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朵渔随笔集《生活在细节中》（花城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秘]塞萨尔·巴列霍

黄灿然  译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把一个男孩捣碎成同样多的鸟儿，

把鸟儿捣碎成一个个小蛋；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瓶油去对抗两瓶醋。

愤怒把一棵树捣碎成一片片叶子， 

把叶子捣碎成大小不同的芽，

把芽捣碎成一条条清晰的沟；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两条河去对抗很多大海。

愤怒把好人捣碎成各种怀疑，

把怀疑捣碎成三个相同的弧，

再把弧捣碎成难以想像的坟墓；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块铁去对抗两把匕首。

愤怒把灵魂捣碎成很多肉体， 

把肉体捣碎成不同的器官， 

再把器官捣碎成八度音的思想；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把烈火去对抗两个火山口。

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生于安第斯山区，父母皆有印第安人血统。一生贫困，且思想激进，曾当过教师和新闻记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往法国，并两次访问苏联。1930年被法国驱逐出境，前往马德里避难，两年后返回法国。1938年4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如他诗中早已预言的：“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 另一位拉美诗人聂鲁达在其《自传》中说：“巴列霍是因饥饿和窒息而死的。如果我们当初把他带回他的秘鲁，让他在秘鲁的大地上呼吸空气，也许他今天还会活着，而且还会在吟诗。”

我对巴列霍的了解相当有限，和他相遇亦颇富戏剧性。2007年的某一天，我在本城的一所大学校园里等人，百无聊赖中，逛进一家名为“鸿鹄”的书店。店面很小，像一间杂货铺，除了一些考研资料和计算机书籍，几乎就没别的了。我进来纯属消磨时光，但没想到就遇见了巴列霍。一共三本，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打折出售，似乎再没人买，就要按垃圾处理了。我仿佛看到了巴列霍那张愁苦的脸，决定买下一本。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读过巴列霍的作品，买下它，是因为我相信黄灿然译的东西不会差。

一读之下，非常喜爱，此为后话。时隔一个多月，我再次转进那家书店，想看看那两本诗集是否已经售出。我的天，其他两本依然安在！我于是又买了一本。我不想全部买下来，我希望给这所大学喜欢诗歌的朋友留下一本。但第三次，我彻底崩溃了——时隔半年之久，那第三本还在，唯一的变化是，折扣又降了一点。

于是，我拥有了三本《巴列霍诗选》，并将其中的一本转赠给远道而来的朋友。说这些有什么意思？这难道不就是诗歌在当下的命运隐喻？我不替巴列霍抱怨，他能来到中国已经相当幸运。当然也不是替自己抱怨，诗歌从来不去寻找他的读者，诗歌与读者的关系，是一种相遇。我相信在十年前，我不会去读巴列霍，必须是在十年后，我们才会在冥冥之中相遇。相遇，是一种心灵之间的契合，一种精神同一高度上的碰撞。被臧克家、徐志摩、毛体诗培养起来的读者，永远不可能接近巴列霍。让最为流行的谬误继续流行吧，光荣属于黑暗中最孤独的痛苦者。我写过一首《父亲和母亲》，结尾是“我想我会两次属于她：一次是出生，/一次是入死。”后来，我在巴列霍的两首诗里读到过几乎类似的表达，这使我吃惊不已。也许，我们是异世的朋友，才会有这传奇般的相遇。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最能体现巴列霍的情绪：愤怒。进一步说：穷人的愤怒。穷人的愤怒能做什么？无非就像“一瓶油去对抗两瓶醋”，“两条河去对抗很多大海”，“一块铁去对抗两把匕首”，“一把烈火去对抗两个火山口”。愤怒的烈焰越燃越高，而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巴列霍深刻质疑了这种“愤怒”，因为愤怒无所成，只会“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把一棵树捣碎成一片片叶子”，“把好人捣碎成各种怀疑”，“把灵魂捣碎成很多肉体，/把肉体捣碎成不同的器官……”只会越来越离散，越来越无力，离信仰越来越远。但是，但是，除了愤怒，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愤怒，唯有愤怒，愤怒是最痛苦的希望，最乐观的绝望。

