二五年在法兰西学院的穹顶下，发表了他关于纯诗的演说，从而把纯诗正典化。他宣称，纯诗包含各种声音的妙不可言的混合，如同神奇的咒文，而不管它们有什么意义。他引用拉辛的一行诗作为纯诗的例子：“弥诺斯和帕西法厄的女儿。”纯诗与试图把绘画从“内容”和从模仿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做法相似。各种艺术分支在这迈向纯粹性的奋斗中竞争，有时取得令人吃惊的效果。如果说音乐可较轻易地走这条路，而绘画则倾向于抽象的话，那么想象戏剧中的“纯动作”就较困难了。然而，纯动作在理论上也被介绍到戏剧里来了，而且也有某种程度的实践，实践者是两个同时创作却不知道彼此存在的怪人：一个是波兰人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一个是法国人安托南·阿尔托。

我的法国堂兄不是那种“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从其领域内清除出去”的诗歌的支持者。毫无疑问，这种诗歌就是纯诗展开的方式，因为即使它使用来自人类心灵中非诗歌活动的概念和意象，它也是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过去的诗人是不“纯”的。就是说，他们没有给诗歌指定一片狭窄的领土，没有把宗教、哲学、科学和政治留给被假设不能分享精英入会仪式的普通人。再次，让我回到奥斯卡·米沃什的论文：在他看来，纯诗无法定义，其意思是某种纯抒情。因此，任何定义它的企图也许都应该放弃：

我们也许听说纯诗虽然表面上难以捉摸但实际上是存在的，因此只要拥有必要的能力就可发现它。我们接着应谦卑地问，那些有贵族精神的人在哪里找到它，以及在哪些作品中找到它；以他们精英的灵魂，他们显然不会像瑙克拉提斯或米利都的脚夫那样陶醉于荷马，像佛罗伦萨工人和威尼斯船夫那样陶醉于但丁，或像伦敦街头的阿拉伯人那样陶醉于莎士比亚。纯诗：它是不是尤利西斯与求婚者们的战斗，埃涅阿斯下冥府，《神曲》、《歌谣和祈祷》、《仲夏夜之梦》、《贝伦尼斯》第五幕和《浮士德》结尾的天堂？它是不是《尤娜路姆》、《蓓蕾尼丝》、《牧神的午后》？或，更直接些，它是不是我们时代的诗歌，那种找不到读者的诗歌，那种“未被承认”的诗歌，那种诸如我们，甚至不读彼此作品的我们无一例外都是的平庸者的诗歌？

作者的思想，要比第一眼看上去的多几分讲究。他挖苦地谈到有贵族精神的人和“精英的灵魂”，但不是因为他所抨击的人拒绝写某种现在可被希腊脚夫、意大利工人或伦敦街头阿拉伯人欣赏的诗歌。很可能没人写得出这种诗歌，因为二十世纪的诗人是天生被孤立的，失去公众，“未被承认”，而人民的伟大灵魂则沉睡着，没意识到它自己，只有在过去的诗歌中才知道它自己。（任何人听过意大利的普通人背诵但丁的诗歌，都知道那古老诗歌的伟大生命力。）至于今天的诗人，他们是“平庸”的，全部都是，包括作者本人，他也对自己宣布严厉的裁决。但至少他没有像那些精英的灵魂那样沦为幻觉的受害者。

这就提出了诗人的焦虑这个问题，这焦虑在他们每次遇到普通人时都会发作：在这类时刻，他们感到自己的高雅，感到他们那种使自己变得难懂的“文化”；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可能成为普通人嘲笑的对象，后者觉得他们的职业是无男子气概的。当他们试图通过“把他们自己降低至他的水平”来迎合他时，结果是不好的，诗歌并不配合这些强迫性的操作。刚才援引的米沃什段落，并不是提出应怎么做的标准；它只是对这现象作出一个诊断。这现象现时依然存在于美国，因为在美国，诗歌作者和读者都来自大学校园。诗人和学生对诗歌的兴趣的扩大，不应掩饰一个事实，即在这一切背后，精英与普通市民之间互相怀着敌意，这种敌意也许自从法国“怀才不遇的诗人”的时代以来就未减弱过。此外，譬如说在美国，诗歌的销量是很低的，这本身即是一个有效的指示器。

《关于诗歌的一些话》写于近半个世纪前。此后的历史事件已证明奥斯卡·米沃什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当灾难降临整个社群，例如纳粹占领波兰，“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便消失了，诗歌变成跟面包一样必不可少。我可以预料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不可以拿诸如战争和抵抗运动这样的特殊情况来做标准。然而在纳粹占领下，波兰地下力量的阶级壁垒开始被打破；这乃是一个进程的开始，该进程后来在波兰共产党统治下加紧了，直到最后另一个社会逐渐形成，也就是全世界所看到的一九八〇年八月波兰工人罢工那种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一本印数十五万册的诗集在几小时内卖光是很常见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也在减弱。在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造反运动，预示了诗人与听众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它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诗人的孤立。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波兰裔美籍著名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生于立陶宛基日达尼，卒于波兰克拉科夫。“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时，曾参加抵抗组织。1951年从波兰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任上出走，从而与波兰政府决裂，开始流亡生涯。1962年起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诗集《冬日之钟》《面向河流》，散文集《拆散的笔记簿》，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小说《伊萨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