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演说家？幽默大师？诗人或者散文家？教授、语文教师或者“文学教练”？我与孙绍振先生的交往业已超过三十年，迄今仍然无法确认他的文化身份。我忘了如何结识孙绍振先生。他的大名如雷贯耳，各种逸事充斥坊间，还没有见面仿佛已经相识多时。我更愿意表示的感想是，这种人物结识之后就不会再被忘记。

熟悉孙绍振先生的人多半读过那篇雄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犀利，雄辩，大胆，率性，富有挑战性。论文的后半部分不再分段，一气呵成。有呼风唤雨之势，无瞻前顾后之意，这种理论姿态当时相当罕见。如今，这篇论文制造的理论漩涡已经戏剧性地成为当代诗歌史的一个典故。然而，至少有相当一段时间，孙绍振先生遇到了不少麻烦。有趣的是，他似乎没有接受“教训”——孙绍振先生直率的语言风格一如既往。这种语言风格不仅显现于书面文字，而且显现于课堂和寓所的客厅里。孙绍振先生的周围没有多少分量相当的思想对手，他的自信很少遭遇有力的挑战。因此，他的辩才往往所向披靡，长驱直入。

我曾经在他的客厅里听到一个奇特观点：孙绍振先生承认自己的阅读量远不如一些渊博的学术前辈，但是，他自称拥有一个特殊的长处：尽可能将贮存的知识转换为真正的思想。孙绍振先生使用了一个经济学的比喻：持续不懈的存款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将这些存款变为再生产的资本。夸耀无书不读的人比比皆是，孙绍振先生的“自我表扬”启迪的是他人。

尽管《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刺眼地赞颂了所谓的“自我”，但是，孙绍振先生的观念源于古典人道主义。事实上，孙绍振先生的理论半径并未超出古典范畴。他曾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精力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且一定程度地远溯黑格尔和康德。孙绍振先生对于20世纪之后的西方文论敬而远之。英美的“新批评”让他相当反感，孙绍振先生曾经撰文批评“新批评”的不足。在他看来，“新批评”的诸多命题似是而非。孙绍振先生没有对现象学或者存在主义表示特殊的兴趣，也未曾真正卷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性或者“文化研究”这些全球性的时髦话题。他在私下曾经半开玩笑地说，阅读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论著作胸部会发痛。他宁可转向中国古典诗学。这一段时间，他浸淫于那些诗话词话，试图从古人的见解之中发掘种种文学的秘密。孙绍振先生与陈一琴教授合著《聚讼诗话词话》一书。陈一琴教授围绕某些诗学命题选辑和组织诗话、词话的相关论述，孙绍振先生负责理论评述。人们可以从众多的旁征博引之中察觉孙绍振先生的理论地平线：审美。如何写出一首好诗？如何领悟一首诗的妙处？这是孙绍振先生注视的主要问题。中国古典诗学背后的儒家思想或者道家思想并非他的聚焦领域，孙绍振先生毫不客气地将那些“宗经征圣”的迂腐之论抛到一边去。

孙绍振先生曾经反复表示，他所关注的理论重点是，哪些命题有助于解释文学文本？对于各种“言不及义”的观点，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蔑视。许多时候，孙绍振先生几乎固执地坚持这个鉴定标准，他始终用怀疑的眼神打量那些对于文学文本无能为力的抽象思辨。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这个区域存在如此之多成功与失败的奥秘，理论家怎么能坐视不管？。理论源于实践的总结，继而再度投入指导实践——这种想象公式似乎证明，脱离这个循环的文学理论不会赢得多大的前途。

也许，现存的理论资源并未给孙绍振先生提供多少帮助。他没有耐心持续地等待，干脆自己动手拆卸各种文学文本，并且很快发现了一批规律。孙绍振先生如此分解文本：“文本由表层意象、中层意脉和深层文学形式的审美规范构成，其奥秘在千百年的创作实践中积淀。一般读者一望而知的只能是表层，教师、论者的使命乃是率领读者解读其中层和深层密码。”（1）破译文本的深层密码显然是他的雄心壮志。从“逼真不等于生活”、“细节共同体”、“让人物跃出常轨”、“心口误差的对话”、“性格的外在标志与内在逻辑”到“变异”、“审智”、“无理而妙”、“形象的三维结构”，一批孙氏命题逐陆续问世。显而易见，这些命题凝结了一个理论家的睿智与独到的发现。

