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札记，选自诗人臧棣的诗话集《诗道鳟燕》，他“以无数分散的个人洞悉，将诗的秘密格言化”（赵卡），为各个层面的读者带来启发。

写作习惯

我喜欢早上写东西。因为在早上，写作触及的精力中有一种清新的东西。我也会随身带一些碎纸，或小笔记本，随时记下我的感受。有的诗人讲究写作环境，但我在火车上也能写诗。我对写作和体力之间的关系比较敏感。体力不及，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陷入阴郁。如果可能，我总是早起写作。

习惯和诗的质量或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但保持良好的写作习惯，会让一个人从诗的写作中体会一些生命中最基本的乐趣。最好能从写作的习惯中再培养一点仪式感。隐秘的仪式感对诗的写作的帮助是很奇妙的。

诗和小众

从历史的角度看，从今天的标准看，诗既是小众，也是大众。按兰波的直觉，每个人都是诗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蕴含着天生的诗意冲动。诗，怎么可能仅仅是“小众”呢？目前流行的诗歌文化里，有一种极其庸俗的现代性，就是按数量，按人数的多少来确定诗的价值。这也是我们的诗歌文化中最糟粕的东西。严格地讲，诗的价值，诗的意义，不取决于大众站在哪一边。其实，从小众或大众的角度，看待诗与人之间丰富的关系本身，就很成问题。弄不好的话，往往堕落成一种文学的内耗。从诗与生命的关系的角度看，我更倾向于使用“少数”的概念。诗，只能是少数。这意味着，诗是珍贵的，诗秘密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存情境中。少数，意味着我们必须参与到诗的抵抗中，才能领略生命的真相。同时，这意味着诗必须参与到我们的觉醒，诗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成它的伟大。

诗：一个可能的角色

假如以人生为尺度，诗涉及一种终生的自我教育。诗触及的生命秘密和生存洞察，是别的教育方式所无法替代的。面对白纸，或空白的屏幕，你开始写诗，就意味着你正接近最本质的生存真相：你可以通过诗的语言重塑你的生命。其实，告诉年轻人这个真相，就足够了。

诗和时尚

通常人们会觉得，诗和时尚是对立的。时尚，偏于流行、高蹈、虚幻、展示性，背后潜伏着不可告人的物质的欲望。这些，仿佛和诗的天性格格不入。

但我这样想，诗的存在，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有一种仪式性的东西夹带在里面。诗是一种仪式。时尚，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仪式。而且，我觉得诗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塑造一种生命的观看。时尚的背后也许存在很多暧昧的支撑，但我觉得，在造就生命的观看方面，两者应该有相同之处。

诗和生活

诗可以定义生活，生活也能定义诗，但我的建议是，我们最好不要轻易动用这两种可以相互定义的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诗和生活保持一种关系。这样，对诗来说，写作的空间会更大，更深邃。我最基本的想法就是，生活和诗歌，是人的存在的两张面孔。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它们是生命共同体的正反两面。诗意地生活，应是人的存在的基本面目。按布罗茨基的直觉：诗定义了生活的意义。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放弃基本的场合感。比如，在倒垃圾的时候，心里也要背诵一首诗。我主张按空间感来理解两者之间的世俗关系。比如，在生活中，你需要尽到一些责任：买菜、做饭、挣钱、养家。而诗，它布置的是我们和自我的关系。大多时候，我们和自我的关系是隐秘的、安静的、不愿受打扰的。仅此而已。

诗需要生活的程度，似乎怎么说都会过分。但反过来看，生活需要诗的迫切性，则不是那么容易辨识的。想要达成文学上的共识，更是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文学境况里，一旦谈及诗和生活的关系，有问题的，需要检讨的，似乎总是诗。而在另一边，生活则永远是正确的，是高高在上于诗的。这种情形，通常意味着一种政治对文学的规训。就精力而言，年轻人永远都比年老者有更多的生活，但是就阅历而言，特别地就给予意义的能力而言，年长的人似乎有资格对年轻人说他们缺少生活。其实，这只是一种告诫。我想说的是，这种告诫如果缺乏善意和神秘，它很快就会堕落为世上最无耻的东西。我就不进行理论上的论辩了。但我可以从文学史的事例来演示一下。比如，相对兰波揭示的东西，如果按巴尔扎克的方式去机械地衡量，就属于典型的“没有生活”。这也是近百年来我们的诗歌批评经常在做的事。又比如，济慈写的东西，或者济慈所展示的诗歌想象力的方式，按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也可以轻易地被贴上“没有生活”的标签。事实上，济慈活着的时候，伦敦文学圈的某些聪明的货色就是这么指责他的。惠特曼活着的时候，相对于当时文学与生活之间的标准关联，惠特曼展示的“生活”也是极其暧昧的，也只有小部分是“合格的”。所以，“没有生活”是一个极其暧昧的权力话语，除非我们能及时并且有效地确认其中的善意。又比如，艾米丽·狄金森，按我们诗歌场域里现实主义对“生活”的规定，那么，狄金森的诗所反映的“生活”也可能是极其狭隘的：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诗人，她又可能有什么生活呢？