这就是巴列霍，痛苦，但不放弃希望。巴列霍属于痛苦者中最喷薄的痛苦者，在这个序列里，有一批伟大的名字：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波德莱尔、维尔伦、兰波、策兰……巴列霍的痛苦与众不同，他痛苦得毫无顾忌，痛苦得急不择言，痛苦得如火山般喷发。他是一座痛苦的活火山，他“拥有一把烈火去对抗两个火山口”。一座痛苦的火山是不必在意火山口的位置和形状的，他只是喷发。巴列霍的诗就是这样，仿佛一股强大的盲目的激情，向人间控诉，向世界呼告，向上帝吁求。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评价巴列霍说：“他的诗歌，没有防御，无限地富于人性，合理的愤怒，一年比一年坚固，一年比一年不可替代、无可匹敌、令人心碎、经典。”这真是一个行家，每一个词都是中肯的。

感谢巴列霍的中文译者黄灿然，他经由英语的跳板，将火山般的巴列霍带到了中文世界。虽然说“诗是不可译的”，连巴列霍也承认这一点，但我还是要说，黄灿然的汉译简直精彩至极。巴列霍曾说，诗最重要的是“语调”，其次才是它所表达的意思。而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所能够保留的只是次要的“意思”，诗歌的“语调”则很难传神表达。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诗一旦被翻译，就成了一首新的诗”。如此一来，“只有那些用思想写作而不是用语言写作、把生活的文字或文章写入诗而不是寻找生活的色调或心的节奏的诗人的诗才可以翻译”。巴列霍本人不是一个“用思想写作”的诗人，他以情感的触角写诗，以激情的、驳杂的、奔突的、火山般的情绪写诗，在他眼中，诗是“生活的色调，生活的祷文”。如此一来，将巴列霍迻译进汉语中来如何可能？黄灿然的做法是，尽可能多地参阅各种译本，尽可能地“接近”。尽管不是直接由巴列霍的母语翻译，但经由英语转译而来的巴列霍在汉语中成功复活了。读读这些漂亮的汉语，你能最清晰地感受到那些英文译者所做出的评价是如此精妙。我相信，即使汉语中的巴列霍已经被翻译成了“一首新的诗”，那也是一首同样伟大的“新诗”。

巴列霍的很多作品异常晦涩，尤其是当你字斟句酌、尝试“细读”时。这一方面也许在于多次迻译所造成的层累的误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巴列霍急不择口、喷薄而出的言说方式。“要么激烈，要么什么都没有”（勃莱）。勃莱对比了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巴列霍这两种类型的写作，同样是晦涩难懂，但史蒂文斯“在其诗歌中创造了一种哲学上的宁静”，而巴列霍则属于“感官的、预言的、深情的、狂野的”。你不能到巴列霍的诗篇中寻找清晰和宁静，同样的，当愤怒或痛苦进入诗中，史蒂文斯也会变得“瞠目结舌”或“陷入陈词滥调”。最主要的一点，是巴列霍那种超现实主义的语法规则，他不在意是否有人能够听懂他，他不与人在语法上交流。诗人是一座火山，词语只是火山灰，重要的是一颗伟大的滚烫的心灵，是随积压与蕴育所产生的无穷的创造力、破坏力。他干脆声明，“语法，作为诗歌方面的集体规则，它缺乏存在的理由。”一个诗人存在的标志，就在于他是否创建了属于他个人的语法、句法和书写规则，因为，“艺术家的价值愈是个体的，其作品也愈是世界的和集体的”。

如此一来，诗人与读者间的交流岂不变得更为艰难？如果没有交流，其价值又如何体现？巴列霍认为，这样做不会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会限制诗的社会的和世界的价值，而只会把诗的价值推向无限。因为诗人的作用并非显现于一时一事，他也可能显现于几个世纪之后。诗人是“预言家”，他在发表自己的预言时，使用的是一种“含混的和说不清的、却是生动的和可靠的方式”，在人们心中暗示“人类的生气蓬勃的未来及其无限的可能性”。过于明确和果断的“预言”是风格粗糙的预言，是一种“对廉价的巫术的认真的调查”，因而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伟大的预言家则“创造感觉的星云、含糊的原生质”，以及“对社会正义和幸福遭到破坏的忧虑”。

一个预言式的、颠覆语法规则的、痛苦愤怒而又信仰虔诚的巴列霍，必然是一个喷薄的、赤裸的、毫无防御而又深奥晦涩的巴列霍。正如他的英译者克内普夫勒所说，“他既是诗人中最直接的，又是最隔绝的”，因为，“这个人总是对某个不能回答的人说话”。这一点，译者黄灿然感受同样深刻：“……即使是这些最深奥的诗，也依然是激动人心的。这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晦涩，一种原始森林般狂野的超现实主义”。当然，一个制造了个人语法规则的诗人，不被众人接受也在所难免。当拉美文学被整个世界所注视的时刻，巴列霍正在巴黎街头挨饿。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