尽管如此，孙绍振先生钟情于“文学教练”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所谓的“教练”相对的是“评论员”。“最好的理论应该是表现了理论家自己，又能给作家具体的帮助，这好像体育理论。体育运动当然应该有体育评论员，对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加以评论，不同的评论员有不同的选择。但光有评论员还不够，还得有教练员，最大的功勋不属于评论郎平的评论员，而属于培养了郎平的教练员。最好的评论员起码应该是一个称职的教练员”。“最好的评论员不应该为自己只会评论而不会当教练而自豪。”（2）孙绍振先生看来，“评论员”仅仅满足于品头论足，臧否人物，无法提供具体的战术指导；“教练”的职责不是夸夸其谈，而是告诉运动员怎么办。这是一种更为负责的态度。自命为“文学教练”与其说好为人师，不如说展示理论的实用效能。作家时常不无轻蔑地提到理论：那些满天飞的大概念又有什么用？这些理论既不能帮助构思一个精彩的故事结局，甚至也不能帮助搜索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动词。这时，孙绍振先生挺身而出。他向作家发出了邀请：为什么不试试孙氏命题的效力？坊间传说，孙绍振先生的课程得到了许多作家的好评，包括大名鼎鼎的莫言。

毫无疑问，人们没有理由鄙薄“文学教练”。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就这个问题解释几句。相对地说，“文学教练”的名声与威望远逊于体育教练。体育教练不仅负责技术动作的指导，而且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制定每一场赛事的战略构思。可是，“文学教练”无法涉足后续的几个环节。如果说，一场体育赛事的对手仅仅是若干遵循共同游戏规则的运动员——他们拥有高度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追求，那么，作家的对手是整个世界。宏大的宇宙，幽微的内心，甚至渺不可及的“无物之阵”，文学必须与整个世界搏斗。这种主题远远超出了“文学教练”可能承担的范围。事实上，每一个杰出的作家都是孤独者。他们不得不独自探索，自言自语。“文学教练”可以告诉作家，苏东坡如何写月亮，曹雪芹如何写人物对话，巴尔扎克如何塑造一个吝啬鬼，卡夫卡如何把一个城堡写得如同无法靠近的迷宫，然而，由于文学如此热衷于创新，过往的成功未必能延伸至未来。对于重量级的前沿作家说来，规范或许恰恰构成了障碍。这些天资出众的特殊人物往往迅速地跨越技术性的初级阶段，他们的真正问题是如何与世界对话。这时，作家的身边不再保留教练的位置——没有人还能通知他们该怎么做。

尽管孙绍振先生还在另一些场合表示，他的文本分析聚焦于“创作论”范畴，我更乐于将“文学教练”视为一个隐喻。我宁可将孙绍振先生的工作领域想象得宽泛一些——分析文学文本的审美意义。许多人已经发现，孙绍振先生的文本解读十分精到。为什么一部作品如此动人，甚至令人如痴如醉？孙绍振先生擅长从文本内部的复杂构造之间查找各种微妙的原因。这并非典型的结构主义式分析，而是描述文学形式与审美心理的互相呼应。于是，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开始显现某种规律。孙氏命题具有清晰的内在程序，文学的神秘面纱不知不觉地逐渐掀开，直觉、灵感或者妙手偶得实际上有章可循。在我看来，孙氏命题对于文学教育课程的意义超过了指导作家。

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审美主义卫士，孙绍振先生才思敏捷，目光如炬，同时大义凛然，以至于我几乎不忍心表示若干微小的异议。事实上，我高度评价孙氏命题——我想补充的仅仅是，文学理论的辖区可能远远伸展到审美范畴之外。那些绕开了文学文本而另有所图的文学理论命题并非一文不值。这些文学理论多半具有哲学的性格，而且，它们的数量可能超过了文学文本审美意义的评论。

