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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龙江到海南到深圳到北京,叶美的生活轨迹并不复杂,然而变化中的生活却在诗歌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叶美一直是一名忠实于生活又听命于语言的诗人。不出意外,在诗集《周年》之后,诗集《塞壬史》呈现了一个在对生活的领悟和对语言的开掘上完成了别样进展的叶美。“人的伟大在于不断地创造生活。再创造赋予他的东西。铸造他所经受的东西。”(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在《周年》中,温和、节制、平缓的语调被一种稍显急切、密集、迅疾的语调所取代。这体现了叶美由于敏感于经受的东西而具有的创造力。她曾在《尘世》一诗中写道:
在海口,岁月在降生。
我必须每天起床一次,洗漱,
必须每天走在去菜场的路上。
[……]
你说,这是尘世,要有人静静地守护,
吵闹声中有神圣的静谧。
“尘世”在这里是清晰、切近、静谧甚至神圣的,然而终究是无历史的。或者说,对于《周年》时期的叶美而言,历史,即现实,即当下,即从当下垂直跃升的过程,此时此地的完满并不需要过去没完成的记忆来平衡。“现在时间汹涌着,一切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看见。”(《给一若》)“尘世”就是一个通过“看见”而结晶的循环,在循环中,叶美凝视现实并提炼现实,让它获得绝对性、完成性和整体性。“当我写,无人能够重生。”(《周年》)然而到了《塞壬史》中的《戏剧·伊俄卡斯忒》一诗,“尘世”变得面目不清,语义混沌、不稳定、充满裂隙,缠绕着记忆的负担,历史进入了未完成状态:
每当拉伊厄斯的愚蠢唤醒内地平原的歌声
伊俄卡斯忒就应该在尘世操练音韵的罗盘
什么是“音韵的罗盘”,叶美真的相信,音韵/诗可以借由罗盘就能够指明方向吗?在《塞壬史》中,我们能见到的是一个犹疑、零乱、争辩的罗盘,一个充满了绝望和不可能性因而失去了方向的罗盘。《周年》时期的叶美相信诗歌可以矫正生活的晦涩与浑浊,从而进入清晰的生活之河流,诗中的主体是坚定的自我与他人,一个平静的自我凝注着呈现在她面前的他人,自我也可以顺其自然地转变成一个被审视的人:“她”。此时的自我是单数的,即使在“我们”之中,自我依然是单数的,因为自我与他人之间并未构成争辩关系。然而在《塞壬史》这首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追问、争辩的自我,一个试图加入到复数行列中的自我:
友人,我们站成塞壬了吗
充满河流的女性历史
在借失调的比例传说两性时
友人,表演其实与现实相比低于很多倍
突如其来的“友人”两次出现在这节诗中,构成了一种敞开的声音,这声音试图突破自我,侵入他人,试图援引他人而悬置自我。“友人”的召唤声中,可以隐约听到,叶美试图构建出一个不再信任、不再平静、充满拒绝的自我的声音,浸润在这个声音中的自我与他人“一同止步于‘不是’的岔路口”(《塞壬史》)。“友人”的声音里既携带着邀请,也含蕴着抗拒般的质疑:“我们站成塞壬了吗”?那么,谁才是“我们”?仅仅是《周年》中的“我”与“他”的联合吗?在“充满河流的女性历史”这一行语法奇特的诗句中,大致可以感觉到叶美的一次努力,将对尘世的撤离转换成对“女性历史”的加入,加入到一个复数的、河流般丰盈的女性主体的序列中。在叶美新近构筑的诗学中,这样一个女性序列拥有一个共同的困境:对于她们而言,“人,终究不过是爱的剩余。”(《丁香》)
然而,自我的复数化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诗学努力?《塞壬史》中的另一个句子似乎透露了些许答案:“哪怕是分离,在寻你们,寻我的目光中,如果交代出千座高原。”叶美在新的诗歌实践中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历史深处、未被当下生活所消化的“目光”,它在寻找“你们”,寻找“我”。所以,“加入”起源于召唤,同时透露出了精神运作的被迫性。在《塞壬史》中,由于生存体悟的剧变,叶美是被迫加入到一个序列之中。唯有这个“女性历史”的序列,才能回答她的“尘世”的陷落和崩解,安慰由于突然到来的解体而出现的自我质疑,收拢自我和现实解体后零落的碎片。她体验到了身份认同的迫切性,这是她之前并不愿意自觉跃入的诗学旋涡。