看过了太多的例子，我以为我们自然就会明白诗和生活的关系，绝不是一句“有没有生活”能涵盖得了。不过，就诗的责任而言，我倾向于赞成我们对诗人的“生活特性和症候”的追问。我觉得，作为一个用语言创造的人，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可以不理会来自外部的拷问或指控，但我们确实需要在诗人的内部建立起这样一种自省的领域。人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指控诗人写的东西缺少生活，而诗人也可以找出更多的甚至更强悍的理由反击此类指控。但是，既然身为诗人，我们必须意识到，对我们所写的东西保持一种压力，是有必要的。因为就创造力而言，我们的写作也许对得起天赋，但真要说对得起内容，还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诗人选择题材的自由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反映论对诗歌的限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诗和现实的关联，存在着多元性。但从文学实践层面上看，批评的惯性、阅读的惯性依然存在。人们依然习惯按诗人对题材的选择来辨别诗人对现实的态度。比如，一个诗人如果写的是偏重体验的诗，多半会被贴上远离现实的标签。甚至，还多半会被别有用心地指控成“逃避现实，放弃诗歌的社会责任”。我有时会感到强烈的悲哀感，当代诗人写出了那么多出色的东西，却硬要被一个偏狭的文学评判机制把它们统统押解到所谓的现实框架里来寻求解释，这是一种多么落后的状况。人们对诗歌的基本需求，难道不是企望诗歌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救出来？难道在这一点上，我搞错了？

英国当红诗人西蒙·阿米蒂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写诗的目的就是为了拒绝现实。我猜想，如果当代汉语诗人也这么讲，立刻会被视为一种公开的挑衅，然后随即被贴上“犬儒”的标签，被诗歌道德的唾沫淹死。

诗和时代

从衰落的角度谈诗歌和时代的关联，陷阱也很多。比如，从大的观感讲，诗歌在现代确实不如在古代受重视。诗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主角。但是，请记住，诗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也从不是配角。这也是诗很了不起的地方。诗的式微，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我的观感是，假如从文学的角度讲，诗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式微可言。和宗教的式微相比，诗的式微，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还是要有点幽默感。换句话说，诗的式微，其实是一个文学的故事。一个人对诗歌的感情，真从起源的角度去追溯的话，很复杂，也很隐秘，它源于生命的自我表达的欲求。所以，从根本上讲，它也许会受到“诗的式微”的影响，但和生命的表达欲求相比，它毕竟是属于情绪上的东西。

任何时代，都有喧嚣的一面。所以，我的总体态度是，对诗的写作而言，时代只是一种背景现象。一种类似薪柴的魔幻添加物。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解决时代的问题。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我不否认，文学作品有可能在很深刻的层次上解决时代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文学智慧的话，最好把这些看成是特例。

写作的冲动也不源于时代。对诗人的写作而言，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理想的。所以，我不建议我们在诗歌写作中过多地考虑时代的因素。假如按叔本华的尺度，喧哗的时代，比起人生的永恒的烦恼来，很可能还有积极的一面呢。

我个人还是更愿意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看待安静的写作和喧嚣的时代之间的矛盾。首先，我觉得，应尽量别把这种矛盾道德化，特别是不要把这种矛盾引入到一种心理主义的死胡同中。诗人和时代的冲突，诗和时代的抵牾，是诗的命运的一部分。没必要过度纠结。在我看来，诗人和时代的关系，最终只能在文学史场域中获得一种勉强的解释。诗人和时代的关系，并不是诗人最该解决的关系。

诗和散文

某种意义上，我不太赞同诗和散文在对待语言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就文学的表达而言，从原型意义上讲，文学意义上的散文语言很可能是从诗的语言中分化出来的。比如，这个线索可能在西方的文学发展中就很突出。所以，诗歌和散文在语言上有不同，但我个人觉得，不宜把这个不同想得太绝对。诗歌和散文的关系，在某些文学史时段中，可能区别很显著，给人以泾渭分明之感。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反思的警醒：就是这种情形很可能是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的特殊的语言遭遇。另一方面，在另一些文学史时段里，诗歌和散文在语言上的差异，又可能显得很模糊。比如，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语言情形，从大的方面来说，从文学语言的历史性的角度看，诗和散文的语言的界限就处于剧烈而微妙的互相僭越阶段。小说，曾搞过诗化小说，比如里尔克《布里格纪事》。诗，也曾实践过散文诗。从现代的趋势上讲，诗和小说，都受益于文学向日常语言的开放。相对而言，小说在这方面获益最多。诗，在这方面其实也大有可为；但我们对诗的偏见太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可能性。

（节选自《诗道鳟燕》，标题为编者所加）

诗道鳟燕封面

臧棣， 1964年4月生在北京。198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出版诗集有《燕园纪事》《风吹草动》《新鲜的荆棘》《宇宙是扁的》《空城计》《未名湖》《慧根丛书》《小挽歌丛书》《红叶的速度》《骑手和豆浆》《必要的天使》《仙鹤丛书》（英文诗集）《就地神游》《慧根丛书》（英文诗集）《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年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1979-2005中国十大先锋诗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第三届“珠江国际诗歌节大奖”，“当代十大新锐诗人”，“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诗人”，首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年度诗人奖”，首届苏曼殊诗歌奖。2015星星诗刊年度诗人奖。首届鲁能山海天诗歌节大奖。扬子江诗学奖，《广西文学》2017年度诗歌奖。第16届天问诗歌奖。2015年5月应邀参加德国柏林诗歌节。2016年参加德国不莱梅诗歌节。2017年5月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2017年10月美国普林斯顿诗歌节。