人类知识的整体发展史显现了实践与理论的循环规律，然而，各个学科的具体情况远为复杂。文学理论不仅源于文学实践，另一些学科的介入同时带来了重大的转折。20世纪以来，社会历史分析、语言哲学、精神分析学、诠释学先后进驻文学理论，酿成若干著名的学派，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这些学科开启的不同视角展示了考察的不同维面——种种结论的意义可能逾越文学文本乃至审美的范畴。文学可能是社会历史的镜像，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某种无意识的症候，同时，文学也可能证明了某种语言的深层结构。这些学派的研究模式远未完善，新的视角可能同时带来新的盲区，尽管如此，人们至少可以察觉一个倾向：文学理论并非单向的研究，而是展现出发散性的活跃姿态。超出了审美范畴是不是意味了抛弃审美？这个问题隐含了某些有争议的节点，譬如何谓审美以及审美的标准设置。我认可这种观念：审美乃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功能。然而，审美的意义并非制造一个超然的精神空间，而是包含了激进的政治文化锋芒。因此，审美不是一个单质的事件，文学文本的构成远非这个事件的全部。

对于文学理论说来，不再将“文本”或者“审美”作为唯一目标或许意味了一种解放。如果仅仅涉及“审美”主题，人们的大部分话题只能围绕经典作品展开。经典作品扮演的是众多文本的楷模。然而，不计其数的文学文本——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可能隐藏了形形色色的主题。犹如数量庞大的档案，文学理论可以对这些不无芜杂的资料进行多种加工处理：文化人类学的，结构主义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等等。没有理由低估理论的胃口。人们甚至可以想象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学或者植物学。这时，文本的审美价值可能仅仅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审美范畴之外另一些有趣的、甚至重大的话题可能悄然浮现。理论的想象力很快就会放弃“文本”的自足性——正如一个理论家所言：可以“聚焦那些远比文本更小或者更大的问题，而非仅仅只关注那些与文本相关的技巧、主题、比喻或者流派、体制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本身就消失了。”（3）

古典诗词如何描写花卉？文学之中的机械意象构成了何种谱系？现实主义文学之中的兵器与武侠小说之中的兵器存在哪些重大差异？这是一些比文本更小的问题。相反，另一些著名的命题或者概念对于个别文学文本犹如太大的帽子，例如“诗言志”、“温柔敦厚”的“诗教”，或者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些命题或者概念形容的是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整体特征——这种特征只能在众多文本的汇聚之中显现出来，表明的是文学整体与世界相持的方式。考察多民族文学如何构成世界文学体系的时候，某些理论家甚至大胆地倡导“二手阅读”——放弃文学文本的直接阅读，仅仅在他人的简述之中获取文学作品的概貌，从而省略众多具体的细节而换取一个宏大的视野：“世界文学产生之后，我们的‘雄心壮志’也在增长。而现在，这种雄心壮志要与我们和文本之间的距离形成正比：越是想把世界文学变成一个研究的对象，离那些文本的距离就应该越远。”（4）可以看到，他们的意图是从纷杂的世界文学整体图像内部发现不平等的权力机制，发现隐蔽的民族文化压迫乃至殖民的印记。进一步详细地谈论这些问题可能涉及众多复杂的争辩，我只能简明地表述一个观点：无法处理“文本”和“审美”决非文学理论的优点；同时，处理“文本”和“审美”之外的主题亦非文学理论的缺陷。

也许，这些理论动向并未对孙绍振先生构成思想诱惑。各种激进文化曾经长期包围这一代理论家，以至于他们不无倦怠之意。这时，审美主题如同沁人心脾的乐曲，审美的魔力很快征服了那些饱受创伤的内心。与其重复各种火药味十足的观念，不如将文学拯救出弥漫的硝烟，展示令人迷醉的另一面。不过，对于孙绍振先生说来，原创的乐趣也许是另一个重要的潜在原因。人们可以在“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论述背后发现无数平庸的重复与相互模仿。可见的范围内，陈陈相因的理论淹没了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许多理论家轻松地复述尼采、德里达或者福柯，但是，他们对一个真实的文学文本束手无策，或者只能毫无创意地人云亦云。至少在目前，擅长并且愿意从事文本“细读”的理论家寥寥无几，孙绍振先生是这个阵营之中明星一般的人物。缺乏现成的范本恰恰为独抒己见提供了空间，孙氏命题的相当一部分源于文本分析的独特归纳，众多案例的实战分析极具启示意义。孙绍振先生在文本内部纵横驰骤，屡有斩获，他所赢得的成就必须同时追溯至某种个人原因——这是一个拒绝盲从和不甘平庸的性格。

注释：

（1）孙绍振：《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上海，上海教育社2012年版，扉页

（2）孙绍振：《文学创作论-出版后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07页

（3）【美】弗朗哥·莫雷蒂：《世界文学猜想》，刘渊译，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4）同上

  （本文刊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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