在危机的深处,语言抵达了边界处,历史的束缚已不成问题。然而突入历史,却意外遭遇了存在的困境,于是现实和历史都被撕裂成一团辩驳、咒怨、暧昧的迷雾,这大概是叶美这本《塞壬史》最令人疑惑不安之处。
这是“写作之夜”的到来,“在写作的夜,作品的意图达到了临界点,开始表现得像它的反面,也就是言语纯粹的被动状态。”(朗西埃,《马拉美:塞壬的政治》)《塞壬史》中的语辞是碎裂、惶惑、充满摩擦的,如果其中潜藏着政治性,那么就是与写作之夜所匹配的存在困境中人与人的不安邂逅,就像《威严时刻》的开头所揭示的:
曙色里的京城,把我从现实隔开
或许我应该满足一种凝神的静美
谁,谁不是在追寻惶恐的遇见和交错呢
又如在《艰难时代》中,她提到了一种“悬殊的爱”,无独有偶,这里的人称依然是萦绕着悔罪性质的“我们”,正是这个“我们”让叶美的诗歌具备了刺痛人心的勇气,解构和辩护的勇气:
全在于我们身上一种悬殊的爱
不匹配这个时代,
你看,即使夏日浓烈的罪掀开了暧昧
值得注意的是“不匹配”这个短语中的否定语气,与外部世界构成了一种抗辩的关系,致使诗中的“我们”急速偏移、置换了《周年》中的“我们”,那个“我们”承载过静谧的甜蜜与幸福,比如叶美曾在《醒来》中写道:
醒来,清晨已临近夜晚,
室内挤满正午阳光的最后一抹余温灰烬,
我们受庇于它的阴翳。
如今,“我们”演进为对他人的拒绝而退入同构性的复数群体。“我们”拢集了塞壬们的幽灵,那些在历史的河流中沉淹浮现的惊恐的幽灵们:伽拉忒娅、伊俄卡斯忒、安提戈涅、佩尔塞福涅,在当下,她们则化身为“小妇人”、“女精神病患者”和“弃妇”,她们凝视着眼下的支离破碎、充满暴力的“尘世”,对它实施着义无反顾的、持续熵增的复仇。《艰难时代》中的“你”也随之成为了一个虚无的、匿名的、充溢着暧昧的未知数,由“阴翳”而变形为“阴影”。当超越性的光转变成了“浓烈的罪”,诗歌就不得不面对历史的崩溃,甚至“时间的自我粉碎”,《艰难时代》的结尾是这样的:
请谁原谅呢,就历史而言
我们所陷入的崩溃
还不及时间的自我粉碎,阉割
那些努力落入中产的人,危机四伏的人
也必定渴望间距与独特话语的莲花池
“请谁原谅呢”?无人。正是在智性的洞察和词语的表征都失去效用的时刻,正是“危机四伏的人”渴望间距和独特话语的时刻,生活才显现出逼真甚至残忍的面目。
那么,叶美完成的诗学转变,恰恰就是获得了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谓的“历史感”。只是这种历史感不仅仅是个人成长意义上与世界的遭遇,而被叶美扩展为对他人的指瑕、对现实的熔裁、对物色的质疑、对幽暗的隐括。说到底,不安的语言呈现出的清晰或混沌无关紧要,关键是,它起源于对存在之晦暗的洞悉。正是这样的洞悉,让叶美告别了在海南岛上所构织的逸静诗学。那一片澄明的大海突然蜕变为滞沌的泥淖:
大海在物事的阵痛中,已是一片
激不起路尘的池塘,脱弃椭圆唯美的自身
(《达官营》)
“告别”的姿态在《塞壬史》中是醒目的。整本诗集既有着结束一切的决绝,又有着对复数的女性主体的辩护。更为炫目的是,叶美开始在诗中悬置了爱,让爱的力量停顿下来:“我必须挣脱以爱为名的精神纽带/独自行走于世,祝福生命曾交托我的。”(《告别》)随后她侧身进入历史的裂隙,为沉默的被压抑者而抗辩。于是,在《戏剧·塞壬》出现了被取走的声音:
从皮肤中喷涌
道歉,今天没有被听到,将永恒失效
即使他们拿走翠鸟的声音,都应该
像塞壬,微笑经不起歌唱的男人们
[……]
当代诗的政治,的确是就是沉默的政治。当代诗的伦理,的确就是不可能的伦理。正如卡夫卡在《塞壬的沉默》这篇小说中所揭示的,塞壬有着比歌声更为可怕的武器:沉默。叶美的《塞壬史》里的词语的撞击、搏斗和撕扯大概都是腾起于沉默的深渊。唯有探听过沉默的罗盘才能真正在无方向的方向中继续操练为世界赋形的力量。《六月二十四日,宋庄》末尾两行诗透露了叶美寄寓于历史、声音、行动、拯救的全部希望和绝望:
既然我们的求祈爬进了历史的耳朵
就让我们中断移动中沉默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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